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李家大院之慈善文化（二）
李氏家族百年善行，是慈善文化的活教材
很多人说山西表里山河，比较封闭、比较保守、比较落后，我却不这么认为。其实，自古以来，山西的人口比别的地方的人更善于流动。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盐湖舜帝陵前的寻根问祖，明清时期运城县县接纳河南、山东、河北等因灾荒逃难的难民等，就是很好的证明。这证明运城人有一颗包容的心，能够接纳别人，能够融入别人的生活中，这就是运城人大善大爱的见证。
李家先祖并非商家大户，而是在明永乐年间，从陕西省韩城县相里堡村逃难过来的，饿晕在黄河滩上，幸遇山西人路过救助，栖身于当时的万泉县薛店镇。山西万泉人用宽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们。于是，当他们发家了、发展了，他们怀着感恩的心，回报这里曾接纳、救助过他们的乡亲们。
李家以土布起家，以诚信兴家，以实业富家，以慈善传家。虽然家兴业旺，生意昌盛，地位显赫，但并没有改变遵古“忠恕”的家规家风和心系天下的大德。上自清末民初，远至大江南北，李氏家族历世数代扶危济困，乐善好施，急公好义，推仁行义；足之所至，善之所至；善行善举，无所不及，晋、陕、豫、甘、宁、蒙诸省人称其“李善人”。
赈灾救荒 不吝家财
清末民初，晋南一带灾祸连连，洪涝干旱频频发生，政府无力救济，百姓无力抵御。每遇灾年，许多乡邻衣食无着，常常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李氏家族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给灾民捐助银两，施衣舍饭，使当地百姓多次免受饥荒困厄。
清光绪三年（1877年），麦歉收，室内鼠绝。夏秋旱，麦未种，大饥。屠牛马，种几绝，人相食，斗粟白金四两。李氏家族第十三代“文”字辈李文阶、李文蔚出资在万泉一带放赈舍饭，救活百姓无数。因乐善有德，清廷曾赠“廷”字辈的李廷槐、“文”字辈的李文蔚、“敬”字辈的李敬义为奉政大夫，封“廷”字辈的孙氏、“文”字辈的阎氏、“敬”字辈的阎氏为宜人。
清光绪二十年，一场大雨过后，县内孤山洪水暴发，阎景村内许多房屋有的被洪水冲垮，有的房屋倒塌，粮食多被淹没，村民扶老携幼避难庙宇，其衣食无着者不下百余人。李敬修、李敬伦（信）同侄子李道升（其父李敬义28岁时去世）商议后，组织家人为村民取土盘灶，劈柴煮米，舍饭施衣，惟恐不周，使村民无一人受饥饿。洪水过后，李家众兄弟拿出钱粮帮村民重建家园。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太白昼见，日赤无光，河南、河东大旱，小麦绝收，斗粟银二两四钱。老百姓饥寒交迫，饿死过半，在河南为官（通判之职，分管粮运及农田水利）的李敬修出资在当地舍饭，救济贫民。又同堂弟李敬伦、侄子李道升商议后，拿出数百斛（一斛为五斗，一斗为10升）粮食赈济村民。同时，拿出500两银赈济故族薛店村贫民，有的养在家中，有的施以粟米，毫不吝啬。
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1928--1929年），山西连逢大旱。秋未收，麦未种，室内鼠绝，死人无数，晋南遭灾最为严重，斗麦银元四元，入冬又逢奇寒，冻死牛羊无数，方圆百姓嗷嗷待哺。第十五代“道”字辈李道行同众兄弟李道升、李道在、李道荣、李道临等倾力相救，赈济灾民。先后赈济河东十七县灾区每县1000元银元，给河东旱灾救济总会捐款10000元银元，对本县本村及原籍薛店村特别救济4000元银元或2000元银元。并在薛店村家庙、阎景村祖师庙、运城池神庙三处设粥场舍饭，使许多人得以存活。当时，薛店村、阎景村的村民全部造册登记，届时鸣钟，村民自带碗筷，一日三餐不限量，吃饱为止，直至第二年秋收后家家有粮吃，粥场才解散，为此，李家欠下一大笔外债。
这次严重的灾害，阎景村、薛店村没有饿死一人，也没有一户因此而变卖家产。河东各县县长纷纷请求政府表彰。当时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为李氏家族颁发“博施济众”牌匾一块，以示褒彰,同时又上书国民政府，给以褒荣。原万泉县县长亦颁“乐善好施”牌匾进行奖励。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民国十九年（1930年），瘟疫流行，为了保全村民性命，李家出资从运城购回“十滴水”（防疫用），向全村户户发放，使村民度过疫情之灾。
1938年6月，蒋介石制造河南花园口决堤事件，淹死百姓数十万，许多难民逃往西安。居住西安的李道在自己出钱，从粮店购回粮票，让其子孙把粮票发给难民。每年腊月二十三以后，李道在从西安各粮店购买几十石（一石为10斗，一斗为10升）粮食，印成三斗、五斗的粮票，盖上自己的印章，在年末岁首让子孙发给街上讨饭的难民及穷人，直至发完为止。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经常轰炸西安，为保护家人和街坊四邻的安全，李道荣在西安市的甜水井街靠南城墙边修建了一个防空洞，洞中可容纳数千余人。防空警报一拉响，家人和街坊四邻便躲避进防空洞内。李道荣还派人送饭送水，使大家安全度过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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