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三大新任务
本文内容节选自潘维教授的长文《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共产党的四个三十年》，根据潘维教授在北京高校市级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十四讲(2016年12月28日)授课内容修改而成，全文刊于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第117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世界上没有没成本的收益，成就越大，成本就越高。中国如此，美国也如此。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对黑人实行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发明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欺负和掠夺其他国家的人民，是美国为成为伟大国家的代价。如同上一代人，我这代人也经历了难以言状的磨难，挨饿受穷、亲人冤死、企业单位崩溃、个人成长道路上的重大挫折，等等。大家在大学教室里听到过很多中国建设时代的悲惨故事。而且，开放让我们不少大学文科老师粗通西方的政治教条，经常用“民主、法治、市场”三个抽象概念来解释中国建设的挫折，也凭着这几个抽象概念去推理和想象西方国家先进的原因。更有少数老师通过讲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种种挫折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市场机制和物质财富的积聚模糊了不少大学教师的思想和信念。可以说，我们大学里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已经失效。习惯于讲授政治教条的老师们自己对那些教条也越来越怀疑，加上缺乏研究问题的专业能力和与外部世界交流沟通的能力，就有些教员反戈一击成为宣扬西方政治教条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了“培养谁的接班人”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谁在培养接班人”。不仅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连党校“姓什么”都成了问题——习总书记不久前强调，党校“必须姓党”。
但开放导致了个出乎意料的结果。由于财富的快速积累，我国大学生去外国交流的机会迅速增加，几乎一半本科和研究生有机会去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看看，甚至生活一两年。他们比很多文科老师去过的国家多，见识更广。他们知道不同国家发达或不发达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不再相信由“民主、法治、市场”三个抽象概念组成的药方包治百病，包治所有国家在所有时期的病。浮夸遇到现实就显出苍白空虚。
书本上读到并向往的伦敦、纽约、洛杉矶，在基础设施上明显不如上海、深圳、北京。北京中关村二小某学生头上被同学扣了厕纸篓就轰动全国，可美国公立学校门口立着金属探测器是为防止学生们带枪上学。在美国大中型城市晚间出门散步已经不可想象了，有的城市甚至长期实施宵禁，监狱里人满为患，所以自由美国的警察也有使用枪械的自由。兴趣更广泛的学生还会去巴西、印度等欠发达国家，发现那里有比美国激烈得多的竞选，有更多的言论出版自由，也有司法独立和开放的市场经济，却到处都是赤贫和贪污F·B。未曾想，在大学学到的中国六十年“悲惨世界”却反证了“中国奇迹”。有了游历外国的实地经验，尽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度怀疑，想不染上些红色也难，于是有了“粉红”，懂得了海外华人华侨为什么心向祖国。
既然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获得了震惊世界的巨大的成就，为什么我们这代人，包括不少你们的大学文科教师，会有那么多抱怨，为什么向往没有共产党领导的西式政治制度?巨大的成就伴随巨大的成本。抱怨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成功之路太曲折了，代价太沉重了。
开拓向上攀登的路只能是曲折的，天上掉馅饼是小概率事件。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主要困难。终结人类历史的、所谓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无异于“永动机”。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文明的一种，是从脚下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几个聪明人“设计”出来的。好制度导致好结果的判断是标准的历史唯心主义。还有辩证的思维方式告诉我们，解决一个主要矛盾的方法本身会导致一个新的主要矛盾。而“开创新时代”就是开始着手解决新的主要矛盾。中国就是在不断解决新问题中快速进步的。
改革开放前，“患寡”是中国的主要矛盾，缺乏基本的衣食住行保障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挨饿是中国延续千年的老问题了，特别是在农业发展导致人口暴增的年代。我们主要靠市场机制解决了挨饿问题，也解决了日用工业品严重短缺问题。但市场机制逐渐催生了“患不均”这个新的主要矛盾。而今养2亿小孩、送2亿老人的困境不能仅靠市场，更要求比较均等的教育、医疗、退休和住房安排。然而，中国共产党已经面临陷入市场和财富之中的危险，还能否感知平民大众的困苦?
