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道德话语权的批判与启示
多元、多极、多边的当代世界格局挑战与动摇了守成的资本主义道德话语权。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资本主义仍然使出各种绝招来张扬其话语霸权。为了标榜对一些民族国家、地区政治颠覆、经济掠夺、全面渗透、非法介入的正当性，他们不是炮制所谓“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暴政前沿”等将其“妖魔化”，就是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直接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武装干预。为了非法介入有关国家对中国南海主权纷争，就教唆菲律宾搞一场所谓“南海仲裁”闹剧，企图矮化中国的道德形象，重创中国国际声誉。在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洞悉了资本主义的这些伎俩，深刻地批判和揭露了资本主义道德话语的虚伪、丑陋、欺骗之后隐藏的险恶用心和实质。这对我国打破资本主义的道德话语权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中的道德话语权
话语是语言、符号、意义的表达、表述和交流。话语权就是以语言、符号来解释、表达、言说、规范世界意义并引导人们实现对世界改造的权利。话语权牵涉的领域诸多，如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但主要还是道德的。话语的核心是价值观，缺乏价值观的话语权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词汇。语言、符号只有对世界和人们的行为具有规范作用，话语权才从解释世界转变为改造世界的权力。虽然在马恩文献尚未发现道德话语权概念，但是，他们深刻地阐述了道德话语权思想。马克思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与处于被统治地位那些思想的关系，就是一种权力关系。话语是形式，思想是其内容，思想统治就是话语统治。马克思对思想统治权的论述中实际上包含了道德话语统治权问题。福柯也从权力与话语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阐释了话语权思想。道德话语权是物质经济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精神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权力，是占统治地位阶级对一个社会思想行为“善”或“恶”道德价值判断的话语表述、规范的权力。道德是一种价值观。在话语权中，道德话语权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话语权。马克思说：“凡是现在被称为‘善’的东西——个人的或社会的善的东西—都有利于资产者，谁会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呢?”既然资本主义的东西都是“善”的，反之，不符合资本主义剥削的东西，就是“恶”的，对其怀疑、批判、反对都是不道义的。可见，资产阶级道德话语权是其炮制的阶级统治合理性合法性道德价值话语。
二、资产阶级核心道德话语与实质
资产阶级道德话语滥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人道”本是对“神道”的反叛，后经一些思想家创新性转化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人道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资产阶级核心道德价值话语：如人性、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尽管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是费尔巴哈人道主义，但是，从异化劳动出发，开启了对资本主义核心道德话语的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核心道德话语的科学批判，是随着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写作和发表，即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后完成的。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批判和纠正了施蒂纳人道主义利己主义历史观的错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人道主义价值观为轴心的核心道德话语进行了科学的批判。
1.以社会性批判利己主义人性论，揭示人性自私的非自然性
资产阶级以生物趋利避害性为前提，认为自私是人的自然本性，私有制符合这种自然本性。既然私有制是合自然的，资本主义就是永恒的。而违反自然性为基础的公有制，是人为的、反人性的专制社会。功利主义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要求，从人的自私自然本性出发，阐述了利己主义的功利原则，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在边沁看来，“社会是一种虚构的团体，由被认作其成员的个人所组成”。社会是虚无，个人、利己才是实在的，满足了个人对功利的追求也就满足了大多数人最大幸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变成了这种功利论的真正“科学”。亚当·斯密以物物自由交换的自利性，论证了人性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观点。曼德维尔借《蜜蜂的寓言》，论述了自私利己的合理性。以自然性来解释人性自私、利己、恶行、剥削的合理性，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前提和归宿。因为自私、利己就否定人的社会本性，这是十分错误的。不过，马克思认为，这一错误观点确实是资产阶级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真实反映。由于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相互分离，人的存在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人性本是人自身的本性，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劳动异化把人与人性分离为不属于人的类本质动物性，人的东西成为了动物的东西，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在异化劳动下，人性的合理自私、人的本性完全不像资本主义所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事实是，客观上一旦把他人当作发财的工具，你也被你的物品沦为了手段和工具。人性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不是自然的，人性是社会的、历史的。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人性，自私的人性是适应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又为其合理性辩护的话语，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不仅没有私有制，人们甚至连“你的”、“我的”概念也没有。这一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就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的证明。道德不是自然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2.以财产所有权批判资产阶级人权，揭示其人权旨在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权
