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研究》的水平看中国经济学自主话语权的危机
摘 要“刊物级别论”严重扭曲了学术评价标准，误导了我国学术发展方向，错配了我国学术资源，阻碍了我国科学的发展。本文以科学学的逻辑标尺与科学史的实践标准，通过运用典型分析这一对称逻辑的基本方法，证明学术评价的科学标准只能是原创理论与经世致用。必须抛弃“刊物级别论”，停止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停止每年教育部学科评估对刊物进行分类分级并以此作为论文评价标准的做法。
一个国家通行的学术评价标准将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起引导、领导、主导、指导作用。一个国家通行错误的学术评价标准将误导整个国家的科学进程，一个国家通行正确的学术评价标准将极大促进整个国家的科学发展。符合科学学规范的、与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型经济相对称的学术评价标准，只能是原创理论。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目前中国高校、学术界通行的做法。这种因为高校、学术界对国家学术教育公共品资源分配中的扭曲的利益机制导致的学术评价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将使我国学术研究误入歧途，严重错配了我国学术资源，阻碍了我国科学发展。由于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经济学是复杂性学科，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是我国目前最混乱的学术评价标准，根据科学学原理对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进行规范，对于规范我国学术评价标准有典型意义。下面我们对中国的经济学刊物中“级别”最高的《经济研究》(每年教育部学科评估均列为《A类期刊名录》中的“A1类期刊”)进行典型剖析，看目前中国高校、学术界通行的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的荒谬。
一、常识性错误的文章都可以发表
田国强在《经济研究》2005.2期发表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从方法到内容都充斥了常识性的错误。
方法常识性错误。田国强：“1、一个行为假设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什么是假说?假说就是未经验证的学说。假说经过验证后成为科学事实或科学原理(包括公理)，假说被证伪后就成为谬误。假说只是科学发展的拐杖、科学真理形成的过渡环节之一，不是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经阶段，科学史上许多科学真理是直接从实践中产生。把假说看成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是错误的，把假说当做科学原理乃至公理更是荒谬的。什么是假设?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假说就成为假设。在科学史上，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得出的结论高达95%是错误的。假设只是验证、发现真理的手段，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导只是试错的方式，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科学论文论述的出发点。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但主张把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文章本身也是以假设为论述的出发点。从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和科学史的事实两方面来看，以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论述的出发点是双重的常识性错误。
内容常识性错误。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仅以假设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而且以“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田国强：“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在这里，田国强混淆了两个概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私性。由于这种混淆，使之不能自圆其说。任何体系的逻辑出发点都蕴涵了后来发展的整个体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必须是经济现象的最高概括，能够统一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由其引申出来的经济学结论不会被任何经济现象所证伪;对于人的行为分析必须适合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合于大多数人。这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自私经济人“理性假设”不如科学史上的假设。科学史上的假设在被证伪前假定是适合于特定领域的所有现象的，如果不是适合于该领域所有现象即意味着被证伪，该假设就应该被抛弃。而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明明知道只适合于大多数人而不是适合于所有人却仍然抱住不放，照样将错就错作为研究和论述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等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人有时无私助人、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并不违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只适合大多数人的“本性自私”是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混淆“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理性经济人本性自私”这两个命题，用已经被证伪、明明知道已经被证伪的自私经济人“理性假设”作为逻辑出发点是双重的常识性错误。
田国强、杨立岩在《经济研究》2006.11期发表的《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一文中，对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他们的解答方案。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就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 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 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 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 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 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研究表明, 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 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 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 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 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 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 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 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 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 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 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 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一个伪命题。他们之所以会把“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谜”，是由于他们所属的价格经济学范式，即他们所认定的“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范式缺陷，使他们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二、缺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
