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百年来的沉痛教训——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祭
来源：萧竹博客作者：萧竹 原标题：萧竹：十月革命百年来的沉痛教训——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祭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在此，谨向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新时代的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百年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上演着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战争年代传承下来的革命理想和阶级斗争精神的统领下，能够在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甚至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运动和经济建设推向高潮;而在和平执政的安逸环境下，往往都淡化革命精神，放松思想改造，官僚主义渐盛，自觉不自觉地推行以发展生产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市场化改革的经济主义路线，从而导致在前期创造的较高社会生产力(很多国家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西方国家二三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效益滑坡，社会主义运动逐渐陷入了极端低潮——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改向，社会主义阵营毁灭……
苏东剧变刚刚爆发，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西方精英，就得意忘形地依据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现象鼓吹起“共产主义失败论”和“历史终结论”(指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宪政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时间，西风烈烈，似乎东风不再。然而有趣的是，抛出“历史终结论”才20多年，福山却又发表了一篇《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的文章(英国《展望杂志》2017年1月号)，他坦承：“西方的经济失败”;“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美国可能“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云云。这说明，福山恐怕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并不会终结于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而是还要向前发展。另外，李民骐等合著的《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则提出了“资本的终结，一个时代正在落幕”的论断。还有，“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也正在从准智能化生产力蓬勃发展的角度，向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发起了愈益强烈的战略进逼……。看来，西风凄凄会有时，不信东风唤不回!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往往片面地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然而，同样是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为什么在生产力很低的起点上，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能够在较大程度上适应公有制经济基础、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走向高潮?而为什么在生产力大大发展了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反而异化出对公有制经济基础痛下杀手的占主导地位的势力?这说明，认为生产力无条件地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无条件地决定上层建筑，从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必须以发展生产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主义理论路线，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追根究底，社会主义演变衰败的主要原因，并非出于生产力，也不是出于公有制经济基础(并不否认公有制生产关系和计划经济体制尚处于朴素状态，必须进行真正的改革完善)，而是出于思想政治上层建筑领域。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以后，它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与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是自发适应的，所以，它可以通过宪政民主法治的资产阶级专政手段，保障其制度的正常运行。
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前无古人的公有制，需要有公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维护，它才能够正常运行。然而人们头脑中的私有思想文化观念，却是自发地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地瓦解着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要改变这一顽强颓势，必须基本保持公有思想文化观念的领导地位，而这是主要依靠普选和法治的工具性手段根本办不到的，只有依靠长期的社会性自觉的思想政治阶级斗争，才有可能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严重的问题是持续建设基本适应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公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也就是必须以无产阶级政治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目;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剥夺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地位!
也可以说。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通过自觉的阶级斗争进行两次夺权：第一次夺权，主要是通过暴力的阶级斗争夺取国家的行政统治权，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尚不完善的上层建筑;第二次夺权，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包括政治运动)，斗私批修，改造思想，持续夺取和建设公有思想文化的领导权，以不断建设能够基本适应公有制经济基础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在这一不进则退的阶级势力较量中，法治只是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的一个工具——脱离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制衡下的所谓“法治”，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可以说，第一次夺权，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即《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两个彻底决裂”中的同传统的私有制实行彻底决裂的开始;而第二次夺权，则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万里长征——也就是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整个过程。很显然，第二次夺权比第一次夺权要艰难得多。然而，不搞第二次夺权，资本主义复辟的自发颓势就不可逆转。
迄今为止，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发展了三个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阶段，主要是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解决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构建问题。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阶段，则主要是通过创立帝国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解决了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不足，上述两个阶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尚不能明确说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毛泽东主义阶段，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基本解决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基本完善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毛泽东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需要。
