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改革、共同富裕与北欧经验启示
导语：这篇文章提出了借鉴北欧经验，通过建设同个人利益有密切联系的新的公有制，将华为公司的职工广泛持股的经验扩大到更大的范围，让人人皆能成为既能充分享受股市增值收益又不必为股市波动操心劳神的巴菲特。
1999年美国废除罗斯福法规后巴菲特也屡屡投资失利，他重仓持股的富国银行、美联航等都因丑闻而损失惨重，由此可知宏观市场环境不佳甚至让股神巴菲特也难以幸免，中国股民就更难以依靠掌握种种炒股技巧而独善其身，擅长投机炒作的温州民间资本仿佛也仅仅是捕虾的小鱼，在金融大鳄面前毫无抵抗能力并遭遇过被群体围捕的厄运。
关键问题不是微观资本市场操作技巧而是宏观制度设计，关键出路是必须恢复罗斯福的严刑峻法驱逐金融大鳄和野蛮人，在金融大鳄游弋的凶险水域中即使是大鱼也难逃厄运，广大普通投资者涉险这样的市场中就必然面临更大的风险。
北欧大胆探索借鉴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理念改良资本主义，生活幸福指数、分配公平指数、清廉指数、环保指数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就完全可能创造超越北欧的奇迹，如中国探索马克思所说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让人人都能按不同的相关系数参与所有国企经营和分享股份增值收益，这样能够避免加重企业的税负并更为广泛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很可能优越于北欧国家依靠高税收支撑的社会福利制度。
今天华为公司通过职工广泛持股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已经创造出了远远超越西方著名跨国公司的高速发展奇迹，中国国企、民企都应该借鉴、探索推广华为公司的成功经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应该借鉴华为公司经验更多体现职工属性、全民属性和社会属性，探索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和有效办法，这样才能早日实现建设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美国的绝大多数股票从一开始就掌握在少数富豪手中，即使罗斯福创造了没有泡沫的大牛市也难以让千百万民众真正富裕起来。中国将国企、私企扩大全民属性、职工属性的产权改革，与股市改革借鉴罗斯福监管法规消除投机泡沫结合起来，既能充分发挥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优势，又能激励企业像华为公司一样调动职工积极性专心创造价值，这样中国就能创造出超越罗斯福时代的人人皆为股神巴菲特的奇迹。
宏观市场环境比微观投资技巧更为重要
当前中国解决各种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不能消耗巨大财力维护股市并让社会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不知道何时国际投机资本又会兴风作浪制造动荡。索罗斯称他屡屡成功从做空市场中获取投机暴利，依据的是市场失衡原理而不是市场均衡理论，倘若他相信西方教科书的市场均衡理论早就破产了。这启示中国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建立新的市场失灵理论，敢于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美国股市模式的迷信。
我的新著《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发展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分析股市泡沫的新市场失灵理论，指出确保股市正常发挥作用的关键是避免过大的供求缺口，不让股价背离价值波动太大引发严重的市场失灵，避免投机暴利吸引国内外资本纷纷涌入加剧市场失灵，杜绝欺诈、作弊等不良诱惑并让上市企业专注于价值创造，杜绝短期投机诱惑并让广大投资者专注于长期价值投资，促使所有上市公司都转变为擅长价值创造的华为公司，促使所有股民都成长为擅长价值投资的股神巴菲特。
有人可能更多关心个人投资技巧而不关心宏观市场环境，美国民众和实体经济企业一开始也不反感华尔街，也迷恋于华尔街炮制的种种短线炒作理论和技巧，后来反复经历资产泡沫破灭才知道这是财富幻觉诱饵，才知道在华尔街利用巨额存款催生泡沫、操纵市场的环境中，就仿佛在超级金融大鳄设下的猎场中捕食终将得不偿失，才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反对华尔街的民意高潮，桑德斯、特朗普等政治家才能依靠反建制赢得了民心，大选中共和、民主两党才都通过了恢复罗斯福法规的决议，才出现了强烈要求恢复罗斯福的严刑峻法的社会潮流。
2017年美国众多的州和民间社团积极呼吁恢复罗斯福改革，相依通过支持恢复罗斯福监管法规的的决议、声明。由于华尔街控制的主流媒体正竭力隐瞒这一社会潮流，致使中国社会各界对美国金融改革风向的骤变并不知情，人们仍然更多关心微观投资技巧而不是宏观市场环境。我开办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杨斌谈天下”，就是为了帮助公众了解西方媒体掩盖的各种消息、动向和趋势，帮助防范投资风险并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百姓财富安全。