从办刊到现在，《经济研究》几乎没有发表过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层次探讨的文章，更谈不上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由于主流经济学大力提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接轨，《经济研究》多年来所发表的能够称之为论文的文章全部运用数学模型。数学的逻辑基础是数理逻辑，数理逻辑的思维定位是知性逻辑，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知性逻辑只能反映事物的质，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只能解释线性增长，不能解释指导非线性发展。质是对现象的抽象规定，属于现象的范畴，不属于本质的范畴，而规律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要把握规律必须首先认识本质。不认识本质就无法把握规律，不能把握规律也就无法预测趋势，解释解决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要认识经济本质、反映经济规律、解释指导经济发展只能靠理性逻辑—对称逻辑。知性逻辑—形式逻辑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不是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只有理性逻辑—对称逻辑才是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如果把形式逻辑定位为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就会产生悖论。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就是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著名的“数学悖论”充分证明了数理逻辑—形式逻辑的局限性、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荒谬性。
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很快渗透到大部分数学分支，成为它们的基础。到19世纪末，全部数学几乎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兴高采烈地宣称：“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 1903年，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有漏洞!这就是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的著名的“罗素悖论”。“罗素悖论”使集合论产生危机。“罗素悖论”就是“理发师悖论”：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要解决这个悖论，只能运用对称逻辑的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理发师要给“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个广告语中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他可以为之服务并且可以从对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广告语中“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这个集合显然不包括他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会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对象和这个广告语本意不包括的对象的区别，把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广告本人的对象集合，抽象化为也包括作广告的人本身。而这种主客体对象的混淆、把这种不包括主体在内的对象的集合错误地认为也包括主体在内，源于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集合论没有主客体区分这个概念, 而这又源于传统形式逻辑没有主客体区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体混为一谈造成对象的混淆而陷于悖论。“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集合论悖论”是同义语，都是所谓的“数学悖论”。“数学悖论”说明：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必须有限度有条件使用，把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抽象化无条件使用会陷于悖论。
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运用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无法认识经济本质、把握经济规律、预测经济趋势、正确解释解决经济问题。以数理逻辑—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可以符合经济现象的某一侧面，但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的整体，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它可以被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证实，同样可以被经济现象的另一方面证伪。这就是为什么“格雷欣法则”与“反格雷欣法则”、“菲利普斯曲线” 与“反菲利普斯曲线”都能得到数学模型的严密论证、也都能得到“实践”证明的根本原因。用仅仅满足数理逻辑—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只能对经济活动产生误导。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教育产业化造成除了读教科书以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以致造成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造成国民素质下降，与智慧经济形态所要求的国民素质不相容，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是坏事。但在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需求供给定律、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图书馆冷清说明社会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需求减少，国家可以减少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投资，国家减少对公共品投资不会造成GDP增长率下降，而且可以节约资源用于社会需求旺盛的GDP部门;网吧爆满说明社会对网吧需求旺盛，大力发展网吧可以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GDP，因此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是需求供给定律自发调节市场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好事。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在数理逻辑—形式逻辑上是严密的，也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的证明，因此在数理逻辑—形式逻辑这个层面而言，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证明。数理逻辑—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符合数理逻辑—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符合数理逻辑—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符合数理逻辑—形式逻辑要求只能是经济学真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仅仅符合数理逻辑—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逻辑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逻辑、而且符合对称逻辑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所以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西方经济学通行的数学模型方法是体现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片面抽象的方法。在对称逻辑看来，所谓抽象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抽象，又通过综合使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这其间，思维的抽象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非全部。而西方经济学的抽象方法却是把思维的抽象看成经济学思维的全部内容，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同时，抽象的前提是明确的、特定的参照系，如果参照系模糊或者参照系混淆，这个抽象就是无效。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了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宏观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观整体的历史观。“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层面现象的合理抽象，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片面的抽象。