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金融还是生命投资？养老金的历史和未来
原编者按：本期我们翻译推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关于“养老金的历史与未来”的著作“死亡金融还是生命投资?”一书( Verso, 2002)的导言。他的另一本著作“未完成的革命：马克思与林肯”已经出版中译本。布莱克本曾担任英国“新左翼评论”杂志主编。他这本关于养老金的著作可以被视为对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1976年提出的“退休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研究。本公号前面“退休金社会主义来临中国”曾介绍了德鲁克的观点。最近风行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职工股权”问题凸显重要性，而职工持股和“退休金社会主义”有着密切关系。布莱克本书中提到的瑞典工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前德国难民)鲁道夫·梅德纳(Rudolf Meidner)的“工人基金”方案，相信会引起读者联系中国实际的兴趣。
目录
引言：“这是养老金，笨蛋!”
一 退休基金和全球资本
二 养老金社会主义的先知
三 “老年危机”和私有化
四 为新的生命历程融资
一个人最意想不到的事就是年老。
(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1939)
一旦我们了解了老年人的真实状况，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要求更加慷慨的“老年政策”——更高的养老金，体面的住房和有组织的休闲。事关整个制度，我们的主张只能是激进的——改变生命本身。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Old Age, 1977
还有一个对老年的修辞表达，不是反对嘲笑甚至蔑视，高贵地捍卫人的最后时光。而是主要出现在电视上，伪装并高效的努力吸引潜在的新消费者。在这些广告中，使用更中性的词语“the elderly”，而不是“the old”，显得灵动、微笑和快乐，因为他们最终可以享受一些特别的强化补品或异常有吸引力的假期。他们也因而成为消费社会高度受追捧的受益者，新需求的存储者和扩大市场的受欢迎的参与者。在一个一切都可以买卖的社会，即使是年老也可以像其他东西一样成为商品。
(意大利参议员，著名政治哲学家Norberto Bobbio, 'Old Age', 1996)
达明·赫斯特著名的腌制鲨鱼被称为“活人心中的死亡不可能”。也许蝴蝶可以代表另一种想法：“年轻人(包括不那么年轻的)心中的年老不可能”。我们生活在人类境况显著转变的时代，平均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这些趋势在发达国家最为明显，但在以往被称为“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也已经很常见。19世纪初，英国和美国的平均寿命约为40岁。20世纪初，已经上升到50岁，21世纪初，就接近80岁了。由于过去许多人在婴儿期死亡，这些平均寿命有一点误导，但只是一点点。1900年，已经达到60岁的人的预期寿命为14-15年，而今天的数字是20多年。寿命延长和出生率下降已经开始改变年龄结构，但只有在本世纪，其真正的影响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观察到。20世纪末，世界上超过65岁的人共4.19亿，占总人口的6.9%，北美和欧洲分别高达12.6%和14.7%。65岁以上人口中，仅一半多一点居住在亚洲，共2.16亿，欧洲为1.07亿，北美为3900万。中国的男、女预期寿命已经分别达到了70和72岁。大约2000年左右，50岁以上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7%。联合国人口学家预测，按照目前的趋势，2025年，50岁以上人口的总比例将上升到27%，2050年为34%，2075年为38%。
那些谈论长寿革命的人们往往太喜欢为我们打造坏消息--“人口炸弹”，“老年危机”等等，或简单的好消息--超级奶奶和运动员退休者之类，似乎1998年的60岁以上老年人奥运会的竞跑最高速度与1898年的奥运冠军相当。事实上，这一切是好是坏，还是悬而未决的。目前，对我们的文化和社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求远见卓识、想象力和拥抱多代人重叠的社会的优势的意愿。这本书是关于如何成功地应对这个挑战，同时记住，这一成功总是迟早要直面个人的虚弱和死亡。
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保障，但如我们将看到的，文化和政治也至关重要。或许，我们老龄化社会对年轻人的困扰，与过去年轻化社会对老年人的崇敬如出一辙：部分由于稀有价值，部分是每一代人对后代和前辈的需求，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在象征层面。在任何一个主要的人类群体中，代际相互依赖都是显而易见的。人类的年轻时代比任何其他物种都要长得多，而且漫长的学习时间使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动态性成为可能。老年人的能力不断下降，但经历过父母死亡的人们知道，没有了他们的记忆、经验和认可，他们的孩子也被削弱了。知识经济的到来并不会消除、而是扩展和放大这种依赖性，学习过程也直达老年。但这些发展对现代经济的含义尚未得到恰当研究，而其核心是为养老金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融资。
