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中的最大的背锅侠
近日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十分火爆。特别是剧中的李达康书记更是异常火热，被称之为“最大的背锅侠”。然而，剧中这个精心构造的正面人物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像著名独立评论员郭松民就强调，李达康这一类人物只不过是资本家的清道夫而已，这种酷吏比贪官更加可怕。在这里，笔者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李达康这一类人物不仅是酷吏，同样也是贪官。其所作所为称不上背黑锅。如果要是把这一类人当成正面人物，那么国家可就真的危险了。事先声明一点，这部小说笔者是从头到尾看完了的，但是因为电视剧过于冗长，情节过于拖沓，所以笔者仅仅是跳着看了看，所以在这里主要是结合一些小说中的内容谈谈相关的看法。首先说一下剧中对李达康包装之后的设定。此人和妻子长时间分居，孩子在美国。当他发现妻子可能受到丁义珍F·B案的牵连而出事儿的时候，果断地和妻子离了婚。最终，当妻子决定飞往美国陪孩子的时候，检察官侯亮平在他送妻子到机场的路途中逮捕了他的妻子。单单从这个情节的设定来看，我们就不能说李达康是完全无辜的。因为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丁义珍的关系很密切，恰恰是知道了他的妻子很有可能因为丁义珍事件而出事，特别是从下属们的口中听说自己的妻子已经受到了举报，所以才赶紧和妻子离婚，并且赞成妻子出国以便办案人员无从调查。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算是涉嫌包庇了。
在这里，笔者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李达康算不算是裸官呢?小说中一再强调，李达康之所以和妻子离婚，就是不愿意做裸官。如果要是不和妻子离婚的话，妻子与孩子都在国外，李达康就成为了裸官，难以工作。可是，难道李达康仅仅和妻子离婚了，让前妻与孩子在国外一起过，就不算是裸官了吗?或许在法律上不算，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如果要是一些人给李达康在国外的前妻和孩子输送利益，那么和李达康真的没有任何关系吗?再进一步说，如果是中国与美国发生了利益冲突，那么像李达康这种前妻和孩子都在国外的官员，他是会站在中国一边还是会站在美国一边?
当然，小说作者与电视剧编剧周梅森是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不要说是李达康这样正面人物的孩子，甚至是高育良这样F·B分子的孩子，就是其在美国生活的女儿秀秀，也一样是善良和清白的——除了紧急逃亡美国的丁义珍之类中国土地上成长的F·B分子，只要是长期居住在美国的年轻人必然是朝气蓬勃富有理想主义的善良人士。这是周梅森小说中一贯采用的艺术手法。像《至高利益》里边的年轻的正面人物贺家国，就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甚至像《我本英雄》里边儿的林小雅，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的情妇上位，但是仅仅是因为留学过美国，所以仍然看不惯中国的种种F·B现象……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比F·B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更加严重，也就是知识分子和媒体普遍把美国视做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圣地，一个没有F·B的世外桃源。而且这并不是周梅森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近些年来文艺作品中普遍的问题。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相较之其前几部小说来说，《人民的名义》在这个方面虽然总的倾向没有改变，但还是好了很多，还特意刻画了丁义珍在国外的不幸生活。恐怕这也跟近几年来舆论环境的好转有很大的关系。
扯着扯着又扯远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像现实中，李达康为代表的一系列人士，之所以那么重视开发商，甚至不惜以推土机强制扫清障碍。难道真的仅仅是出于一种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的精神信仰吗?在开发的过程中，开发商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难道李达康们就不会从中分得一杯羹么?或许有人说，没有必要，他们只要从中获得政治利益就足够了。可是，为什么这种野蛮的为开发商争取经济利益，而不顾大风厂职工死活的发展方式能够让相关干部从中获得政治利益呢?说到底，还是和开发商们有密切联系的一部分干部能够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所以他们才会这么青睐这种为开发商谋利益的发展方式。这，恰恰是中国当下F·B盛行的重要根源。
