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原编者按】这篇文章，通过几个故事，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文章中提到的几位老革命，都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但是，他们经过世界观改造，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而像文中提到的杜盛元这样的人，其实是一个***，而根本不具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种人，引导得好，可以成为革命力量;引导不好，则可能成为革命的叛徒，给革命造成极大损失。
并不是说下层群众中都是杜盛元这样的人。但是，杜盛元确实存在。就好比，鲁迅先生写阿Q、写华老栓，并不是说劳动人民都如阿Q、都如华老栓，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像阿Q或华老栓这样的情况，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目前左派队伍里，恐怕像杜盛元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的。
手里拿到一份杂志，是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办的。给青年同志看，他们反映不太强烈，因为里面针贬时弊的杂文不多，尽是老同志的回忆录。其实，回忆录也有看头，看你会不会看。我这里要讲的几个故事，都是从这本杂志里来的。读了其中很多回忆录后，我陷入沉思。我在想，什么事情造成革命?什么因素才能引导一个人投向革命?一般来说，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无法按照原有的生活状况忍受下去时，他们就起来革命。也就是说，自身的利益受到压抑，他们不愿意受压，于是就革命。这是一种利益驱动论。看看老前辈们的回忆录，却发觉很多早年投身革命的老同志并非因为家境贫寒、苦大仇深，这里来讲两个故事。
曾任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党组书记的靳怀刚老同志，人称豪门子弟，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出身于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军阀家庭，伯父系皖系军阀，曾在徐世昌执政期间出任国务总理，父亲靳云鹗系直系军阀，曾任吴佩孚的副司令、河南省省长，叔父是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少将参议。靳氏三兄弟在北京、天津、济南等地拥有众多房地产以及淄博煤矿、鲁丰纱厂等实业，在山东邹县、济宁、兖州等地霸占土地2.8万亩。我作为靳家的长子，是靠民脂民膏养大的，在这样的家庭渡过了青少年时代。在抗日民族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我跳出这个家庭，认识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靳老在回忆录中说：1931年我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当时日本人占领天津，局面大乱，日本军警在街上随意打骂行人，使我非常义愤。同学们经常议论社会问题，有时还谈到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消息。家里人不准我在外面胡乱参加活动，只要我潜心读书。我心里不服，就背着家里，和一些进步同学接触，接受了不少新思想;当时对党虽然缺乏认识，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国民党政府的F·B无能，却非常愤恨。“一二九”运动爆发时，因为我参加了游行，伯父叫人把我软禁起来，说我胡闹，要当败家子。经过“一二九”运动，进步同学进一步了解了我，我也愿意向他们靠拢;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包括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我也乐于多做些工作，利用我的身份，充当通讯联络。后来我回到山东老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先”。1938年我和同学们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青训班，毕业后就分配在办事处，在林伯渠同志身边工作。有一次林老问我：山东有个军阀靳云鹗，你知道吗?我回答说那是我父亲，林老听后以奇异的目光望着我，似乎在说，军阀的儿子参加了革命?我把自己冲出家庭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林老勉励我在革命队伍里扎根、开花。当时我是不到延安不死心，再就是争取入党，几次向林老撒娇要求去延安，林老才答应。去延安的路上我们正好和白求恩大夫坐一辆卡车，他坐在驾驶室里，我们则趴在车后的麻袋包上。当时只知道有一个外国人，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才知道他是白求恩大夫，他的精神成为我思想进步的动力之一。到了延安我进入抗大学习，并且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后来又参加东征，从延安出发步行4个多月，到达山东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组织上分配我到十二支队任团政委，那时我才20岁。初到鲁南，家里仍对我不死心，几次派人看望我，给我送东西，并希望我回去为靳家支立门户。我是背叛了剥削阶级的共产党人，和他们没什么好说的。不过他们既然派人来，也好，部队很困难，把东西留下来，我还利用关系往天津写信，托人帮助购买药品。我最后一次回家是1944年，是带着队伍回去的，部队休整了几天，还吸收了我家的一些青年雇工参军。从那以后，我就与故乡和这个家人信两绝了。
荣氏家族是尽人皆知的民族工商业巨族，1980年代邓小平接见荣氏归国参观团，好家伙都是了不起的富人。一般人认为，这个家族也许算荣毅仁最革命了。其实还不完全对，抗战时期荣氏家族还曾经出了一个“红色小姐”，就是他家的小妹荣绛容，后改名荣容之，她1940年在大同大学读书时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去解放区江淮大学任教，后秘密回到上海，受地下党派遣转移到无锡，在由荣氏家族投资办学的群益小学担任校务主任，借此机会建立工作据点。
有一段时间，沪宁沿线一部分地下党骨干暴露，急需转移隐蔽。荣容之根据党组织指示，安排了20多名从上海、苏州撤至无锡的同志，到群益小学任职。这些同志的生活及活动费用，大部分由荣容之以办学的名义到“荣氏族益会”筹措。解放后上海荣氏家族成员得知真相后惊叹道：原来我们花钱养了一批小八路!群益小学所在地无锡城西的荣镇，驻有不少国民党部队，常驻的有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部和国民党宪兵教导团，镇上到处可见国民党官兵。然而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群益小学的地下党员建起了一个秘密据点。1948年，他们接到指示，建立一个秘密收听站，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并把记录稿尽快通过各种渠道传给地下党同志和无锡各界进步人士，以迎接无锡解放。荣容之接受任务后，专程去上海向父亲借了10两黄金，又通过二哥荣本仁设法购到一台军用收音机，就在群益小学的一间宿舍内，接收站正式开始工作了。