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的“企业家”与魏明伦的“我要为女人翻案”
来源：红歌会网作者：道一人一个时期来“企业家”一词不时的从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口中蹦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意识”、“企业家权利”。起先还误以为学术使然，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标记;此刻俨然企业家代言人。
中国社团文化不发达，不像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教育联合工会”、“产业工会联盟”等，某些利益争执不下时，一些宗旨和利益相似相近的社团又联合成一个更大的社团以对阵利益敌对方。甚至我们电影上经常看到的“黑社会”，他们中许多其实也披着合法社团的外衣，至少形式上。他们较多潜藏在“建筑业”等苦力低端行业――旧中国老上海的三轮车轮渡码头等行业较多为杜月生黄锦荣等黑社会控制，也是这个道理。总之中国社团文化不发达，然而事物又是不断发展的。比如西方观念逐步东渐，比如业态更趋细化复杂，利益格局也呈多元化，比如社会政治逐步宽松，比如……。这些形形式式都为社团及其所依的利益觉醒提供了条件，比如“企业家群体”就算一个吧。
有社团及其所依的明确利益，那就必定会有代言人，那也本属正常。依照社团理论，代言人可以是本集团利益内部人，可以是集团聘请的外部人员，主要是指各类专业服务人员――比如律师，可以是利益联盟形式的代言人――比如某喉舌媒体与某利益集团的利益共同体;按照西方理论这类都是合法的，非法的代言人比如公务员群体等。当然除了合法与非法代言外，还有更多介于两可灰色之间――比如机构(大学院校，研究机构等各种形式)。
然而中国一切都在起步，官商学依旧不分。什么是合法代言人?什么是非法代言人?什么是灰色两可间?什么是介于法律与道德间?这些需要实践中提升为理论然后制定法律，看来还有路程。另外我们过去又习惯于“一元化”思维，造就培养了许多伪圣徒假道人，这给辨识带来诸多困惑。
张维迎是谁?
这个曾经的“体制内红人”，今天他是集团利益内部人?集团聘请的外部专业人员?利益联盟的媒体喉舌代表?专家学术人员?全都象又都不象。你看他言辞切切，情意诚诚，多么像个独立学者;你再看看他凄凄复戚戚状，一副怨妇腔，不怀疑他内部利益人才怪。
我们这代人对“张维迎”这三个字是再熟悉不过了，这三个字总是引起我们这代人对“价格双轨制”、“减员增效”等名词的关联，也总能联想起一副“得志少儿郎”。时过境迁，这类伤痛渐渐磨平，记忆也慢慢模糊。“张维迎”、“张维迎”、“张维迎”……，他是谁?
有个时期他们为“价格双轨制”、“减员增效”这类术语名词的发明权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我倒觉得可笑。“价格双轨制”、“减员增效”甭说经济学，就连基本的社会常识也不顾。“减员增效”为将一部分人带入天堂却将另一部分人赶入地域，为国家贡献一辈子的人顿失所有――西方国家遣散员工还得履行复杂程序，符合各类法律标准;“价格双轨制”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劫，是最具中国特权社会的特色产物。
张维迎只是他们其中一员，远不是发明人，充其量只是其中一个。张维迎与他们不一样的是：他始终保持高调张扬，而大多数则获取现实功利后躲到幕后。事实上躲到幕后者确实也需要有人冲到台前以遮挡风雨吸引目光――就象地产商们需要任志强一个道理。
我们这个时代正经历巨变，我们中许多人也许能看到某些“结果”。有些人看得远会为将来留条退路，有些则5岁男童那样，任性使然难以自我控制约束，最后必被社会强制。张维迎充其量只是其中一个。他一直处于眩光灯下，被幕后者推着站前台。前期可以原谅少年得志、无知张狂，后期则陷入“自我绑架”难以自拔。身无一技更无思想，却被一下推到顶点极致;尔后命运造化一下跌落，生存法则迫使沿街乞讨却又假装一路布道。
我们是人，实实在在现实中的人，曲折弯路在所难免;然而有些人是“神”，他们永远不会犯错。我们这个无神论国度然而却是众神泛滥，张维迎只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道一人对他始终一贯的看法。我们寻找网络有关他的有限资料，从未看见为他为自己的浅薄而忏悔内疚，倒是耍弄小聪明不断寻找新话题以转移人们对他的影像记忆。一旦外部条件适合就会故伎重演。中国社会远非“市场缺失”而是更深层的问题。前期仰仗先辈创下的基业，后期则“坐吃山空”甚至“寅吃卯粮”，所谓“市场法则”早已失灵。少年得志只能一路到黑。
“企业家”与你何干?