具体地说，改革开放的成就催生了下面三个新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
第一，党的行政化倾向
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三十年市场建设和财富创造事业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可是，在完成这个新任务的半途，党发生了致命的变化。中国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励精图治，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但也再度患上了官僚主义、贪污F·B和党内充斥投机分裂分子的老病，被自己亲手创造的市场和新财富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经济奇迹在规模上远大于台湾经济奇迹，掌握的财富量更远非台湾可比，也面临着被市场和财富埋葬的危险。
当官做老爷，支配大量财富，是常人很难拒绝的诱惑，何况官员们对那巨大财富的创造确实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按期完成一条高速公路建设，省公路局长没时间顾家。为协调资金、规划、拆迁、承包商、工人薪水、还有基层政府和上级政府的种种要求，他每天数次参加酒席，喝到深夜，喝到胃溃疡。自己月薪只有3千元，但每天过手的资金上亿。面对来“打点”的无数承包商和利益相关方，自己可以拒腐蚀过苦日子，但有几人能拒绝自己孩子被“承包”去英美澳留学的诱惑?
而今中共有近9000万党员，几乎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数量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口。然而，普通党员与“党政系统”之间几乎只剩下交党费的关系了。很多大学生入党为“当官”;未能考上公务员而进入私营企业就连党费也不交了，成了“失联党员”。私企为我国每年毕业的600～700万大学生提供了最大的就业市场，但在私企里建党组织是要支持雇工还是雇主?或者雇主的市场决策需要党来指挥?
市场机制严密组织了我国的全部工作社区。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也有严谨的组织，甚至组织资源严重过剩。然而，我国百姓生活的居住社区却是一盘散沙。
人们不是为工作而工作，而是为生活而工作。一年不仅有工作日还有节假日，一周有7天而非5天，一天有24小时而非8小时，一个家庭不仅有上班的壮年人还有退休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还可能有无业或在家自谋营生的人。城乡的居民们无组织，就得靠自私自利来“自救”，彼此占彼此的便宜，占社区共有财产的便宜，国家的便宜更是不占白不占。这是我国社会出现道德沦落、社会失序现象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治理成本越来越高，高到不可思议的原因。不爱自己居住的社区怎么会爱家乡、爱祖国?居住社区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根基。
而今我国党政体系中流行一个“先进”的社区治理办法——把居住社区的组织工作“外包”给非政府组织或社会企业。有些地方的党组织甚至把“党建”也“外包”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意味着有指挥政府动用税款的权力，所以我党很有钱，有很多钱。然而，执政权就是组织社会的权力。美国法律规定富人投入社会组织的钱免税，也就是说，政府把税收转让给富人，把组织社会的权力“外包”给了富人。因此，美国连平民的社会组织也对资本主义深信不疑。这就叫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谁来组织基层社会，谁就拥有执政权。
“执政”远非仅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那是执政的结果而非执政的原因。执政党首先是“党”，因为有了党才能执政。党是做什么的？党的核心任务是组织社会。美欧政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党工去家家户户敲门派传单，说服居民投本党的票。如果社会组织工作都“外包”出去，我党为什么要9000万党员，几乎每10个成年人中有一个?党员难道不是组织社会的义工?且不说“外包”的对象需要把从官方所得经费的至少一半充作“行政成本”——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行政成本通常超过其总经费的八成——问题在于党本身消亡了，成了科层化的行政机器。成为科层行政机器必然脱离广大群众，甚至脱离不属于“党政系统”的8000多万中共党员。
在政治生活里，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行政机器天生脆弱，向来是泥足巨人、空中楼阁。自汉朝以降到清朝，主要朝代均寿长达三百年，为何都声称“以孝治天下”?政府的真正基础是乡村社区自治。组织领导社区的乡绅们大体属于孔门弟子——“儒党”，为“大家庭”服务的党，一只脚在社区里，另一只脚在政府里。他们不从政府领薪水，所以社会治理成本极为低廉。在革命时代，获得了执政权的国民党有钱有枪，党员们却脱离广大群众，热衷当官做老爷，不复在意“以民为本”的古训，就在居民区丧失了根基，迅速腐化。国民政府并非于1949年才丧失了执政权。当中华大地的村庄成了权力真空，国民政府的执政权早就丢失了，只是谁来取代的问题。因此，我们今天看到全世界的各种势力纷纷来我国基层社区“填补真空”，包括宗教势力。
市场化高潮时官员中流行过一个说法，“只要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从那时起我们不少官员染上了花钱“平事”的坏习惯，钱多时甚至没事也给居民送慈善、发钱收买人心，比如高价雇非政府组织去给老人理发。群众不会真心感谢他们——除非电视摆拍——那钱本来就属于人民。“公家”的钱是否被滥用不关我的事，流到我手上是我的幸运。花钱“平事”的结果是败坏了社会风气——只要哭闹耍无赖就能占到“公家”的便宜。如此就有了社会流行的说法，“社会主义按闹分配”，这反映了诚实正直的百姓对党的寒心。无组织的群众面对有组织的党政体系是虚弱无力的，不得不靠耍无赖办事。面对那些“无赖”的群众，官员能怎么办。
