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从毛泽东那儿取到了什么真经？
朝鲜半岛又被战争的乌云笼罩了。然而，在这个“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时代里，人们看到的依然是那个“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的区区小国刚直不屈的腰杆。这个叫朝鲜的小国，现在几乎可以称之为孤木擎天了，因为世界上的道义早已屈从给了资本和强权，朝鲜再也听不到六十七年前来自中国的强音：“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小国象今天的朝鲜一样独自承受着来自世界强权如此负荷的围困和恐吓，居然能如磐石一样傲然毅立，“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人们不免纳闷，支撑这个小国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思想是以一贯之的，没有过断代，也没搞过特色，这就自然会让人追溯到这个国家的创始人金日成，他传下的思想对今天的朝鲜起到了一种怎么样的作用?为什么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象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强国都分崩离析、红旗落地的环境下，这个不到三千万人口的国家能够将红旗举过头顶，逆风向前呢?这一切，离不开金日成，当然，也离不开毛泽东。
金日成一生中访问中国近四十次，这在所有国家的领导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频频交往，不仅在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也把中朝两个国家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一九六一年七月，中朝缔结《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金日成的频频访华，与毛泽东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接和融合，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毛泽东跟金日成会谈时说：“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之间的政治话题十分投缘，为了能见到老朋友，不顾年高体弱从外地回京见面。在二十多年的交流过程中，他们的友谊是超越个人之间的普通友谊的，更多地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之上的同志式的友谊。他们之间都谈些什么呢?
一九五O年十二月三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谈了战争问题、政策问题、领导问题，关于战争问题，毛泽东说：“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并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不可靠，故应从最坏的方面着想”;关于政策问题，毛泽东说：“政策对不对将影响一切关系。第一，对敌关系。在战场上是要坚决消灭敌人的，但敌人一经放下武器，便应宽待俘虏，有时还须释放几个军官，以利瓦解敌人。第二，对人民关系。应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以孤立少数敌人。动员人力物力，不要使其枯竭，不要使人民不满，要救济被难人民。对各民主党派要团结和教育他们。凡带群众性的团体及其行动，即使是受敌欺骗，对敌动摇，也要争取和改造他们，只对那罪大恶极的投敌分子才应严惩。在这里，防‘左’也防右，而且要反复多次。第三，对友关系。军队相互间、中朝两军间，均应注意团结。我们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要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金首相，拥护朝鲜人民政府，爱护朝鲜人民军，要搞好双方关系。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般纪律是好的，但最近仍查出有十多件破坏纪律的事，前方已决心严办，并向当地人民认错。第四，上下关系。党内军中，均应有民主，在民主讨论民主批评基础上的集中，是最有力的。”关于领导问题，毛泽东说：“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邱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金日成，金日成问国际上能不能打起来，毛泽东这样分析道：“帝国主义很害怕。究竟是谁怕谁?我说两方面都怕，我们怕他们，他们也怕我们。说我们一点不怕是不对的，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说我们怕，但不那么怕得厉害。帝国主义怕我们更厉害一些，这是主题。……只有在一种形势下，帝国主义会进攻，那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天下大乱。这种时候，他们就会进攻;不是这种时候，他们就防御。……核武器停止试验也停不了 ，这是看到真理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怎么会把核武器抛到海里去呢?我说常规军不能裁，禁止核武器还有可能，因为它太厉害了。……我想到，用核武器打起来，人类不是一半也得三分之一被搞掉，社会主义陈营受损伤，但资本主义要灭亡，他们敢打吗?我想将来还是要打常规战争。中国还没有原子武器，我们也在搞，哪一年搞得成，没有把握。要造就得几十、几百个，少了不顶事。”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毛泽东在武昌就复信苏共中央征求金日成的意见时说：“我们征求意见，目的是要把问题搞得正确一点，怕犯错误。但只要正确就不怕了，孤立也不要紧，因为正确。如果错了那就可怕。……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不同右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那末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会出赫鲁晓夫。”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O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跟苏联打交道这个事相当难。我们过去对苏联也有幻想，比如赫鲁晓夫初期我们还是寄予希望的，后头呢?就丧失了信心。你们现在无论是军事援助还是贸易关系跟苏联搞决裂也不好，我不劝你们决裂。我们是搞革命的，一个是国内要继续革命，国际上也希望推翻帝国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我们胜利了的党，胜利了的国家，应该帮助世界各的革命者推翻全世界的剥削者，这是一般的原则。要靠苏联帮助你们或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就讲军火要卖钱，这也是没有道理的。”对国际局势，毛泽东说：“这个美国，它管的地方太宽了，又要管亚洲，又要管欧洲，又要管中东，又要管非洲，又要管打丁美洲，还要管它本国的人。现在世界大战可能性比较小，我看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帝国主义搞世界大战信心不足。美国的力量还是相当大的，但是它抓得很宽哪，力量不能集中，就难解决问题。要打，靠美国。而一打呢?势必有些地方的革命要趁机而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出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了我们这些国家。现在还不能断定它一定不打。总而言之，美国人进退两难。要退，它不愿意;要打，打不下去，它也难。”