试想1999年废除罗斯福法规后巴菲特也屡屡投资失利，他重仓持股的富国银行、美联航等都因丑闻而损失惨重，就能知道宏观市场环境不佳甚至让股神巴菲特也难以幸免，中国股民就更是难以依靠掌握种种炒股技巧而独善其身，擅长投机炒作的温州民间资本仿佛也仅仅是捕虾的小鱼，在金融大鳄面前毫无抵抗能力并遭遇过被群体围捕的厄运。
2016年双十一期间，中国商品期货市场闪电般崩盘背后也是金融大鳄作祟，众多专业炒作高手所预设各种市场止损保护没有发挥作用，市场上无论是作空、作多的投资者都损失惨重，这说明作空机制也无法帮助投资者、企业规避风险，无论怎样的止损操作都能够被破解并无法避免惨遭劫掠的厄运。
关键问题不是微观资本市场操作技巧而是宏观制度设计，关键出路是必须恢复罗斯福的严刑峻法驱逐金融大鳄和野蛮人，在金融大鳄游弋的凶险水域中即使是大鱼也难逃厄运，广大普通投资者涉险这样的市场中就必然面临更大的风险。
我的新著提出了可用于重新进行各种资产市场设计的新市场失灵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就能借鉴罗斯福的成功经验并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在优势，创造出真正是依靠公司业绩等基本面支撑并且没有任何泡沫的大牛市，罗斯福时代和社会改良时期美国就出现过持续增长十多倍的大牛市，股民能够从中获取持续的财富增长而没有遭受泡沫破灭的劫掠。
历史事实证明，当前全球资产泡沫频发并非是必然的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关键是必须抛弃金融自由化并重新恢复实践证明成功的罗斯福金融改革，这样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好党中央提出的遏制资产泡沫的政策方针。
股市改革、北欧经验与加快建设小康社会
值得指出，美国的绝大多数股票从一开始就掌握在少数富豪手中，因此，即使增长十倍也不能促使千百万民众真正富裕起来，中国还应该探索充分发挥公有制优势创造出让广大民众真正富裕起来的天堂，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样才能够防止罗斯福法规创造出的资本市场繁荣反复遭到华尔街破坏，才能多方面调动职工、企业、投资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促使社会财富、收入的分配更加公平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为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奠定更加稳固的经济基础，争取早日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
有人可能会说共产主义就不应该再保留股票、市场、货币，马克思曾经指出股份制有扬弃私有制局限性的积极作用，还说当旧的生产关系仍然有推动生产力发展潜力时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还强调应该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说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公有制同每个人利益的联系，当然也不应放弃利用股票市场建立公有制与个人利益的联系。
马克思曾经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会趋于消亡，主要是指国家作为剥削阶级压迫民众工具的消极作用，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有必要保留民主的社会公共管理机构，同理还可以推断出马克思设想的商品、货币、市场等都趋于消亡，也应该是指其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公众利益的消极作用，就是说不应该容忍而应该积极消除货币、股市和其他市场的消极作用，同时也不应该简单地抛弃其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公众利益的积极作用。
有人可能会说马克思所说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遥远目标而与社会主义建设无关。实际上，当年马克思所提出公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共产主义原则，更多是来自考察资本主义的现实弊病而非仅仅出于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因为当年频繁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已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已充分暴露出了私有制与生产力发展和公众利益的矛盾，这就是说当年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等原则，很可能对于改革资本主义的现实弊端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北欧借鉴按需分配原则建设社会福利国家的实践颇有启示意义，促使北欧从欧洲最贫穷的地区变成了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二十世纪初瑞典工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西欧，四分之一的瑞典人口曾经为逃避饥饿而移民美国，电影《冰海沉船》记述了瑞典穷人像今天叙利亚难民一样的悲惨遭遇。