没钱时共产党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组织成人民，把人民当成上帝，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人信仰移山，是带着家人挖山不止的“愚公”，靠“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感动了人民这个“上帝”。人心齐，泰山移，组织起来的人民力大无穷，就把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搬走了。共产党不是上帝，人民才是上帝。信仰钱财，靠发慈善笼络人心的是国民党；信仰人民，组织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是共产党。
群众组织起来才是人民。有了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有了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执政党才不会F·B、不会脱离群众，才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面对虚弱无力的群众，缺少了人民的制约，党会迅速脱离人民，变得F·B。
党的行政化有两大恶果：
第一，入党为做官，眼睛只看上面不看下面，办国家的“大事”不办百姓的“小事”，党就逐渐脱离群众，F·B、变质、消亡了。
第二，因为党的行政化，行政体系变得高度政治化，打着政治旗号滥用人力、物力、财力，行政专业精神越来越差，专业水准越来越低，尽管官员们的学历越来越高。
为什么我国社会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在高科技、大数据、摄像头，以及城管和协警上花掉了巨额税款，但社会秩序却依然未见好转，甚至每况愈下?科层体系不可能单独治国。在治理体系里，居民自治恒定比政府治理分量更重。这个道理适用于无论大小贫富的所有国家。科层体系能办“大事”办不了“小事”，居民自治能办“小事”办不了“大事”。但民心系于“小事”，所以“小事”恒定重于“大事”。
从社区居民中来，到社区居民中去，动员和组织群众“自治”，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社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们党就能深切地感知群众最需要什么，把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上。9000万党员党费的大半应该拨付给这些党员们生活的居住社区，在每栋居民楼里建设居民党支部，让退休的党员们承担起组织自己居住社区的任务。这样，中华大地上的每个居民区都有组织，守望相助、干净有序、文明礼貌，我党就得民心，就能长期执政。
然而，某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已经到了贪污F·B成风的地步，还会在意普通党员，在意普通群众，还能放下身段回到基层社区组织群众而不怕群众组织起来监督自己?在遭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少人对党丧失了信心，对党的领导丧失了信念。
第二，社会从团结走向分裂
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也是资本的全球化。全球的市场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空前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导致了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甚至赢家通吃，导致了普通百姓日渐强烈的“相对被剥夺感”。平民的愤怒最终汇聚成席卷整个西方的“民粹”主义浪潮。这个浪潮在进入欠发达国家后将会更加猛烈，因为市场在那里制造的贫富鸿沟更宽、更深。
例外的仅是一些人口很少的北欧国家。那里收入和“养小送老”的平等异常坚固，而且在世界市场上维持着一流的竞争力，战后仅几十年就从欧洲的穷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类似的亚洲国家只有新加坡，彻底的自由市场伴随政府给全体国民提供均等的住房保障，并以住房为抵押提供事实上的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障。新加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也惊人，独立仅半个世纪人均GDP就超过了6万美元。
在我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先是地区差距扩大，接着是城乡差距扩大，再下来是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形成了巨大的收入鸿沟。我自己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十来年后，做公务员的年薪几万块，在制造业做管理者的年入十几万，在IT业的年入百万，在金融业的年入千万以上。他们在北大期间都很出色，毕业论文写得都很好，但毕业后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至百倍。这是我们社会原先没有过的事。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各社会领域都市场化了的时代，收入鸿沟就意味社会分裂。
如何看待这个瞬间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中国社会?我们的普通百姓也分裂了。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们在各自小学、中学、大学同学的“微信群”里抱团取暖。但只要涉及时政就开始骂战，价值观水火不容，恨不得把彼此生吃了，除非“群主”明确规定只许谈吃喝，玩发红包，聊风花雪月。社会分裂不可能不引发中共党和政府官员们在思想上的混乱和分裂。敌对势力也看到了机会，国内外联手，雇人在微信群里循环散发各种政治谣言，主题恒定是西方各国政府纯洁高尚，中国政府一团漆黑。辟谣后一两个月，同样的谣言就又传回来了。