养老保障似乎是分配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在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它与“转移”和租金收入相关，很容易被归于消费和优惠券的被动领域。然而，退休收入的融资与经济的核心动力有关。一个良好的养老金制度有助于强化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模式，但一个不良和短视的养老金制度却会带来经济危机和社会混乱。养老金固有晦涩、值得和乏味的声誉。养老金可能被认为是乏味的，因为其非常复杂，或因为其为遥远的未来而牺牲当前利益，精于算计而牺牲自发性，亦或因为它们体现了人类对控制未来的徒劳尝试。有人认为，这种尝试在今天这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比以往更徒劳。这些观念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它们阻碍我们通往更重要的真理。
我们生活在现在，但现在一直在向未来飞去，我们都很好奇我们可能去哪里。为他人和自己确保未来的行动使我们能够将希望和能力扩大到更远的边界;它确保所有人继续是社会的正式成员。三代甚至四代人的共存深度铺开了更大的视角。但这不是唯一的影响。那些重视现在和近期未来的人，应该考虑到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按照组织养老金的方式塑造的。因此，即使我们的直觉是应该享受现在，及时行乐，也应该考虑如下事实：今天，我们的可能性前所未有地被决定未来的现有结构所主导。
退休金和全球资本
财产分配就属于这种面向未来的结构，因为财产所有权赋予了持续享受它的权利，或者能够获取收入或租金的权利。今天，这种观察变得双重真实，因为塑造我们未来的大部分投资都是由养老基金承担的。事实上，基金经理的决策，由他们所处的法律和激励机制所深刻决定，塑造了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目前，养老基金是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全球化的信条是商场和闪亮的办公大楼将会蓬勃发展，而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园、游泳池、图书馆和剧院前景暗淡;一些地区会繁荣，而其他地区将衰退;商业所得将取代公共服务的精神;如果需要进行经济“调整”，最贫穷的人将不得不勒紧腰带;几千年积累的自然资源将在短时间内耗尽，宽阔的海洋将被毒害和破坏。这个勇敢的新世界的核心特征是普遍的商品化，其中清洁水、新鲜空气、良好的教育或老年保障等都成为可以买卖的“产品”。
实际上，乏味的养老金世界现已点燃了一个高级金融，房地产投机、流氓交易员、媒体与技术兼并以及证券交易泡沫的迷人的世界。那些推销和管理养老金产品的人是很大的玩家。在全球化的涌动和刺激背后，是基金管理人为全球几亿名工薪者的储蓄寻求更好的回报，他们大多数来自第一世界，但在第三世界也有一些。虽然部分受益者是舒适的，但这些人并不是超级富豪。事实上，他们包括很多温和的看门人、工厂工人、教师、货车司机、医院工作者、文员和各种其他职业的工作相对稳定的人员;另一方面，养老金只覆盖少数的失业人员、护理人员、农村工作者或临时工作人员。
据估计，1999年，世界各地的员工养老金计划的全球价值已经达到13万亿美元，写出来是13,000,000,000,000美元。相比之下，根据经合组织前一年的数据，当时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8万亿美元，全球股票市值为23万亿美元。全球养老金资产的五分之三，即7.8万亿美元，由美国的持有人所有。自1994年以来，其份额增长了140%。这一增长不仅反映了股价的增值，也得益于“婴儿潮一代”接近其盈利高峰的强劲贡献率。到1999年，日本养老基金持有资产1.5万亿美元，英国养老金资产价值1.4万亿美元。除了股票，养老基金还拥有其他许多资产，包括房地产、政府债券、艺术品和现金等。但是，公司股权一直在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中占主导地位。
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富人的消亡。尽管彼得·德鲁克曾经描述的“养老金社会主义”仍在稳步推进，而在他第一次创造这个术语近三十年后，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跨国资本家阶层控制的资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截至1999年底，全球有700万人流动资产超过100万美元。这些“高净值”人口中有250万在北美，财富总额达到8.1万亿美元，比美国养老金资产的价值高出3000亿美元。在英国，1997年，有14.7万流动资产超过50万英镑的高净值个人，其总持有量为6590亿英镑，接近当时英国养老金资产的价值。1999年底全球财富金字塔的顶部有514位超过十亿美元的富豪，其中美国276人，欧洲115人，亚洲77人。1999年，400多名最富有的美国公民总资产超过一万亿美元。