接收站隔壁就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测量队，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你看，靳老和荣老的经历恰好向我们说明，造成一个人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个人利益，利益只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思想信念和世界观。反过来，一个衣食不保的人，也不一定自动变成革命者，或许他还会为了讨口饭吃而投向反革命队伍。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江苏省常熟地区沙家浜镇，可能因现代京剧《沙家浜》而著名。这个剧写的是抗日时期新四军的故事。不过在土地革命时期，这里就出了一个革命者，就是沙家浜首富之家的公子石嘉梁同志，他后来就在家乡牺牲了。他是怎样牺牲的呢?事情是这样的，1928年前后，石嘉梁和同志们一起在常熟地区农村想方设法开展斗争，壮大党组织、共青团和农民军的力量。有一次他们在驻地附近发现一个乞丐倒在地上，饥寒交迫、瑟瑟发抖，他们立即将人抬进屋，喂了米汤，把他救了过来。此人名叫杜盛元，被救后连连叩谢，并发誓愿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石嘉梁很高兴，就收留下来。杜盛元加入农民军后，破大户、袭白军，确实勇猛。有一次战斗走漏风声，杜盛元被捕，经不起敌人的软硬兼施，作了叛徒，供出了驻地和石嘉梁的住处，并且按敌人的安排，诓骗石嘉梁去某地购枪。到了接头地点，只有杜盛元一个人出现，石嘉梁问：卖主来了吗?杜盛元说：来了。石嘉梁刚一扭头，杜盛元迎面抛过来一包石灰，这时枪声突响、伏警四起，杜盛元从背后拦腰抱住石嘉梁，石嘉梁于是被捕了，后来在狱中牺牲。
杜盛元倒是贫民阶级，虽然有点***的不良习气，但总的来讲是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他参加革命，即使打仗勇猛，为了什么?是因为没有出路，要讨口饭吃，这是革命思想吗?还不是。这只是个人主义思想的体现。革命队伍给他饭吃，他就给共产党干;如果国民党那里也给他饭吃，甚至还许给他官作，那他就可以给国民党干;为了吃到更香的饭、作到更大的官，他就可以出卖战友，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像杜盛元这样的人，对旧社会或许也有抱怨，但只是个人恩怨，还是围绕着个人私利，就像《阿Q正传》中的阿Q，过去赵太爷打过他一个耳光，革命以后他也要还赵太爷一个耳光，仅此而已。由此又想起魏巍小说《东方》里的那个叛徒陆希荣，他参加革命为的是寻找个人出路，他把为革命做工作看作入股，他是要索取个人回报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说的是阶级整体的规律，而个人的利益，怎样和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怎样和阶级的长远利益和使命结合起来，这里面需要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就好比自然科学来自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但要使人们真正学会科学、利用科学、相信科学，还要有一个艰苦的过程。又好比文学艺术是人们社会生活的概括和再现，但是要使每一个人都具备较高的文艺欣赏能力、都能够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则需要一个文化的普及和提高过程。况且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个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也有一个真科学和伪科学的斗争;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个文学艺术为哪个阶级服务、为什么人的问题，文学艺术领域也有两个阶级的斗争。
阶级整体的运动规律，与个人走什么道路，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阶级整体运动规律层面，毛主席曾经指出：“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在个人层面上，毛主席则指出：“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再讲个故事吧。有位革命老同志叫段仲宇，他1940年代曾任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兼沪杭铁路运输指挥部指挥，还在蒋介石侍从室担任过参谋，当时只有30多岁。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他却能够吸收进步思想、探索真理、追求光明，在他的大哥、我党地下党员段伯宇的影响和帮助下，为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并积极要求进步，于1949年经中共地下党上海局策反委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大哥段伯宇则是早已入党的地下党员，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争得了较高档次的正规学历，为今后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并利用自己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以及他自己在国民党机关中各个方面的工作，调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带着党的嘱托，打到了蒋介石的身边，从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到跟随国民党中央还都南京，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系列任务。回忆文章中这样写到：在段伯宇调入蒋介石侍从室之后的一天，他沿嘉陵江信步而行，望着滔滔江水，心潮也像江水一样奔腾涌动;是的，弟弟仲宇刚刚离开蒋介石的“内廷”，自己又很快打入;弟弟只是一个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进步分子，而自己却是肩负特殊使命、在国民党“心脏”里长期埋伏的共产党员;一场新的战斗就要在“皇帝”身边展开了。请各位读者想一想，这两位段老前辈身为国民党高级军官，为了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为革命工作?难道是为了利益吗?
展开几千年历史的画卷，“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如果这里面每一个人都像《阿Q正传》里的阿Q那样，历史就要无法前进了。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一想到这些，就令人心里难过，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最后请看一下上海交大附中的同学在参观南京晓庄师范以后写下的一段话：1930年牺牲的晓庄师范诸烈士，年长的不过20出头，年轻的只有16岁;那时的他们与现在的我们都是同龄人，作为年轻一代，他们有着崇高的理想和抱负;他们也都受到父母的呵护，然而为了理想，他们舍去了自己的一切。例如年仅16岁的袁咨桐，出身于地主家庭，他本可继承家业，坐享其成，或是跟随当反动军官的大哥混个一官半职，然而他没有，他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惜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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