如同在世界其他地方，在市场的冲击下，中国社会赖以存在的居民社区组织也基本崩溃了。没组织的居民们只能“自助”、自私自利，热衷互坑互害。黑社会和互坑互害的六合彩赌博在乡村盛行，城市居民则为解决种种互坑互害的“小事”绝望地企图建立“业主委员会”，却因为分裂总也建不起来。社会公德，只有个人没有社会哪来的“公德”？社会治理，只有个人没有社会怎么可能“治理”？信奉“以人为本”和信奉“以民为本”是有重大区别的。
当内地社会陷入分裂，我国少数族裔集中居住的辽阔边疆地区也出现了明显的离心力。而且，问题显然不可能靠市场机制解决，市场本身就是问题的原因。
市场竞争中的输家不仅有个体，还有区域性的整体，有族裔，有“锈带”，有城市贫民窟和准贫民窟。因此，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充斥着阶级与阶级斗争，民族与民族斗争。想要我国的发展可持续，不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团结是必要条件。然而，我国有弥合社会鸿沟的办法和希望吗?
第三，自然环境严重恶化
发展经济为的是更方便轻松的生活。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已经被我们自己破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提到经济发展成就也会相当尴尬。钢铁和煤炭曾经系着我们最大的梦想和希望。我们实现了那梦想，甚至遥遥领先于世界，但华北平原上的浓重雾霾却让那巨大成就变得不值一提。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是中国人，生活里就都有光山秃岭、肮脏的河流、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污浊的空气、不安全的食品。
奢谈“保护地球”是狂妄自大。地球并不需要人类保护，地球的存在与地球生物是否存在都没关系，而且仅就地球生物史而言人类大概也不过是个匆匆过客。问题只是人类在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国人自己在摧毁中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此，保护自然环境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
然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改善我国百姓的生活显然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玻璃、煤炭、化肥、农药、石油重化工——在目前技术条件下都是高污染行业。我们想要干净的空气，但我们也想拥有和使用家庭小汽车。我们的人民还不够富裕，对价格很敏感，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廉价就意味着最新的环保技术“太昂贵”。我国可以从更穷的邻国进口那些高污染工业的产品吗?我们有那么多高科技产品可供出口吗?发达国家全部人口加起来才10亿，而我国人口是13～14亿。即便答案是肯定的，那也将污染邻国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各地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从政治取向上都是反市场、反资本主义的。
我们或许都同意，被破坏的环境应当得到修复。但修复被制造业破坏了的环境非常昂贵。那需要我们每个生产和消费了廉价工业品的公民交更多的税，而且恢复环境的努力在本质上不是市场行为，不可能靠市场机制自动完成。那需要坚强、有效、廉洁的领导集团才可能落实修复环境的政策。
上述三大问题是我们这代人遗留下来的。为了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建设成就，为了那巨大的财富，我们这代人建设了市场体系，或多或少支持并参与了拆掉医疗、教育、住房、收入的平等，非常遗憾，给下一代人留下了个分裂的社会，被严重破坏了的自然环境，特别是质量严重下滑的执政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个三十年里，我们期待“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小康社会。
全球化时代的“天下”不仅有我们中国，还包括整个世界、全人类。中国一直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禁运，武器禁运，而且他们拒绝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说可以不顾“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随意给中国出口产品施加惩罚性高关税。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所谓“国际社会”的责任，为西方国家俱乐部惹出的麻烦承担责任，却不发给我国俱乐部会员证。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我们中国仍愿以身作则，号召全世界为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做贡献，损有余而奉天下。中国带头支撑世界可持续的繁荣与和平，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呼吁建设互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道义立场和先进的世界观与美国地产商总统以邻为壑，赢家通吃的企图形成了鲜明对比，获得了世界的喝彩。
然而，中国毕竟还是个穷国，也还是个落后国家。在72亿世界总人口中，中国占13～14亿，而整个发达世界的人口才10亿。所以，中国办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就会成为广大欠发达国家的典范。
针对我们面临的三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创人民共和国的新时代，在新的三十年里要办成三件大事：从严治党、实现共同富裕、恢复自然环境。