由于历史的局限，百年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除掉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27年以外，绝大多数国家尚未摸索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真理性道路(朝鲜能够坚持到现在，实属难能可贵)，而是普遍性地呈现着左倾教条主义、尤其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占据主导地位的特点，这是首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尚处于幼稚童年的基本标志。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2版第一卷第241页 )理论差之毫厘，实践可能谬之千里。实践的差错，说明理论的不成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长期陷入极端低潮的沉痛教训，就在于犯了颠覆性的理论和实践错误：
(一)犯了形而上学机械唯物史观的错误。
社会历史观可以分为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两个对立的派别。唯心史观又可以分为客观唯心史观和主观唯心史观两派。唯物史观也可以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是辩证唯物史观，这是马恩列毛的真理性唯物史观;另一派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史观，这是谬误的唯物史观。
辩证唯物史观的真髓应该是：以世界统一的生产力大系统为基础，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挥着基础性决定作用;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上层建筑(尤其是思想政治路线)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则发挥着正向的或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即通常表达的“反作用”)，两种决定作用交互影响、辩证运动，缺一不可。(举个不尽贴切的例子，如同人的身躯对大脑发挥着基础性决定作用，而大脑对身躯则发挥着健康的或病态的统帅性决定作用一样。)
然而，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往往片面地理解“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实际上认为“反作用”并不具有任何决定性作用，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这就把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无条件化、宗教化了，陷入了唯生产力论的歧途，看起来貌似“很马列”，实际上犯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史观和精英主义的主观唯心史观的二元论的理论错误。而这种二元论历史观，正是修正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市场化改革路线的哲学根源。(详见《萧竹：应该保卫什么样的历史唯物论?)
(二)犯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歪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
机械唯物史观，只见物质，不见精神;只见经济形态的阶级，不见意识形态的阶级，再加上精英主义的主观唯心臆断，就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经济形态的剥削阶级被消灭了，剥削阶级就完全消灭了，阶级斗争就熄灭了;或者认为，阶级斗争还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是，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就形成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广义的)错误观念。在此观念的误导和官僚阶层阶级立场的决定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只能被臆断为非阶级性矛盾，例如，改开时代的中国就将其定性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纯粹经济矛盾——问题是，只有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绝对消灭了私心，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在阶级社会中，能绝对消灭私有观念吗)。
其实，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属于阶级社会，仍然存在着“私有观念社会场”， 仍然自发存在着不断滋长官僚资产阶级的顽强趋势。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是阶级矛盾。严酷的社会现实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在辩证唯物史观看来，“阶级”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而是一个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灵魂的辩证概念。列宁曾经从经济形态上定义过阶级概念，这是必要的奠基性工作。但是，由于列宁去世过早，当时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践还不充分，故列宁尚未从思想政治形态的角度上揭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现象的辩证特点。而毛主席则不然，他依据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的阶级概念观。例如，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指出：“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 这就是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虽然“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被基本消灭了，但是，“思想政治形态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其政治势力)还存在着，并严重地毒害着干部和群众的灵魂(正如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列宁在米黑尔索那工厂的演讲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尸首在我们心里头腐烂着，它把毒气传染给我们大家，它在发散着臭气!”)。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借助于官僚权力、资产阶级性质的路线政策、资产阶级法权和雇佣劳动小生产等，造成了从量变到质变地滋长经济形态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顽强趋势。这种趋势，表现的就是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全方位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只要稍一放松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官僚资产阶级就一定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看看市场化改革后的苏联、东欧和中国，在二三十年之内，就完成或超越了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的阶级分化历程。面对如此严酷的社会现实，如果还认为阶级矛盾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改革开放后何以会出现如此疯狂的阶级分化现象?如果计划经济时代根本就不存在以“思想政治形态的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剥削阶级，人人都是共产主义思想，何以会突然冒出打着“改革开放”和“先富带后富”旗号、鲸吞公有财富的“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
(三)犯了以发展生产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错误。
从辩证唯物史观和社会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观出发，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执政时期，仍然必须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偏重于意识形态的阶级较量)的基本路线。