瑞典大胆借鉴马克思的按需分配理论进行社会福利国家试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并后来居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均国民收入竟然远远超越了美国、西欧。更为值得称赞的是，瑞典等北欧国家在社会发展方面更是遥遥领先，生活幸福指数、分配公平指数、清廉指数、环保指数位居世界第一。
瑞典也曾面临着激烈的阶级冲突和法西斯崛起的威胁，大萧条中失业人口的比重曾高达三分之一远远超过了美国。当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士曾经主张实行公有制，但为了广泛联合社会各界的力量防止法西斯政党上台，采取了通过建设社会福利国家的方式改良资本主义。当年瑞典大量人口失业意味着难以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来刺激需求，于是只有尝试通过直接实行按需分配并建立社会福利国家，才能避免众多失业民众面临生存危机并扩大社会有效需求。
当年瑞典资产阶级曾经激烈反对提高税收、改善社会福利，但发现社会需求扩大成功帮助企业家摆脱了经营困境，还发现当社会福利提高到相当优厚的水平之后，对于保障自己、子女和亲属的切身利益和未来也很有好处，能够确保自己和所有家人、亲属永久享受体面、富裕的生活，否则即使企业经营成功也无法惠及所有亲属，一旦经营失败则富豪本人也可能陷入生活落魄状态更不要说孩子、亲属，因而就逐渐变为心甘情愿纳税而不像美国、西欧的富豪那样为避税出走他乡，这样资产阶级就逐渐从开始时激烈反对变为后来由衷拥护社会福利国家。
二战后北欧在借鉴马克思主义改良资本主义方面走得最远，社会福利制度借鉴了大量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理念，人均国民收入从落后变为远远超越美国、西欧，瑞典的基尼系数全球最低仅为0.25而富豪比重最高，说明共同富裕反而催生了更多富豪。
当年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下民众生活艰难弊端，提出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马克思曾经设想物质极大丰富、人们觉悟高时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但是，北欧国家却大胆借鉴共产主义理念进行了大量社会实验，发现尚未达到马克思设想条件时渐进按需分配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反过来大大加快了物质丰富和人们觉悟提高。政府官员、企业家不担忧自己和家人的未来生活得不到保障后，就大大削弱了不择手段行贿受贿、疯狂敛财的贪污、F·B动机，就愿意更多考虑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就愿意更多考虑实现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和社会利益。
人们喜欢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北欧模式的成功，如北欧古代扩张积累的财富，人少地多的优越自然环境等。实际上，北欧的成功主要来源于大胆的社会实践探索，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北欧领先全球、独树一帜的政治清廉，还有对绿色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的不倦追求，没有社会制度保证和全民的高度自觉性，丰富自然资源很可能导致贪污F·B、挥霍浪费。
北欧在新自由主义泛滥时期成功保留了社会改良成果，原因是全体民众包括政治家、官员、富人都已经充分尝到甜头，美国很难通过用F·B收买来诱惑北欧政治家抛弃社会改良。法国总统希拉克给瑞典首相的欧元政策信件被公开曝光，他写信愤怒指责瑞典政府泄露信息的信件又被再次公开，瑞典官员对于通过幕后交易获取经济利益根本不感兴趣，这样西方就很难通过幕后交易诱惑北欧国家像希腊一样落入金融陷阱。
北欧的滥用抗生素污染仅为以环保著称的德国的十分之一，倘若资本家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很难实现绿色环保全球第一。这说明北欧在物质尚未极大充裕条件下就引入按需分配的理念，取得了大大促进物质丰富与人们觉悟提高的出人预料效果，甚至资本家也不愿意为私利而损害环境保护和社会利益。
瑞典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了全球工商业环境最佳的国家，瑞典政府官员、企业家自觉纳税支持社会福利，人人享有优厚、稳定生活保障并不愿意从事F·B，无人照看的商品放在街头让人们购买并自觉付款，丹麦多年来最大F·B案是外国学生贿赂下层官员，这种童话般的社会诚信、政治廉洁令人难以想象。
1974年发展中国家曾共同努力通过了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联合国决议，显示出了当年南方国家借鉴西方社会改良特别是北欧经验崛起的渴望。美国格外恐惧发展中国家效仿北欧的成功经验，恐惧也像北欧一样从落后于变为远远超越美国，于是在1975年委托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紧急启动了特殊研究项目，为维护全球霸权并遏制南方国家崛起而抛弃了冷战时期的社会改良政策，制定出了通过转向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促使世界经济解体的战略，故意吹捧攻击瑞典模式乃是“通向奴役之路”的哈耶克，将他从二战后曾被西方长期排斥的边缘、反动学者，通过西方主流媒体吹捧为了反潮流的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竭力施压各国推行同北欧模式截然相反的新自由主义。