所有这些富裕的个人，无论是百万富翁还是亿万富豪，都以各种形式持有资产，但他们的股份足够大，以至于能对商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很多时候，富有的个人和大型机构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对市场信号和机会做出反应，尽管某些个人可能更具创业精神。平均而言，养老基金持股比所有其他机构都大得多，除了顶级富豪。有成千上万的养老基金价值超过10亿美元，仅美国就有数十家资产价值超过比尔·盖茨。即使小基金也价值数亿美元。养老基金管理者越来越倾向于协调他们的策略。所有投资者，无论个人还是机构，都使用银行、经纪人和货币经理提供的便利，但拥有更多资产的投资者可以获得更好的条件，其更多的资源让他们更有利的分散风险。然而，资金管理者、投资银行和经纪人的定位是为了确保他们提供的服务获得高价。我们会看到，资金的大部分收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会流入这些中介机构，而不是给予那些面临一系列选择的养老金计划的持有人，他们对“资产池”的合法权利远没有富豪对自己的投资和资产的权利清晰。因此，虽然机构可能比许多富裕的个人拥有更多的力量，但养老金计划持有人对其利益的“监护人”的监督能力少之又少。
已经提到的养老基金有名的复杂性是这个话题令人厌烦的方面之一。这种复杂性不仅对养老金本身产生影响，也对更广泛的社会产生影响。国家养老金确实具有晦涩之处，往往与各种提供水平的缴款记录或其他资格有关，特别是在应用“经济状况审查”的情况下。但是，与种类繁多的私人养老金相比，公共养老金还算简单的。有些复杂性可能不可避免;毕竟，养老金计划正在试图预测不同的未来，并提供选择。但是，不可避免地，复杂性会产生混淆，为营销噱头和高能销售人员提供了机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金钱节目”将一名记者送到了伦敦金融城的街头，以了解在步行的商业类人士是否会声称了解自己的养老金;大多数人承认对此与其他人一样感到困惑。当我得到我的第一个永久工作时，人事部问我退休金计划是否要“利润条款”，如同在问“你喝咖啡要不要糖”?我发现，“利润条款”是通过在好年头扣除一些收入，在不好的年份从储备金中支出来，平滑市场的起伏。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谜。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评估“利润条款”所必需的信息实际上不透露给养老金计划持有者。直到那时，“利润条款”还是英国养老金和年金行业责任风险分担的标志，但1762年成立的伦敦保险公司“公平生命”在2000年12月被迫对新业务关门，给“利润条款”带来极为不利的负面公众形象。如第3章将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来自“利润条款”的设计，而是来自一个愚蠢的承诺，即对某些年金产品支付有保证的利率。但是，倒闭突显了“利润条款”保单，因为其大约上百万的持有人，将会为此买单。即使保单持有人正确掌握了自己保单上少量的印刷信息，但由于“公平生命”公司发布的一些其他政策，持有人仍然可以受损。
撰写1983年一个职业方案中美国员工面临的养老金计划选择时，劳伦斯·科特利科夫(Laurence Kotlikoff)和丹尼尔·史密斯观察到：
今天，一个普通工人参加行业养老金计划时，可能会面临年龄和服务的限制，不同的权利安排，与指定的一组共同参与雇主的可移植性，社会保障步伐综合效益公式，最佳高峰年或结束年收入基数，与年龄和服务相关的提前退休福利减少率，提前退休补充福利，超出计划正常退休年龄的工作福利部分精算增加，有限生活成本津贴。
只要养老金计划持有人想要所有这些条款，与下面这种简洁的说法相比，掌握这些条款将是一帆风顺的：“知情的工人也应该了解养老基金投资组合经理的投资决定。
上述是指拥有行业养老金的员工。这些雇员至少发现自己已经通过有法律和会计专家咨询的工会代表的谈判达成了某种条件。那些办理个人养老金计划的人被迫寻求专业意见，但这样做很昂贵，许多人试图跳过这个预防措施。金融业花费相当的创业精神和营销力量来兜售其广泛的养老金产品。来自众多供应商的选择不可避免的激增，带来了很高但不是立即可见的成本。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识别昂贵的养老金结构，将真正的困难与故意的混淆和神秘的营销区分开来。
然而，这些问题绝非养老金复杂性的全部。理论上，解决养老金制度的问题需要人口学、精算学、法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社会老年学、代际伦理学等方面的发现，无疑还有其他几个令人生畏的专业。许多传统的研究经济安排的方式往往是“还原的当下主义”，在某一时刻给出横断面。即使对社会平等和包容性问题敏感的方法，也仅仅会问这种税收或这种福利是否会从富人到穷人，从年轻到年老进行再分配，而不会恰当的认识到，年龄组别的大小有巨大差异的事实。当年龄组别的成员数量有很大差异时，代际转移可能变得非常不平等，同样的规则用于后代可以产生迥异的结果。这不足以为养老金制度的“代际之战”方法或其他任何方式辩护。近年来，杞人忧天的文献不断增长，试图计算公共养老金安排中隐含的承诺所代表的“不可容忍的负担”，而没有适当考虑抵消因素或其所代表的改善养老金融资的新机会。杞人忧天者和“代际会计”本身的支持者往往采取有缺陷或简化的经济模型，并进一步暗示养老金只能由今天的税收或金融服务业管理的基金提供。但是，不适当关注代际复杂性就无法实现社会正义，这个基本观点仍然有效。