资产阶级人权是反对封建特权提出的政治要求。但是，作为核心道德话语却成为了资产阶级挥舞的道德大棒。恩格斯说：“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资产阶级人权的实质。资产阶级共和国适应这种所有权产生，同时又是保护其所有权的政治上层建筑。这一点首先由洛克做了论证。洛克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唯一作用和功能就是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他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因为私人财产是人们通过劳动在自然物上增加了一些东西，是人类还在“自然状态”时候就有了的东西。保护私人财产，符合“自然法”，也合乎“人性”。什么是财产所有权?蒲鲁东借用法国大革命时布里索·德·华尔维尔的《关于所有权和盗窃的研究》中一句话下了一个定义：“所有权就是盗窃!”马克思肯定了该命题的合理性，但批判了蒲鲁东用消灭资本来消灭所有权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具体而言，就是消灭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所有权。在《资本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财产所有权来自对雇佣劳动剥削的经济根源和实质。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即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全体成员的财产。资本不是个人所得，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以所有权为人权的道德话语意义是，“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不是类存在物，相反地，类生活本身即社会却是个人的外部局限，却是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
3.以劳动价值论批判了资本主义自由，揭示资本主义自由的实质是资本剥削的自由
自由本是一种道德价值。但在资本主义，自由作为道德价值却成了掩盖资本主义自由剥削劳动力价值的道德呓语。马克思说：“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这里的贸易买卖，不是一般意义的贸易买卖，而是劳动价值论所指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工资)与劳动力之间的自由贸易与买卖。资本家用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价值，通过购买劳动力，却获得了劳动力生产过程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这种自由，相对于封建统治的身份不自由，的确是自由了。但是，这种自由并不具有道德价值意义。马克思说：“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归根到底，自由不是劳动者的自由，而是资本家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对劳动者的剥削自由。
4.以道德历史性批判平等，揭示资本主义平等幻想的局限性
恩格斯说：“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平等是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道德内涵。近代生产力的发展，交换价值的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成为普遍的社会化原则而得到充分的发展，并成为资本主义平等道德观念的经济基础。交换关系中的等价交换从经济形式上，首先体现和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从交换价值的交换形式来看，在形式上出现了三种要素：即作为交换主体的交换者，等价物和交换行为本身。交换是交换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换关系。但是，在商品社会，这种物不再是实物，而是作为货币或金银的等价物。等价物不仅作为中介物必须相等，而且还要被对方承认为相等。交换主体通过等价物的中介作用，主体才表现为交换者，相等的人，而他们的客体则表现为等价物，相等的东西。马克思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但是，这种平等、自由是表面的、形式的，在这种平等自由的虚假的外观下，仍然掩盖了极大的不平等和不自由。资产阶级交换价值的交换实际是指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买和卖。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买和卖，它与其他任何商品的买和卖是不同的，劳动者在与资本交换时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力，而资本一旦买到劳动力，并不是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直接消费，而是把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过程，消费的是劳动力的劳动。劳动力的价值与劳动力劳动的价值是不相等的。劳动力劳动的价值将大大地超过了劳动力的价值。所谓的平等、自由，在这种劳动力商品的等价交换中变成了极大的不平等和不自由。
5.以阶级观点批判人道主义的博爱，揭示资产阶级“爱”的非人道性
“博爱”本是宗教教义，但资产阶级抹去其宗教的神圣光环，将其大言不惭地作为道德话语贴在自己的脸面上，并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非人道。相反，资产阶级的博爱才是非人性、非人道的。资产阶级把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金钱关系、物与物的关系。资产阶级奉行的不是中世纪神的崇拜，而是商品、金钱、资本这些物的崇拜。“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费尔巴哈完全脱离现实关系，把人与人的联系说成是“爱”的宗教联系(religare)，这是十分荒唐的。如果说“爱”是联系，那么，在现实经济关系中，这种联系就是金钱联系、现金交易，这就是资产阶级“博爱”的含义。爱的联系本来是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爱的联系，却被颠倒为物与物的联系。这才是非人道的、非人性的。相反，阶级观点立足于现实的人与人的联系，真实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在现实阶级社会中的联系。这不仅不是反人道的，而且是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真实反映。
