左右翼人士想要什么样的改革
来源: 微信“新世纪评论” 原标题:中国改革：两种解释，两种前途 作者: 萧武，青年学者，甘肃庆阳人，现居上海。著有《甘阳的文化政治》等。 2008年以来的五年里，国内对中国道路的谈论很多。新左翼的一些人都参加了这场讨论，也发表了许多看法。于是在有些人看来，新左翼国家主义化了，和保守主义合流了，甚至成了国家主义者乃至国家社会主义者。
这个转变真的存在吗?我们来看看事实是什么。
这当然基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年的长期高速增长，以致今天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在走向第一的路上。这是一个已经发生了的事实，除了某些极端主义者，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何解释这个过程?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很多。最早的解释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较低，这是中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但这种解释无法回答的问题是，东南亚、拉美、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同样存在这种优势，为何没有成功?
2008年以后，随着用工荒和劳动力价格开始上升等现象出现，这种解释逐步失去说服力。主流媒体和经济学家们开始给我们另一种解释：因为市场化改革，从社会主义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接轨，私营企业的发展和国有企业从一些领域逐步退出等等，诸如此类。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自由主义者的解释。
这种解释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前苏联和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进行了这样的转轨并且更为彻底，为何并未取得中国改革的成就，反而陷入了长期的衰落、混乱乃至战乱?
于是有人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而那些地区失败，是因为中国的比较优势，比如中国的教育普及程度较高、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等等。而这些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遗产。
姚洋，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同时担任《经济学季刊》主编、Agricultural Economics副主编、World Development 副主编以及《世界经济文汇》、China Economic Journal和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ves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2015年4月22日，当选2015年度长江学者。 比如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就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遵循了华盛顿共识，但是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但中国改革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在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但是仍然构建了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进行了基本的能力建设，者就使得中国的社会相对平等，不存在能够左右政府决策的利益集团，因此，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才能有选择地采纳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又可能拉大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
这种解释当然就等于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但至少看上去比其它解释更有说服力。
正如前人说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追述当然不只是为了追怀前人，而是为了确定未来的航向。通俗地说，搞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如何走过来的，是为了搞清楚我们将要走向何方，怎样走过去。同样，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解释权的争夺，同时也意味着对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
按照主流媒体和经济学家们的解释，中国既然是这样走过来的，那么当然就要继续这么走下去，才能得到更大的成功。那么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既然市场化改革和华盛顿共识是成功的主要原因，当然就要继续这样走下去，比如现有的土地、国企都要进行私有化改革。不少人则干脆直接甩出底牌，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无法推动了。
在他们看来，中国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不改革，走向崩溃，要么继续改革，走向彻底的资本主义。我们想要哪种前途?如果两者都不想要，那么想要的是什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被认为是新左翼的人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道路的解释和对未来的展望。比如汪晖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他的看法，主要的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独特的主权性格，也就是说，中国并不完全受制于全球资本主义，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起点相对公平;教育普及，中国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国家在改革中的角色。
汪晖(1959年10月-)，江苏扬州人，中国大陆著名学者，被认为是“新左派”(中国当下语境意义)领袖。1966年入扬州市西门街小学，1971年入扬州市鲁迅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1976至1977年间，先后当过一年半的临时工和徒工。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该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至2007年担任《读书》杂志主编，在其任内，《读书》依然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 当然，他也强调，这些条件也在随着改革的推进而发生变化。
但是很显然，他在对中国道路的解释中更多地注重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并不只是为了补充主流媒体和经济学家的解释，而是重申社会主义经验的重要性，正是这些独特的经验才使中国的发展存在着不同于主流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而且，他也并没有忘记批评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措施导致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贫富分化、地区发展差距、利益分化等等，都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不能完全用改革还不彻底来解释。他还着重地提到过中国国家自主能力的衰退，即利益集团干预决策的情况也已经在中国开始出现，国家也不再能够像以往那样，发现改革中出现了问题就能够迅速纠正，国家在许多领域的干预正在失去效力。
这样的讨论是不是就是在与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合流呢?当然不是。
这种对中国道路的讨论和解释与主流媒体和经济学家完全不同，而是对后者的批判，对未来的期望也完全不同。它期待的是官方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一句宣传口号，而是能够落到实处，既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又能够仍然保持并发扬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汪晖甚至提出，中国的发展不仅能够惠及中国人，也能够改变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周边国家、亚非拉国家也从中获益。
从最低限度说，新左翼对中国道路的讨论也是为了阻止中国更进一步滑向资本主义，彻底失去其社会主义的元素，对中国崛起的讨论也始终不是鼓吹由中国来取代美国的国际霸权地位，而是希望中国的崛起能够改变目前存在的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怎么能是国家主义呢?
我们经常批评自由派，其实自由派对中国一些问题的批判并非全无道理，至少提出的问题是对的。但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解释框架形成于1990年代，而那个时期正是所谓“改革阵痛”的时期，社会矛盾较多。但如果能够理性、客观地观察近十年来的中国就会发现，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那套解释方式已经失去了其解释力，已经完全沦为一套条件反射式的顺口溜，从而失去了活力。这不就是刻舟求剑的寓言吗?
同样，左翼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无论新老左翼，都有一些人沉湎于一些在过去形成的理论教条，无视现实和历史条件的变化，总是把用形成于某个特定时期的解释框架当成万能灵药，来解释一切问题，任何试图打破这种框架来思考问题的努力，都会被当成离经叛道。这也就是左翼之所以会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里一败涂地、对年轻人完全失去吸引力的原因。难道今天还要重演“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又复哀之”的历史吗？
无论对左翼来说，还是对右翼来说，只有具备了起码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才能不断地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思想体系和对现实的解释框架，保持对现实发言的能力，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永远都只能是历史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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