提供公共养老金的政策不一定是令人费解的，有些国家的政策似乎很容易理解。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运作情况就容易理解;事实上，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它一直保持着成为国家“第三轨”的美誉。美国立法者明智地把这个方案的管理不是委托给政府部门，而是委托给一个准自主的社会保障局，它每年发布其财物状况，包括人口预测及未来移民等的假设的报告。他们进一步要求咨询委员会定期调查该系统的运作情况。法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本质上复杂得多，但其管理更加独立，其代际团结的指导原则得到很好的理解。在这两个国家，经常出现的社论、文章、书籍和和不同政治领导人的演讲意味着，关于这个话题的全国性辩论确实存在。而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则没能做到这一点。一项关于英国的养老金的经济学研究注意到其交织的混乱和从业管理者的经常变换，讽刺地说：“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没有人能理解它，所以政治上容易改革。”然而，正如他们表明的，英国隐身的改革浪潮已经造成了一个难以理解的项目拼凑起来的令人困惑的方案，其中包括：公共养老金缩减，私人提供系统得到鼓励但覆盖面不足，历史上的“不当销售”，养老基金未能促进一个健康的国民经济格局。
幸运的是，通过整体看待养老金，重点关注它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相关的关键环节，绕过复杂性，聚焦于其基本设计，将细节留给专家们去改进，仍然是可能的。当代关于养老金制度的辩论被重要但并非本质上令人困惑或不可解决问题所困扰。公共或私人条款的优点是什么?人口老化对养老金的负担过重吗?养老金是否应按照大多数国家的现收现付方式融资，还是像行业方案和个人养老金计划那样建立基金的做法更为审慎?养老基金的增长是否到达对整个经济环境产生影响的临界点?养老金计划是否应考虑重新评估老年工作者的社会贡献，并注意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选择?虽然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信息和专门知识，但常识和对共同思考的意愿也必不可少。
“养老金社会主义”的先知
20世纪70年代，杰出的管理哲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看不见的革命”(1976)一书中，通过在整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看待养老基金，大大扩大了该讨论的范围。他抱怨说：
美国国会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1974年的“退休金改革法案”中，举行了无数听证，进行了数十项研究，并考虑了一系列备选方案。然而，在数千页文件中未曾提及养老金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对资本市场或资本形成等经济影响也关注甚少。整个讨论只涉及精算和投资组合管理事宜。
德鲁克认为养老金可能是重振经济进步的关键。持续的低增长率——包括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商业周期的“复苏”阶段，导致对他提出的两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即资本市场的运作和资本形成的程度。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的通过，促进了私人养老金的增长，为金融服务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储蓄。但是，由于经济景气拒不复苏，观点分歧产生了，有些人抱怨膨胀的公共项目“挤出”了健康复苏，而其他人则侧重于他们认为的金融部门本身的失灵。在战后繁荣期间被边缘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再次受到重视，首先是弗里德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接着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各种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共服务私有化的建议开始流行。有人辩称，社会保障体系应该私有化，以让更多的储蓄流入金融体系。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在英国倡议下按照英国计划成立的一个机构)坚持认为，伦敦政府必须削减其最受欢迎的计划，并强制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工党内阁成员安东尼·克鲁斯兰(Anthony Crosland)著名地宣称：“宴会结束了”。伦敦政府遵从了，但降低工资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成功最终付出了1979年工党选举失败的代价。