对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和博爱的道德话语，千万别信以为真。在1848年法国革命总结中，马克思特别予以提醒。法国1848-1851年阶级斗争的核心是围绕政治形式展开的。法国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政治形式最为鲜明。各个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力，就像赌徒的赌博一样，相互争夺、相互角逐。封建的保皇势力、大金融资本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各个阶级在这个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都进行了精彩的表演。1848年2月资产阶级联合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共同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资产阶级窃取了革命成果，无产阶级被迫发动了六月革命。但是，资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把同自己一起推翻封建统治的盟友无产阶级当作敌人，当作镇压和专政对象，用刺刀和监狱镇压了无产阶级的六月革命。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时，为了联合无产阶级，高唱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一旦不需要时，就变成了“步兵、骑兵和炮兵”。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道德话语权的逻辑和规律。
三、资产阶级道德话语权的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同社会统治阶级的道德话语具有不同的特征，资产阶级道德话语权的主要特征是阶级性、规范性和虚幻性。
1.阶级性
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道德话语权是在物质经济关系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话语。杜林认为，存在超民族、超阶级的永恒道德。恩格斯对其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道德起源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道德，不存在超阶级的、超民族的永恒道德。在阶级社会，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民族道德实质从属于阶级道德。恩格斯深入英国工人住宅区调查后，说：在英国，“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不同的习俗和道德原则、不同的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同，好像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一个民族本应有共同的习惯、风俗和道德话语，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英国，同一个民族，结果出现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完全不同的道德话语。毋庸置疑，阶级性是道德话语权最基本的属性和特征。
2.规范性
道德话语对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规范作用与功能。在法律上，资产阶级把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法律称之为人性、人道，把不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称之为邪恶、暴戾、专制等;在言论上，资产阶级把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新闻、报纸等言论，称为自由、平等，而把反对资产阶级的言论斥之为邪说而通过新闻检查法禁止;在行为上，把维护私有制称之为人性、人道，把反对私有制称之为非人性、非人道。为了维护封建的土地占有制，甚至把贫苦农民去森林捡树枝的行为说成林木“盗窃”。道德话语权实际是一个阶级论证阶级统治合理性、合法性的道德价值话语，如资产阶级的人性、人道、平等、自由、博爱等。而对与之相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就用如邪恶、暴戾、专制、非人道、非人性等道德话语来表示其道德价值的不合理性、非法性等。
由于资产阶级道德话语的规范作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通过“同意”等道德伦理的理性化过程内化为道德意志。即使是经济危机、萧条等灾难来临，人们也因为内心道德意志的“认同”，“同意”接受而建筑了一个防御政治统治崩溃的“战壕”，不至于因经济危机“入侵”导致国家被颠覆的灾难性后果。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道德话语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反过来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巩固了经济基础，也巩固了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
3.虚幻性
争取道德话语权是所有剥削阶级的惯用伎俩。马克思说：“一般来说，统治阶级总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P552)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在观念上，赋予自己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这些观点描绘成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有支付能力的“道德所表现的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在我看来，丝毫也不高于不可敬的卑鄙……只是在资产阶级的相互交往中人们才习惯于失去对这种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的感觉”。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自私本性决定其行为后面总会隐藏一个不可告人的卑鄙动机。可笑的是，资产阶级道德话语还要把这种肮脏龌龊的动机说成是“可敬的卑鄙”。可见，虚幻性是剥削阶级道德话语的突出特征。相反，无产阶级道德话语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必要用虚假道德话语来掩盖自己的目的和动机。无产阶级道德话语是真实的。