第一，从严治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看从严治党，我们能批评这个还没解决，那个做法不令人信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严治党仅四年就取得了明显成就。习近平总书记说“久久为功”，甚至“反F·B永远在路上”。再过二十年，我们党会不会像今天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那样廉洁?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党就是要成为一个谦虚、谨慎、廉洁自律的党，一个重新融入百姓生活里的党。
可能吗?如果我们定下这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二十年后的共产党将面貌一新，会与现在很不一样。那时的舞台上是你们这代人，我们40后到60后这代人早已退休甚至不在世了。那将是你们持续努力的结果。在市场的时代执政，拒绝财富的诱惑和权力的傲慢非常难。但信念是个好东西。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坚持不懈地做，挖山不止，就一定能做成。
怎么做?除了现在对违反党纪的严厉惩罚，我们还需要一步步恢复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把支部建在每个居民区里，把居民们组织起来，互帮互助，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就像我党在电视广告上说的，“中国共产党就在你身边”。
现代城市居民区里的“小事”早已不是满足人们吃穿住行的基本生存要求了，而是关于喂养宠物猫狗的纠纷，商住混合的纠纷，噪音扰民的纠纷，垃圾处理的纠纷，违章建筑的纠纷，乱停车的纠纷，物业管理水平低下的纠纷，还有送小孩上学需要合作拼车，还有老人们自己买菜做饭有困难，需要陪伴说说话，以及临终需要有医院接纳，等等，等等。党组织和党员们要关心群众生活的“小事”，与自己居住的每个社区的群众同甘共苦，动员和组织居民齐心解决这些“小事”，并调动基层派出所、居委会、城管、街道等政府资源都来支持党组织解决居民们的困难。这关系着我党能否得“民心”，是党的声望和生命力的源泉。
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是这样自下而上地选拔出来，并在每次升迁上党校时拨出几个月回到基层社区组织居民，为居民自治组织排忧解难，让居民们评估他们回炉学习的成效，共产党就能恢复与广大百姓的血肉联系，就会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权力和权利。这是中华“以民为本”的悠久道统。
作为北大的党员教授，自己上交了不少党费。但我并不觉得北大党委需要一半党员教授的党费，北大的组织资源已经过剩了。我希望我交的党费至少一半能拨付给我居住的社区，用于建设社区党支部和支持社区党支部的活动，把社区里居住的退休党员们组织起来，义务劳动，挑头组织居民自治，调动政府资源支持党领导的居民自治组织，让我党在每个有党员居住的社区里拥有崇高声望。党员都有从本职岗位上退休的一天，但一旦入党，终生是人民义工——在职的党员们出钱，退休的党员们出力，在每个居民区里以身作则，循环往复无穷尽。如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你身边”就会从电视广告变成现实，让广大群众感到可靠、踏实。
“损有余而奉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念。但共产党人自己信奉的是共产主义。那是一种精神信仰。在大量释放人类本能的市场时代，党员特别需要恢复和不断重温对未来大同社会的信仰。首先，先进的信仰是这个庞大政治组织先进性、进步性的必要。如同天主教会，有目标信仰的组织才会有情操和前途，才不会有今天没明天。其次，信仰体现党员个人的先进性，因为信仰也是一种个人修养。共产党人的修养凝聚在毛泽东的三篇文章里，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圣经》。第一篇是《为人民服务》，第二篇是《纪念白求恩》，第三篇是《愚公移山》。信仰还是一种个人情怀，共产党人的情怀。党员不是教士，不是和尚尼姑，党员有私产，有配偶和孩子。但在困难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在需要为公共利益牺牲自己利益的时候，共产党人应比其他人更能站出来，更肯做出牺牲。
情怀是修炼沉思而来的。我们中国有“人皆可为圣贤”的传统文化，那不是说人人都立地成佛成为圣贤，而是少数精英勤于修炼人性去平衡本能。“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儒门弟子情怀是修炼来的。如同天主教会教士们的苦修，“党的建设”应包含这种修炼。
第二，共同富裕
市场机制是我们中国创造财富的根本工具，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共享的小康，是社会主义。以市场为工具，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平衡本能和人性，我们走得比较平稳，前途是光明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分配经济要素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接下来的四中全会要建设成熟的法治，为市场机制保驾护航。对此，国内外不少人认为中国没有社会主义，而是亲商、亲精英、亲市场、亲资本主义。建设市场机制并不容易，在建设市场机制的时代当然强调市场的作用。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花了巨大成本。这努力不太为公众所知，被流行于新闻界的价值观过滤掉了。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地区差距迅速扩大。孔雀东南飞，西南、西北收入直线下降，问题日渐严重。但在最近十年里，我国用很大力度进行“转移支付”，用今天的价值算大概近百万亿元，占我国同期财政收入一半。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财富转移。如果你来自大西北或大西南，家乡的县城和地级市也和内地一样有了发达的基础设施。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的区域差距已经在明显缩小。