彼得·德鲁克的著作庆祝养老金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认为它体现了在自由市场经济与大政府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他提到“养老金社会主义”，并声称，如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工人控制生产资料，那么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观点带有刻意挑衅和玩笑，但仍然有其严肃性。他认为员工养老基金已经取得了大多数大型美国公司的潜在控股权。德鲁克夸大了1974年的情况，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养老基金的股权在绝对和相对数量上都在增长。他认为，养老基金集体主义提供了不同于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个人主义的替代方案：
养老金运动不是赫伯特·胡佛的“个人主义”。养老金是集体的。代理人是其他集体，大型雇佣组织。但他们是“非政府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私人的”。它们提供了使用“组织型社会”的私营非政府机构制定和实现社会目标以及满足人类需求的有效性的一个例子。
在这样的段落中，德鲁克对养老金的断言有时会体现出对仍然构成“组织型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动力的无知或低估。在这一点上，该书出版后几十年的实际情况表明，养老金经理单一地关注股东价值，而不关心“制定和实现社会目标”或“满足人类需求”。也许德鲁克的革命“看不见”的原因是它还没有发生。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的观点是还是有意义的。
德鲁克还试图提醒他的读者注意他所看到的人口趋势对资本形成率的威胁。他认为，重组后的养老金可以促成新的资本形成，以抵消美国长期低储蓄和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德鲁克认为，退休金领取人的数量与现役劳动力相比有所增加，社会保障和养老金都不会有助于净储蓄。对社会保障的贡献只会转移给那些花费他们的养老金领取者;同样的，根据德鲁克的计算，大约到1990年，养老基金在股票市场退出的资金将多于其进入的资金。德鲁克也预言了未来的养老金辩论，只是他把低储蓄的危机设定得太早了。德鲁克认为，银行机构管理养老金是错误的，因为涉及利益冲突。他认为，银行在商业贷款部门和其资金管理部门之间建立所谓的“中国墙”是不可取的或不可能的。在他看来，养老金无论如何都需要独立于银行和雇主的受托人，并且真正代表他们所管理资金的主人即雇员的利益。只有这样的受托人才有合法性和自主权，才能从养老基金受益人的长远利益出发，在必要时劝说他们提高缴款率，以抵消通货膨胀，并确保投资引领的增长足以预见退休人口比例的上升和最终的储蓄不足问题。
德鲁克有更大胆、更全面的视野，但也有其他人意识到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必须一起思考。由英国前总理担任主席的威尔逊委员会关于英国金融体系运作的报告承认了这一新的使命。该报告敦促制定一项新的养老金法规，帮助公共权利机构重新获得驾驭经济的杠杆，并对抗国际金融的压力。然而，当时他的继任者卡拉汉政府的失败，足以抹去与工党领导层有关的任何事情。然而，不管对上世纪70年代工党政府的表现多么不满，不变的事实是，他们与现在所谓的全球化的相遇对许多参与者来说都具有教育意义。工党内阁部长托尼·本恩(Tony Benn)在工会领袖杰克·琼斯(Jack Jones)的建议下，寻求一种养老金融资保障方式，比另一个零碎的国有化计划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本恩关于养老金在社会主义论证中可能发挥作用的评论(1979年)中对此建议作出了回应，他认为：
金融机构不一定以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使用他们有权处置的巨额资金。这是一个必须改变的领域。这些储蓄属于工人，是他们自己的递延收益。工人不仅有权在退休时索取收入，而且有权在工作期间索取，从而保证他们在退休时的经济是繁荣的。
Benn继续设想了与“大金融机构投资经理人”并行的工会代表权，并建议通过北海石油收入来保证基金的价值。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将受益于与石油公司的交易，之后工党长达十八年没再执政。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中看到的那样，工党的更慷慨的养老金安排成为保守党总理的首要打击目标。
德鲁克的远见卓识在左派很少受到关注，但也有一些例外。兰迪·巴伯(Randy Barber)和杰里米·里夫金德(Jeremy Rifkind)发表的“北方将复兴”(1978年)一书，概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将员工养老金用于区域再生，防止美国东北部锈带地区的枯竭。他们的倡导确实鼓励了一些关于社会投资的小规模试验，其成果将在下文中进行论述。另外两本书探讨了迫切需要逐步改革养老金制度：劳拉·卡茨·奥尔森(Laura Katz Olson)的“老龄化政治经济学”(1982)和埃里克·舒格格(Eric Shragge)的“英国的养老金政策：社会主义分析”(1984年)。奥尔森结合对“医疗工业综合体”的认知批评和关于老年人照顾私有化危险的预言性警告，得出结论：“如果员工和社区成功地夺回养老金的控制权，尽管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和基本的系统性约束，仍可以作为迈向社会根本转型的重要一步”。