而从机械唯物史观和社会主要矛盾是非阶级性矛盾观出发，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执政时期，就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推行以发展生产为纲(在中国则规范地表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
诚然，人类要生存要消费，经济建设就应该是任何社会都必须抓紧的工作。但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任何阶级的政权都是以本阶级的政治统帅经济建设。无产阶级政权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其题中应有之义，就是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来说，就是一条淡化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放松思想改造和公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建设的经济主义发展路线;而对于官僚和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盾牌的突出官僚资产阶级政治的管理路线。这条路线，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金钱至上，GDP第一”的资产阶级私有价值观管理公有经济，致使计划经济陷入衰退，又“倒逼”推行市场化改革，从而在实际上发挥着自我颠覆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功能。(详见《萧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拷问》)
在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在毛主席实际上已经处于二线的党的八大上，就已经初露端倪(邓小平在1980年的理论务虚会上说：“56年八大的路线……也就是我和少奇同志代表的路线”)，幸而被毛主席及时纠正于萌芽状态，否则，恐怕早就“中国剧变”了!可惜的是，毛主席离世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二代核心就全面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路线，重新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错误路线和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开放。从此，“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好像真的犯了什么大逆不道的错误似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主动迎战资产阶级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全方位上对社会主义的腐蚀进攻。树欲静而风不止，资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迎战，这有什么亏理的?怎么就“极左”了?(当然，在执行过程中因受干扰所犯的“左”倾错误，是应该纠正的) 其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质上不就是以经济建设为盾牌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吗?历史上，有哪个阶级的政权不推行本阶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四)犯了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根本方向性错误。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社会主义生产本质上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当然，计划经济必须以市场调节为辅，商品交换时必须遵循价值规律。但是，必须严格限制市场关系的消极作用，不搞劳动力商品化是底线)。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则是追逐资本利润的最大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价值的生产(必须以劳动力商品化为基础)。
而以发展生产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主义管理路线，它在经济领域追逐的也是利润的最大化，这就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对计划经济的管理必然走上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如，分田单干，承包经营，过度扩大自由市场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等等)，并且必然倒退到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阶段。而为了温水煮青蛙式资改的需要，其顶层设计者必须给市场经济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其借口是：市场经济是没有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中性经济手段，可以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事实上，市场经济并非中性经济手段，而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使按照西化经济学为市场经济所下的掩盖其阶级性的定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范围内)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来分析，市场经济也仍然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为，要实现在社会范围内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就必须实现劳动力商品化，也就是雇佣劳动社会化;而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主人不能自己雇佣自己，不能自己剥削自己的剩余价值;要实现劳动力商品化，就必须实现劳动者的雇佣化，也就是必须在社会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当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社会范围内占据了主体地位的时候，市场经济也就基本建成了。可问题是，一个私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本质上还是社会主义吗?市场化改革的残酷现实是，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搞了N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也没有在世界上哪怕留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悲的是，这些国家只要还挂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牌子，就不停地高喊“继续深化改革”，直到改得亡党亡国了，就再也不提改革了!
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于商品经济时期，所以，计划经济必须遵循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必须以市场调节为辅(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搞比较纯粹的计划经济，是新生社会主义容易犯的“左”倾错误)。但是，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市场调节，并不等于必须照搬市场经济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利用计划调节，并不等于搞计划经济制度一样。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都是没有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中性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却不是中性经济手段，而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而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经济必然走向衰落;而搞市场调节走过了头，无底线地解放思想，连劳动力都敢商品化，变成了搞市场经济，就必然在自我颠覆社会主义的同时，往往被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霸权体系扭曲成为新殖民主义性质的经济体。例如，“中美国”和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剧变前后所形成的，就是这种性质的经济体。
社会主义国家在利用市场关系的问题上，正如列宁所说的：“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57页)，更不用说无底线地“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了!