那么，做这种事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市场加法治?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里，我们还看到了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扩大到“三农”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问题。但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国推行了医疗保障全覆盖，占我国半数以上人口的农村人也被纳入了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将近十四亿人口纳入国家医保体系是非常难的事，发达国家总共十亿人口也没能实现医疗保障体系全覆盖。我指的当然是有三亿多人口的美国。尽管我国的农村医保水平还很低，但年年提高，报销率已达八成以上。虽然看病自付的绝对额还在提升，但那是因为控制看病成本的手段还落后。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国还实施了牧民定居工程、贫困地区移民工程，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仅这三项就建造了五千万套以上的住房，让至少一亿五千万穷人住上了新房。这是半个美国人口的规模。我国用水泥和沥青“硬化”了通往几乎所有村庄的道路，而且目前还正在执行耗资巨大的、在乡村消灭绝对贫困的五年计划。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城乡差距在迅速缩小。那么，做这种事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市场加法治?
上述的每件事在技术和细节上都充满瑕疵，存在浪费和效率不高问题，包括转移支付、盖房子、医疗改革、精准扶贫。但几乎没人指责那些政策背后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然而，我国国民收入的不平等还在迅速扩大，而且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不平等已经成为我国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是穷国，8000美元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5万美元的人均收入差距还很大。我们只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依靠开放的市场机制来积聚财富。我们靠市场机制解决“寡”的问题，靠社会主义解决“不均”的问题。这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是我们创造财富的工具，却不是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不认同“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下的市场经济平衡精英与平民的需求，所以我国的路走得比其他大国稳健。
和谐共享、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我们期待着，在未来三十年，你们这代人能坚持走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继续创造财富的同时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让改革开放之初我党“先富带后富”的许诺成为现实，发扬光大中华大家庭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的优秀传统。
第三，恢复自然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带领我国开始修复自然环境。这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用三十年血汗才建成了“世界工厂”，却也成了“世界烟囱”。治理污染，关掉污染环境的工厂，恢复青山绿水蓝天，要付很高的代价。世间没有无代价的成就。我党反腐倡廉的代价也很高，经济发展速度快速下滑不完全是反F·B导致的，但跟反F·B确实有关。但代价高我们也还是下决心要做这件事，要为以往的成就还欠账。
前年三亚市的三亚河又臭又脏，污水横流。但前天中央电视台刚播了个电视新闻片，三亚市花了大成本治理，让河清山秀，成为居民运动休闲的好去处。河边有秃得只剩半边的座座小山，那是企业为三亚市的建筑挖石灰岩，烧了一个世纪的水泥。党动员企业和居民们把荒山秃岭先做成梯田状，然后种绿植覆盖，不到两年山上就种满了绿树。
一个地方这样做成了，所有的地方也开始做。只要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做的重要的事，下定决心，坚持三十年，久久为功，建设过长城的民族一定能把祖国大地恢复成蓝天绿水青山，生产安全的食品。希望在座的诸位在你们的时代把这件大事坚持做下去。
修复我国的自然环境也是我党的庄严承诺。
概括起来，为应对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三大新问题，我们的新时期有三大新任务。第一个是“从严治党”。第二个是建设“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和谐小康社会。第三个是恢复制造业大发展时破坏了的自然环境。如果未来一代人三十来年里能完成这三大任务，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富裕、平等、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世人羡慕的先进国家。
看到缺点和错误是很容易的。但知识由经验和教训两方面组成，有知识的人不仅能看到缺点和错误，还能看到正确的、需要坚持做下去的事。而且，人类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希望和信念。对人类而言，信念是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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