北欧大胆探索借鉴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理念改良资本主义，创造了人人都能享有稳定幸福生活的奇迹。中国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就完全可能创造超越北欧的奇迹，如中国探索马克思所说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让人人都能按不同的相关系数分享所有国企股份的股市增值收益，这样能够避免加重企业的税负并更广泛调动积极性，很可能优越于北欧国家依靠高税收支撑的社会福利制度。
中国应探索通过股市改革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以往的国企股份制改革受到科斯产权理论的影响，全民所有的公有产权过多流向了少数高管和法人企业手中，忽略了马克思强调的生产社会化规律和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张，以至于很少企业像华为公司一样搞职工广泛持股改革，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分化、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过高，很可能让中国错失了广泛利用华为公司经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并更好落实共享、创新等发展理念的历史机遇。
今天华为公司通过职工广泛持股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已经创造出了远远超越西方著名跨国公司的高速发展奇迹，中国国企、民企都应该借鉴、探索推广华为公司的成功经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应该借鉴华为经验更多体现职工属性、全民属性和社会属性，探索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和有效办法，这样才能早日实现建设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中国应借鉴华为公司的职工广泛持股激发积极性、创造性的经验，探索国有资产改革增强全民持股属性和职工持股属性，促使全体民众和广大职工都能够参与监督和分享利益，如鼓励定期轮换的全民代表、职工代表参加监督经营，促使全体民众、广大职工能够分享利润和股票增值好处，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新加坡、挪威的国有企业经营良好、利润丰厚，都通过全民分红再分配效益深受民众的拥护，鼓励了民众参与监督促使国企高管廉洁并阻止私有化冲动。
华为公司的职工广泛持股效应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经验在国企比私企更为容易借鉴和推广，原因是国有资产本来就属于包括职工在内的全体民众，国企职工是劳动价值创造者和最大利益相关群体，给予广大职工更多的股份有利于激发国企活力。国企产权改革不应该依据科斯产权理论实行产权多元化，以免经营者、私企、外企和官员相互勾结F·B掠夺，侵犯本来应该属于全体民众和广大职工的股份权益。
科斯本人曾明确指出中央情报局蓄意歪曲了他的原意，将不现实条件下推演出的科斯第一产权定律，作为虚假的理论依据来误导各国推行盲目的国企私有化，让人误以为公有财产明晰到任何私人都能提高效率。国企改革不能出现职工股代表、全民股代表的缺位，否则政府官员、经营者就会非法掠夺国有资产。倘若仓促推行国企产权改革不仅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还错失像华为公司那样通过职工广泛持股的改革，充分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良好机遇。
国企应该依据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公有制基础上依据利益相关程度大小重建个人所有制，以全体民众共享股权为基准设定利益相关调节系数，利益相关程度越高持有企业股权的调节倍数就越大，如企业经营者的利益相关调节倍数大于普通职工，社区民众的利益相关调节倍数大于一般的全民股东，企业的股权结构应该反映利益相关结构并相互共振，促使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监督并分享股份分红、增值，发挥公有制优势落实“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这样既能激励企业充分调动上下、内外积极性提高业绩，还能督促企业以不损害社会利益的方式来追求经济效益，如社区全民股代表会督促企业有效治理污染，职工股代表会督促企业改善安全设施防止矿难事故，消费者的全民代表能够及时制止毒奶粉等造假现象，住户的全民代表就会阻止政府、企业抬高地价、房价，上下游企业能够帮助企业的产品创新和改进质量，等等。
股权结构应该鼓励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经营和分享利益，包括股东、职工、经营者、上下游企业、社区和民众，形成上下、内外都共同关心改善经营业绩的强大激励机制，形成利益共振合力创造价值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回馈社会，允许全民股东、职工股东在需要时出售兑现部分股份，促使全体民众从切身利益出发维护、支持公有制发展，防止出现少数人掠夺全民股份而多数人无力阻止的局面。