实事求是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大的经济理论谎言和颠覆性的经济理论错误!(详见《萧竹：悲催的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
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是放松共产党领导的休克激进式市场化改革路线，在短期内就造成了亡党亡国的宪政民主动乱和大国被肢解。这是双管齐下迅速致死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
而中国推行的则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温和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路线，从党的十四大迄今，已经25年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仍然还在。
对此，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是：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是正确的;苏东失败的原因在于放松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式改革是错误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成功的，原因在于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渐进式改革是正确的。然而，这种解释能站得住脚吗?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还有民间毛泽东热的政治氛围)，确实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还存在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国在温和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之后，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占据了绝对主体，阶级分化、两极分化跃居世界前茅，“中美国”畸形体业已形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如今体现在哪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改革，即使按照“邓小平的十个如果”来衡量，算不算失败?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条惯性路线的斜坡冲下去，离恶性通货膨胀、经济金融大危机，宪政民主动乱和国家被肢解的悬崖，还会有多远?
如果说，苏联东欧的市场化改革路线与中国相比确有重要区别的话，那么，铁托的南斯拉夫，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就是与中国相同的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路线。结果，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早就成了最先变质、并于九十年代初就被肢解的国家!可令人扼腕的是，苏东、南斯拉夫刚刚覆辙，二代核心主导的党的十四大，就果断无畏地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即重走南斯拉夫的覆辙之路)!……
应该承认，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温水渐进式市场化资改，确实可以避免快速失败的命运(这是比颟顸的戈尔巴乔夫很聪明的地方)，但是，体制内外若不能有效逆转市场化路线的惯性作用，那自由落体般的最终大结局，将如何避免?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是资本专制经济，市场化就意味着私有化、资本化。市场经济基础决定了对宪政民主上层建筑的天然亲和力(资本在经济上“自由民主”地剥削剩余价值，必然在政治上要求“自由民主”地选择国家的“总经理”即总统——这意味着：资本是主人，官僚是奴仆);相应地，也决定了对一党领导制(意味着：官僚是主人，资本是奴仆)的天然排异力。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和资本势力坐大以后，宪政民主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必然会占据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共产党通过市场化改革培育出来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养虎遗患、自己培养的掘墓人。资本势力羽翼丰满之后，必然会利用经济、政治、文化、舆论的全方位优势，既要共产党的钱又要共产党的权和命;即使加强军警等暴力后盾，运用常规手段也改变不了这一强大趋势。若等到大型国企也混改私有化了，土地也流转私有化了，民心也透支了，在内外勾结的强大资本和霸权势力面前，共产党凭什么实力坚守一党领导制?如果房地产等经济泡沫再一破裂，经济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再进一步恶化，军警将如何维稳?
总之，市场经济是一种强大的“资本文化场”。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必然会把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演化成为资本服务的官僚，即资本人格化的官僚——在内政上，他们必然会向资产阶级妥协靠拢;在外交上，他们必然会向国际霸权资本和霸权国家妥协靠拢。只要推行市场经济的路线坚持不变，无论如何杯水车薪地从严治党，都改变不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最终的命运。共产党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力量，共产党下台，意味着社会动乱和大国被肢解的亡党亡国结局。
(五)犯了忽视甚至否定大众民主政治的致命错误。
如果说，古代的农民起义胜利之后，其领导集团会自然蜕变为封建地主阶级的话，那么，现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在领导集团内，也存在着向官僚主义蜕化的自发趋势。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制衡，干部队伍滋长出官僚资产阶级，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历史的自然逻辑。
而要有效制衡官僚主义的滋长，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斗私批修，有效建设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制衡机制——让人民监督政府，管理经济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官僚资产阶级妖魔化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只是他们忘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过程，也伴随着被封建阶级妖魔化的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如欧洲近代的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等等。】
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但是，只要没有建立起基本的大众民主政治机制，民主集中制就会变成官僚的高度集中或专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也会失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蜕变成实际上的官僚资产阶级政党。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领导，而这样的党绝不是主要依靠普选和法治所能缔造的，而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中形成的。宪政民主政治，只能搞资本主义，搞不了社会主义。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制。然而一党领导制，只有在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正常发展;否则，社会主义必然变质衰败。致命的问题是，执政时期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非常容易丧失。其原因在于一党领导制与其他权力结构相比，存在着需要克服、也能够克服的重大缺陷。
古代封建社会的官僚民主权力结构，虽然没有民权对官权的制衡，但是却有皇权对官权的统制。官僚贪腐起来，可以卖国，可以不顾忌皇家天下的安危，但是皇帝腐化起来，却一般不会卖国，而是会顾及皇家天下的安危。虽然皇权对官权的统制，并不会摆脱历史周期律，但是，对封建国家权力结构的稳定，还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试想，如果戈尔巴乔夫是个皇帝，他会在掌握着强大军队的形势下，就儿戏般地将前苏联解体吗?如果李鸿章是个大清朝皇帝，他会搞“东南互保”和往死里卖国吗?更不用说天朝的某些中堂大人了!