一九七O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再次会见金日成，他们交谈了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看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看来革命好像成了主要倾向。究意哪一个对，我们以后还得看。……帝国主义战争打起来了，主要倾向就是战争，战争引起革命，这是肯定的。美帝的朋友现在不多了。打朝鲜的时候还有十六个国家参加，至于打越南，欧洲一个国家都没有。如果打世界大战，欧洲国家不来，它打得起来啊?……有些人总是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冒险主义者，但是我们冒险也就是你打来了，你来冒险我才防御嘛。所以世界上的事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们支持各国革命推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只是说说而己。至于真正去推翻，那还得靠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起来，我们不能代替人家去推翻啊。现在我们连在台湾的反动派都不能推翻，你还能去干涉日本?当然我们也做点实事，比如东南亚现在的战争，你不帮忙也不行啊。你不帮忙就是叛变革命啊。……还是要看路线正确不正确，这是最主要的。总而言之，帝国主义是没有道理的，跟着帝国主义走的那些人也是没有道理的。基本原则还是马列主义。”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毛泽东说：“这个世界上各有各的马列主义，多得很。”金日成说要根据毛泽东的话为加强团结而努力，毛泽东说：“是啊，这些话要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肯定的，比如说你们有事要我们帮忙，我们要帮忙，这是肯定的。有一些知是作为一种商量，因为我们自己还是作为问题提出来的，比如究竟是帝国主义战争为主要倾向，还是革命为主要倾向，虽然讲革命是主要倾向，我看还要看。”
从毛泽东跟金日成交谈的这些话里，我们很容易地与今天中国、朝鲜的社会现实挂起钩来，象自力更生、修正主义、核武器、战争等等诸如此类的字眼，与今天朝鲜的实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竟然如此相似，金日成当年频频访华，从毛泽东那里绝不只是学几个社会主义的名词，而是怀着一颗真诚探讨的心来学习社会主义“大道”的，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真正学到毛泽东思想真经的，恐怕非金日成莫属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世界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的时候，朝鲜却成了一枝独秀的社会主义之花。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那些反毛泽东势力会疯狂地仇视朝鲜了。
有报道说，苏联解体后，金日成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他认为美国可能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迫使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向，中国应该负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责任。这个意见被当时的中国方面拒绝，中国表示“决不当头”。从之后中朝两国的走向看，该报道还是有相当可信度的。金日成去世之后，朝鲜顽强地实行“先军政治”，即以军事工作为先，以强大的军事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朝鲜的这种选择实属迫不得已，谁不知道发展经济可以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朝鲜也可以象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选择另一条道路，让红旗落下，加入到资本帝国的体系中，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已无人“当头”了，如果朝鲜不改变，还在原来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就是自然“当头”，而一个小国“当头”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这是朝鲜所心知肚明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朝鲜的坚持，是悲壮的坚持，他们在用悲壮坚守一种理想，坚守一种信念。
现在人们分析朝鲜问题，习惯于抛开意识形态，从核问题、纯军事方面、地缘方面等寻找原因，这些只不过是表象，从历史上看，在全世界炫耀武力挑起战争的不是朝鲜而是另有人在，朝鲜只不过为了自身的安全进行的有限的防御而已。正如毛泽东所说“有些人总是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冒险主义者，但是我们冒险也就是你打来了，你来冒险我才防御嘛。所以世界上的事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朝鲜如果不发展核武器，如果不搞“先军政治”，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得到安全保障吗?显然不能。现在世界上有核国家许多，没有哪个国家受到朝鲜这样的粗暴对待，可见意识形态是关键因素，对朝鲜的围殴，仍然是上世纪资本主义体系对社会主义体系围剿战役的延续，朝鲜的存在，而且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存在，对于那些复辟了资本主义的国家以及老牌帝国主义来说，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死对头，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会阻碍资本主义的掠夺和资本积累，必然会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试图通过铁桶战术，对朝鲜层层围困，想把朝鲜困死，可是他们没有想到，金日成是从毛泽东那里取了真经的，毛泽东是擅长突破围剿的顶尖高手，蒋介石用了无数次铁桶战术都无济于事，朝鲜是困不死的。于是这些仇视朝鲜的势力准备赤膊上阵了，要动武了，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中国的那片叫好声特别刺耳和令人恶心，他们就差要为朝鲜的垮台开启庆功酒了，然而这种鸭鸣蛙噪只能徒增笑耳，从毛泽东那里取了真经的金日成为朝鲜打下的军事基础也不是那么说打就打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可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让那些不可一世的大大小小的霸王们吃尽了苦头，相信雄霸全球的美帝要动手也不会无所顾忌。毛泽东过去说“美国人进退两难。要退，它不愿意;要打，打不下去，它也难。”毛泽东说的恐怕现在仍旧管用。
朝鲜是一个小国，在特殊的历史时代，他挺身而出，为社会主义“当头”，而甘愿受尽孤立之苦，迎风而立，愈挫愈勇，这是一种惊天动地的大担当，哪怕最终力量悬殊而被绞杀，其在人类思想的灯塔上，也必将留下光彩熠熠的篇章，后人们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会崇敬他们是站着向死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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