中国产权改革应该依照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经济规律，拒绝科斯产权理论强调私人属性而忽视社会属性的误导，防止少数人内外勾结掠夺全民和职工股权的欺东瞒股现象。中国为了防止F·B谋私巨大诱惑促使私有化泛滥成灾，必须尽快试点、推广这项改革以巩固基本政治经济制度，通过广泛的经济参与民主为人民当家作主奠定基础。
政府还应通过税收优惠转股、债转股等各种方式，鼓励私人企业试点借鉴华为公司的职工广泛持股改革，增加职工属性、社会属性以符合生产社会化经济规律。对于私人谋利欲望与利益相关者相互冲突的民营企业，还应试点引入利益相关者入股并参与监督经营，以解决社区污染、损害消费者、安全事故频发等难题。
高科技创新领域需要个人首创精神适合私人企业发展，但也应借鉴华为公司成功经验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防止少数个人控制多数股份扼杀多数人的积极性。华为总裁任正非虽然放弃了私人控股的狭隘私利，却缔造出无微不至关心企业的数万名职工股东，共同奋力拼搏克服经营困难并抵御经济危机，这样才能防止企业衰落影响到子孙后代继承财产利益。
对于存在着较大外部负面效应的一些重点行业，如雾霾污染相关行业、食品安全事故和矿难频发的行业，可以考虑试点减免税收优惠转化为全民股份的办法，委托利益相关程度高的消费者、职工、社区居民等，优先作为全民股代表负责监督减免税收参股资金的使用，优先用于治理雾霾等污染、不良网络游戏、毒奶粉等老大难问题，如让社区居民作为全民股东监督企业进行绿色改造治理污染，让孩子母亲作为全民股东从内部监督奶粉等食品的安全生产。
这是能够促进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更好为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并符合生产社会化规律，过去实践证明缺乏内在动力仅仅从外部监管效果不佳，这样有利于消除企业贪图利润并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更好地治理雾霾污染并加快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还有利于帮助相关国企、民企减轻税负并克服经营困难。
中国将国企、私企扩大全民属性、职工属性的产权改革，与股市改革借鉴罗斯福监管法规消除投机泡沫结合起来，既能充分发挥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优势，又能激励企业像华为公司一样调动职工积极性专心创造价值，这样中国就能创造出超越罗斯福时代的人人皆为股神巴菲特奇迹。
当所有国企、私企都进行上述社会混合所有制改造，大大增加了职工属性、民众属性和社会属性，全体民众都能够分享到所有企业的股份分红、增值，而且在同自己利益相关程度越高的企业中，就会自然享有越大参与监督和分享利润、增值的权利，从而逐步过渡到同人人利益戚戚相关的新公有制模式。
这种新公有制模式开辟了向共产主义渐进过渡的新路径，逐步建立起公有制同个人利益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按劳分配、按资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原则同时共存，不相互矛盾而且相互促进、扶植并产生共振效应，如职工广泛持股的收益也有强大激励劳动效应，鼓励职工获得劳动收入的同时也获得更多股权收益；民众因遇到生病、意外等无法工作而劳动收入减少时，可以通过部分出售股权收益弥补劳动收入下降，这样按需分配不仅能获得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还能获得全民股权带来的各种收益支持。这样激励优秀经营者、技术人才、职工创造财富的同时，能够通过公平财产收益惠及全体民众和利益相关者，不会因为少数人垄断财产收入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促使全体民众都站在越来越公平的起跑线上参与文明竞争，不会因为财产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机会分配不公平，既是扩大内需的需求侧改革也是提高效率的供给侧改革，能够有效地防止贫富分化、生产过剩和经济金融危机频发。
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公共安全事故多发的各种行业，私人企业扩大社会、民众、职工的持股比重，能够从企业内部决策上防止少数人损害多数人利益。对金融业、军工生产等投机、欺诈、F·B贿赂多发的行业，应该严格限制私人资本进入以防止特大负外部效应，确保公有证券公司的目标是专心为广大股民和上市公司服务，满足于收取合理的服务中介费而不贪婪谋取投机暴利，确保公有军工企业的目标是专心生产高性价比的各种武器，杜绝高估成本、回扣贿赂和煽动战争谋取暴利。
这些战略性、公益性国企通过扩大经营者、职工的持股，既能增强经营活力、提高效率又能避免损公谋私弊端，没有必要引入私人资本导致代价高昂的负面外部效应，能够防止像美国一样频繁爆发金融危机和军工财团煽动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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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国家经济安全课题首席专家、研究员，曾获九项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策信息类优秀科研成果奖，本文来自杨斌微信公众号杨斌谈天下 近期新著《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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