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民主权力结构，也没有民权对官权的真正制衡，但是却有资本专制权和宪政民主权对官权的统制。这个权力结构，虽然也不能摆脱历史周期律(表现为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运动等)，但是，对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稳定，也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又试想，如果戈尔巴乔夫是个美国总统或者控制着美国的金融寡头，他会儿戏般地将美国解体吗?
而官僚资产阶级一党领导制下的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却可以干出在其他权力结构下不敢想、不会干的天大荒唐事!
一党领导制的共产党，只有在大众民权的制衡下，才能形成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才能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大众民主权力结构——这是唯一真正民主的、历史上最好的权力结构。而如果脱离大众民权的制衡，一党领导制就势必会蜕化成官僚社会主义的官僚民主(官僚专制)权力结构——这是一种官权独大的权力结构(既无封建社会的皇权统制、又无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专制权和宪政民主权的统制)，对干部实行排除民权制衡的上级任命制，使干部往往容易变成漠视群众利益、唯上司是从的官僚;而官权独大的官僚，则往往连对社会长期效应有所顾及的皇帝或大资本寡头都不如，而是热衷于追求升迁和聚敛财富的短期效应，活在当下，得乐且乐，哪管日后洪水滔天!并且，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霸权体系的统治下，官僚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处于世界经济分工链条中的末端，这种弱势国家的现实，决定了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往往连爱国主义情操都不具备，而是极易堕落成为内奸卖国势力。
如果说，封建社会的主人是皇帝，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人是垄断资本寡头，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是人民，那么，官僚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无主的社会(指无长期性主人、只有任期为一两届的临时性主政人的社会)——这是以追求短期效应为主的过渡分化态社会，是潜在的主人(资本)与显在的主人(官员)两强相争的社会，在斗争中，群众跟谁走，谁的胜算就大。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共产党一党领导制与民权制衡相结合的大众民主权力结构，这是迄今最先进、真民主的权力结构。而共产党一党领导制一旦脱离了大众民主政治建设，就必然会蜕化成官僚社会主义的官僚民主权力结构，这是迄今最落后、最短命的权力结构。市场经济，自发排异搞公有制的共产党，也自发排异搞私有制的一党领导制，一句话，排异共产党一党领导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共产党坚守搞市场经济，就一定不能长期执政，就必然会亡于市场经济。要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要么坚持市场经济，水与火不能共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六)最大的教训——没有建立起基本适应公有制经济基础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
综上所述，在首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由于历史的局限，绝大多数国家，在理论上基本背离了马列毛主义的真理轨道，在实践上自觉不自觉地推行了一条经济主义的基本路线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导致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上，没有通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建立起基本适应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公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从而使上层建筑中异化出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越来越强大的瓦解公有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量——这是十月革命百年来的最沉痛的教训。
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都没有建立起基本完善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夭折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极端低潮，也就成了复辟与反复辟斗争链条上的历史必然环节。只有回归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复兴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能告别幼年的朴素阶段，进入成年的自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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