四、发扬马恩的批判精神，打破资产阶级道德话语霸权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道德话语霸权支配下，我国道德话语权不仅不能与经济的国际地位并肩而行，而且我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还常常被西方道德话语“涂鸦”，以矮化中国的形象，削弱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我国道德话语权，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任务。究竟如何打破资本主义道德话语霸权?对此，马恩对资产阶级道德话语权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批判是打破资本主义道德话语霸权的前提
在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对资本主义用道德话语编织的神圣光环所掩盖的丑恶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自开天辟地以来，马克思第一次为无产阶级争得了道德话语权，为无产阶级被剥削的苦难言说。这就是说，争得无产阶级道德话语权，首先就要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话语霸权。道德话语权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中一个坚固阵地和堡垒，批判又是打破资本主义道德话语权的前提。但是，批判不是简单的谩骂、打倒，批判是一种研究。它包括确立历史方位、澄清和判明真假善恶、揭示实质等三个必要阶段。这对我们批判资产阶级道德话语具有方法论意义。首先，对资本主义道德话语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来确定其历史方位。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氛围中，对资产阶级道德话语权既不要重蹈20世纪初中国缺乏文化自信背景下全盘西化的覆辙，也不能重复20世纪60年代“左”的思想影响下那种一棒子打倒完事的简单方式，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来确定西方道德话语的历史方位，从历史观上厘清其道德话语的历史合理性与消极性。其次，澄清和判明真假善恶。真是善的前提，不真必不善。批判资本主义道德话语，不可围绕自由意志、良心转圈，必须从应然到实然，用事实来说明其真假。真为善，假则丑，不攻自破。再次，发现和揭示道德话语权实质和逻辑规律。马恩对资本主义道德话语批判不能停留于真假的判断，而是以社会性、阶级性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资本主义人性、博爱等道德话语的实质、特征和逻辑规律。这对我们认清资本主义道德话语本质有重要启示意义，尤其是对个别仍然把西方道德话语视为“圭臬”的人具有警示意义。如资产阶级在需要无产阶级一起共同反对封建阶级时，高唱的是“自由、平等和博爱”，一旦取得了统治地位，为了镇压无产阶级，就变成了“步兵、骑兵、炮兵”。
2.批判与“破”的目标是要创立社会主义道德话语
批判和“破”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石井伸男认为，批判(Critic)这个词同Crisis(危机、岔路)出于同一个词源。按照其词源的含义，“到了岔路儿、十字路口的时候，正确选择道路，这正是批判的本质”。批判的本质是正确选择道路。这对于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话语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必须重新认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话语重要性。马克思说：“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这就是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话语权不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国内外交往方式发展的需要。忽视这个问题，必然影响中国道路的发展进程。其次，只有建设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道德话语，才可以真正抵制和肃清一切虚假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道德话语消极影响。假亦真时真亦假。缺乏真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话语，那些封建的、资本主义的道德话语仍然可能会被认为是真实的道德话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实道德话语，只有进一步深刻理解、广泛宣传和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可以逐步消除那些封建的、资本主义的虚假道德话语。再次，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这就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理研究，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我国在外交活动中的道德话语议题设置力和叙事框选力。
3.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话语权的根本路径是增强综合国力
道德话语权是综合国力，但不等于综合国力。道德话语权只是综合国力的软实力，它所建立的基础是国家硬实力，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比如，中英鸦片战争，在所谓自由贸易道德话语权较量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激于道义”，而英国人贩卖鸦片陷于非道义，道义本应战胜非道义。问题是，弱国无话语权。国力羸弱、政治F·B的清政府尽管坚持道义，但在英国人的船坚炮利胁迫下，道义反而低下了高贵的头，结果是清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可见，道德话语权的较量，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的较量。国耻不忘，后世之师。发展是硬道理，增强中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是提升中国道德话语权的根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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