这倒使我想起一个人，今天也许名不经传，昨天也许如雷贯耳――魏明伦。
魏明伦曾经如雷贯耳，三十多年或四十年前，一心一意“要为女人翻案”的他身份是戏剧家。创作过《易胆大》、《巴山秀才》、《潘金莲》、《夕照祁山》、《中国公主杜兰朵》，当属《潘金莲》最著名。那时社会两性意识压抑许久，他借《潘金莲》而喊响的“要为女人翻案”着实震动一时。如果仅仅哗众取宠、商业噱头、炒作包装倒也无妨;可从来不屑于与艺人为伍的他始终高举“道德”、“文人”大旗，站在“道德”制高点用《潘金莲》“为女人翻案”。他的诸多社会身份比如“政协委员”之类可能更为他的“道德”制高点提供佐证，比如他认真到了要将“2009年春晚”的《不差钱》以及赵本山告上法庭。然而人们依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们那时年轻，这方面敏感兴趣，记忆特深。
申言“要为天下女人翻案”的他却又不断调侃“女人对我是不公的”。道一人不明白这个“不公”是针对“那片苦心得不到回报”呢?还是生活中的个人际遇?我没读过他的自传，也无法进一步深究。倒是直觉让我对他产生恐惧，女人的直觉更是十环靶心。
张维迎口中的“企业家”与魏明伦口中的“我要为女人翻案”何其相似，我第一时间将两者关联在了一起。女人门纷纷对“我要为女人翻案”的魏明伦避而远之、敬而远之;我想企业家们会否也对张维迎避而远之、敬而远之呢?我的直觉是这样的。
企业家们――这样一个社会高智商群体，如果需要张维迎这样一个得志少儿郎提供“保护”，那么这种“保护”本身也就失去任何意义，那种世界已经颠倒。张维迎没像魏明伦那样说过“企业家们对我是不公的”，我以为那是必然的。
――你板着手指数一下，类似亚布力这样的企业家论坛，有哪几个企业家愿意与他同场，有哪几个企业家愿意与他对话。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哪个企业家愿意成为他的“梯子”？
中国的问题表现在更高准则上，不在市场灵不灵、不在茶叶蛋与原子弹对立、不在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之争、不在企业家权利多与少、不在内行领导还是外行领导、不在年轻“四化”还是老年“五化”，更不在药家鑫杀人是否“弹钢琴的手”引起，而是更高准则上的问题。改革前期大家也许认识不清，那么三十多年过去，付出惨重高昂代价，国人基本取得共识。依然将社会话题聚焦于这类具体琐碎事务，无法实证，周而复始，人们必须怀疑：他们追逐具体功利的动机昭然若揭。
这些“更高准则”比如官商学“三位一体”问题、又如印把子枪杆子话筒子“三子合一”问题――所谓“话筒子”包括诸如“文艺家”、“小说家”、“评论家”、“点评他人家”、“拍电影家”等等不一而足;所谓“枪杆子”比如军中大老虎郭伯雄、徐才厚之类;所谓“印把子”比如动辄“四万亿”、动辄“八万亿”印钞救市，又比如依托国家公权的金融赌博，又比如需要他人甚至子孙偿还的庞氏骗局和传销。
这些更高准则上的问题在中国古代一直存在，进入现代只是与时俱进改换表现形式而已，他的本质依旧，与欧洲“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原则截然迥异。等等这些“更高准则”涉及全体国民利益和未来华人前途，怎么可能由少数几个不负责任的自负精英操纵和把持――他们从来就是拍拍屁股一走了事，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烂摊子留给他人，“意图通过读书获取不菲收益”的个性使然。
当然他们偶尔也会谈论一下更高准则的问题，比如“顶层设计”之类。然而要么万变不离其宗，要么小骂大帮忙。
其实没有、不能也不必强求张维迎们在这类“更高准则”上有所建树，只需他们拿出勇气面对现实、正视失败失误;然而他们恐惧的正是这。他们当初就是怀揣赌博――赌赢了属于自己流芳万世，赌输了公权买单全民陪葬，没有任何的全盘思路，用“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民间俚语指导未来，实践中不断的试错不受法律约束。一轮过去还想继续来一轮，这就是他们的真实心态。没有总体全盘思路，谁会给你无休止的机会，可以关上房门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搞试验。
已经给了他们这么多时间和资源去试验，前辈创下的基业几乎败坏精光，还恬不知耻揽前任之功为己;应该自知自明、有所收敛。对张维迎这位具体的“个人”，完全与他张狂不受约束、不负嘴责的个性有关，与他那个投机年代大量筛选“得志少年”的大背景有关。自知自明者懂得约束，狂狷者一路走到黑，直到彻底撞墙。一个不正常的年代必定要后代加倍偿还，那个大量产出张维迎的时代必定要我们今人加倍偿还。如果我们懂得那段历史，记得那段历史，那么所谓“偿还”还是可以计算的，不能让我们的后代继续付出，不能周而复始在低层次循环下去。
昨天我们讨论了《不必为张维迎与林毅夫之间的“伪争论”选边站》，今天的话题依然这个：中国社会确实正在走向一个未知世界，企业家也好，资本家也好，他们确实需要我们认真看待与研究，左翼同仁们理应积极参与;然而张维迎与林毅夫们意在场外不在场内，永远不可能为社会提供实质话题，他们只是借话题炒作刷存在感，搅局社会，意图将社会话题聚焦于低层次以满足他们的主导。
没有更高准则上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认同，所谓“市场”只是少数人的意淫场所，所谓“企业家权利”只不过又一次寻租邀约，寻找又一个愿意配合的蠢货。这位凄凄复戚戚的“国家脸”无论得志还是失势，屡败屡试，不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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