英国作家埃里克·舒格格认为，尽管德鲁克的说法过分夸张，而且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太局限，但他仍然在提请注意新养老金制度的集体主义机制方面是正确的。在舒格格看来，如果允许一批工人对其养老金实行真正的控制，这将有助于从社会主义模式中消除国家官僚的死亡之手。英国矿业工人联盟(NUM)确实试图接受这个想法，但在1980年代中期一次关键的法律斗争中失败，因为没有一个矿工的巨额养老金资产投资于自己枯萎的山谷和村庄的再造中。玛格丽特·撒切尔1984-85年对NUM的胜利，及接连在选举中胜过工党，为养老金改革中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实验设定了场景(将在第5章详述)。
在同一时间，独立的与德鲁克提出类似问题的另一个人，是成为瑞典工会联合会的首席经济学家的德国难民鲁道夫·梅德纳(Rudolf Meidner)。他是战后瑞典福利制度的建筑师之一，目睹了1957-60年间瑞典为二级养老金提供资金的激烈战争。这一插曲强调，寻找方法保证社会项目融资而不使税收体系超载的重要性。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一直鼓励私营部门蓬勃发展，但是在70年代中期，梅德纳提出了确保繁荣得到更广泛分享并利用产业政策的建议。
“梅德纳计划”要求大型公司向自己的员工发放股份，达到其股本20%的门槛，此后将向每个地区代表工人的公共机构进一步分配股票。据称，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获利，是因为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因此有必要将利润的一部分归还给工人，即初始发行20%的股份给工人基金。基金承诺这些投资必须留在公司中，并将以对社会有用的方式使用最终产生的收入。与税收不同，这种征收不会进入国库，也不会减少企业投资。“工人基金”希望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员工和社会共同分享;虽然这些基金的回报可能最终有助于承保社会或养老金的供应，但这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初衷只是为了加强工人的地位。(瑞典已经有补充养老基金，但禁止购买股票)。梅德纳计划在1976年得到了瑞典工会联合会的大力支持，最不寻常的是，在批准该提案的会议上，投票受到热烈欢迎并唱起了“国际歌”。社会民主党并没有立即认可这个计划，并失去了那年的选举。但是，在1982年赢得选举之前，社会民主党决定引入梅德纳计划的修改版本，尽管党的领导人不完全信服。民意调查显示，工人基金在社会民主党选民中受到欢迎。瑞典的商界领袖强烈震惊，他们攻击该计划所花的钱，比1982年大选中所有政党提供的竞选资金总额的五倍还多。私有的新闻界发起了持续而有力的运动，利用计划中的每一个真实或假定的弱点，来抨击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偏见。反对党认为，工人基金给予工会领导人太多的权力，让自雇者、失业者或没参加工会的人没有任何代表性。由于股份分配首先是从私营企业开始的，公共部门的工人感觉被抛弃了。这次攻击后，对这个计划的支持减弱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认为，需要极其谨慎的淡出这个计划，让政府专注于捍卫福利制度。
梅德纳计划是一个原型，还需要细化和进一步阐述。正如梅德纳本人所熟知的那样，“瑞典家园”当时时间不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减少妥协，并且澄清该方案的社会目的，或可维持对此方案的支持。乔纳斯·庞森松(Jonas Pontusson)强力指出，工人基金所服务的“一般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如果工人基金的大部分收入承诺提高养老金或某些其他具体的社会目的，也许会抵消反对者给该计划造成的印象，即其目的只是为提高工会的权力。梅德纳计划的实施可以为保护瑞典福利模式提供关键支撑，降低税收的压力，并在大公司的决策中让工人基金能够发声和投票。它也可以使瑞典银行和跨国公司通过降低国内机构的股权，转移到海外投资，从而进一步削弱瑞典的福利制度变得困难。经过二三十年，一个充满活力的梅德纳计划将使“工人基金”成为经济的主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大举动员起来反对它的原因。该计划的失败增加了瑞典金融业的行动自由。随之而来的是投机热潮，以房地产为中心，首先在国内，接着在国外。1990-91年，泡沫破裂，造成大量失业。嗜血资本进一步削弱了生产根基，将“瑞典家园”暴露在社会倾销的现实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剩余的“工人基金”被清盘，其资产价值约18亿英镑，用于建立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瑞典，所有类型的研究都比欧洲其他地区得到更好的资助：尽管梅德纳的宏伟目标失败了，但即使这种温和的结果也证明了该计划承担社会支出的潜力。
（未完待续，见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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