比如说，小说中刻画了一个李达康早年为集资修路而逼死人命的情况。在现实当中，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人物原型，这就是昆明原市委书记仇和。其在宿迁任内曾经开创出闻名全国的以私有化和极端市场化为中心的“宿迁模式”。前记者吴飞在2006年到宿迁当地调查时发现，修路的钱，除了扣除财政供养人员工资之外，当地的农民也是每年要交“修路集资款”。一个农民修路摊派会达到每年400元，少的年份也有300多元。村民因为交不起集资款，被打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根据当地的民间艺人传唱的沭阳传鼓，据说这个数目是37人”。 在宿迁，仇和从最初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后来到昆明的时候，仇和又把宿迁的那一套带了过去。当时，仇和也曾经被一些媒体吹捧为清官，但是，人们还是怀疑他极力推动私有化背后的利益输送。最终，2015年仇和受贿案爆发：2008年至2015年，被告人仇和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万余元。
也就是说，李达康为代表的一系列极力为开发商谋利益的干部，不仅仅是郭松民口中的酷吏，同样本身往往也是贪官。即使其中有个别的个体不是贪官，也并不具有代表性，更加不能掩盖他们整个群体实际上较之其他干部往往更加贪婪的实质。总之，这种重视资本而轻视民众的发展方针恰恰是贪官滋生的土壤，更加谈不上什么共同富裕与为人民服务了。因此，电视剧和小说把李达康这种类型的干部作为正面人物的代表来进行塑造，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当下进行的反F·B斗争的。
单就从艺术手法上来说，这部作品对于李达康的刻画也是失败的。小说采取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先是故设悬念，长篇大论的叙述外逃副市长丁义珍和李达康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这种低劣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已经早被读者看烦了，因此看不了几页就可以猜出，李达康其实是一个正面人物。因此，为了进一步设定悬疑性。周梅森用了很长的篇幅描写高育良的心理，即通过当事人的表现猜测李达康给丁义珍通风报信的可能性;
【与会者都是官场中人，见高书记拿起红色保密电话，马上知趣地自动避开。李达康是难以改造的老烟枪，心情又特别压抑，现在正好到对面接待室过把瘾。祁同伟上卫生间。季昌明在办公室与卫生间之间的走廊溜达。陈海挂记着现场情况，趁机走出2号楼打电话……转眼间，偌大的办公室里只剩下了高育良一个人。高育良一边与沙瑞金书记通着电话，一边于不经意间把这些细节记在了脑海中。在以后的日子里，高育良会经常回忆咀嚼当时的情景和细节，琢磨谁是泄密者。的确，这一环节是后来事件演变的关键。】
可是，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小说一个严重的逻辑矛盾，因为和丁义珍关系密切的恰恰是高育良一伙儿人。高育良虽然自己没有给丁义珍通风报信，但是他对自己的门生通风报信应该是心中有数的，而且对于丁义珍的外逃，也应该是感到庆幸的。即使口头上说一些漂亮话，也不可能在心理活动中仍然没有丝毫的反应。这种低劣的逻辑矛盾性质的错误，即使是一个水平很低的网络小说写手也不应该犯，何况周梅森这种“著名作家”呢!显然，这是为了刻意构建李达康的光辉形象而导致的不合理设定。
诸如这样的设定还有不少，作者为了欲扬先抑，用很大的篇幅描述李达康强拆大风厂的情况。事实上，拆迁大风厂的真正获利者主要是赵春来和高育良所支持的山水集团。然而在电视剧之中，赵春来与高育良们并没有对强拆大风厂表现出多么积极和热心，除了祁同伟委婉的提了一句以外，整个拆迁行动都是在李达康的主持下推动的。有经济利益在里面的人并不十分热心，没有经济利益在里边的人却表现的过分的热心。虽然我们可以说有高小琴充当了赵春来F·B集团的代理人也就够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写法还是不太符合常理。何况，李达康做过赵春来的秘书，也和高育良长期一起共事。他不太可能没有听说过高育良和山水集团关系密切的传闻。在这种情况下，他比自己的政治对手更卖力的为山水集团搞拆迁谋利益，就更加不合理了。
当前，和反F·B有关的小说作家群体里，不要说像是曹征路这样的完全被主流媒体遮蔽的左翼作家，即使是像著名的三大主流反腐小说作家陆天明、张平、周梅森里边，也仅仅有周梅森对于李达康式一心一意为资本谋福利的干部特别的青睐。像张平的著名小说《抉择》和陆天明的《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都对这种片面为少数富商谋福利而漠视民众利益的发展方式持一定程度的批判。而周梅森则一贯对于这一类型的干部持肯定态度，诸如《我主沉浮》里的赵安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若单纯论艺术水平来看，陆天明与张平远远高于周梅森，可是近年来媒体的青睐程度来看，周梅森远远高于另外二人。这本身反映出来的问题恐怕也是不应该忽视的。
当本文即将完结的时候，笔者无意间问了一个朋友对这部电视剧的看法。朋友回答道：“电视剧倒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情节太拖沓了。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电视剧都搞得那么拖沓，难道为了插广告赚钱就一点不顾观众的感受吗?就算十年前电视剧还不是这样呢!”
是啊，这种重资本轻民众的发展方式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几乎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罗网，差不多已经扼住了党和国家的咽喉。这恐怕是一个比F·B问题更加严重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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