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就好像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得出“量子”是“波”或者“量子”是“粒”就是一种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无论是以“量子”是“波”还是以“量子”是“粒”的“假设”为出发点通过数学模型建构量子力学体系都是荒谬可笑的。社会经济系统是放大的量子世界;不同的个人其本质、秉性、人生观、世界观不同，因而其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不同，有的人自私、有的人乐善好施，有的人看重物质利益、有的人追求精神利益与生前生后名，有的人追求眼前利益、有的人更看重长远利益。对其中某部分自私的、更看重眼前物质利益的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只能与量子运动中“波粒二象性”中的“波”或者“粒”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用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因此不需要假设。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片面抽象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 就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用认识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用数学模型方法对复杂经济现象进行片面的空洞的抽象是方法的错位。把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上的数学抽象化无条件运用到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只能陷于悖论。如果说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建立在片面空洞抽象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就连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都不是。计量经济学可以成立，但计量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是对经济过程某些局部现象的量化分析，和经济学不能划等号，用计量经济学证明经济学可以数学化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性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对称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成反比，这是一条定理。这条定理建立在对称逻辑、对称逻辑所揭示的思维规律的基础上。不要说世界的本质，即使是世界的本原也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即使是事物的结构也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描述属性、关系的数学既不是世界的本质，也不是世界的本原，认为“数是万物本原”的毕达哥拉斯哲学因为早就被现代科学的发展所证伪而成为历史。总体上，数学对经济学充其量在适当范围内使用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过度使用是有害的。杨小凯就是因为无法用数学模型给企业家的作用与利益机制进行解释和描述，不得不削足适履把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混为一谈——用职业经理人的剩余分配权(干股)机制来定位企业家的利益机制，以致杨小凯用数学模型对分工进行超边际分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无法给企业家合理定位。企业家现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现象，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分工是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分工之一。杨小凯无法区别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无法对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分工建立数学模型，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杨小凯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知识，而是因为数学方法的局限性。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本质区别，不是利益机制上的实际股权和剩余分配权(干股)的区别，而是企业家的成本收益的不确定性。无论是投资者的实际股权还是职业经理人的剩余分配权(干股)都是相对确定的，而企业家的成本收益是不确定的——当企业家前期投入物质成本和机会成本时，谁也无法保证肯定能获得实际股权或“剩余分配权”的回报。对于不确定的因素无法建立数学模型，即使牵强附会建立起来的“数学模型”也没有实际价值。杨小凯以职业经理人的剩余分配权模式建立起来的企业家利益机制模型根本不是企业家利益机制的真实反映。以分工的形式化为研究的出发点，却无法给企业家合理定位，无法区别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这一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的分工，是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形式化的尝试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对分工的超边际分析研究，而是分工的“形式化”研究——分工的数学模型化研究(注)。“形式化”不是经济学发展的必要环节，分工“形式化”不构成分工研究的真正周期。一篇经济学论文充满数学模型的要害在于：用形式逻辑作为经济研究的充分条件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复杂的经济现象，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决定了这些经济学论文不可能把握经济的本质和规律，也不可能正确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发展趋势，指导经济发展;无论对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实践均没有任何价值。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研究经济现象必须运用复杂系统论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中包括层次方法。经济学研究中运用数学模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必须根据研究对象在经济系统中的层次具体分析。不能从经济学研究运用形式逻辑的必要性推出经济学研究运用数理逻辑的必要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推出任何层次经济学研究片面空洞抽象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有益性推出所有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的必然性。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研究经济本质与经济规律需要理性逻辑——对称逻辑，知性逻辑——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只能描述经济现象。数学模型只能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解释增长，不能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靠理性逻辑而不是靠知性逻辑，以建构数学模型为方法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迄今无法真正解释发展。由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思辨性质决定，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运用数学模型。把建构数学模型看成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经济研究》所发表的论文没有一篇真正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没有一篇真正反映经济的本质与规律，没有一篇真正对经济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人类科学发展史，就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应该是原创理论发展史，而不是经济模型发展史、经济案例分析史。即使对称经济学产生以前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作为经济学史前史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是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发展史。为什么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仅仅有经济学原创理论不行吗?这是因为当今时代经济现象是与量子层面相当的复杂性现象，对任何经济现象的研究都可以形成原创理论，这种与盲人摸象层次相当的“原创理论”不管用多么精致的数学模型包装，绝大部分没有科学价值。与量子物理层次相当的经济学原创基础理论，相当于牛顿力学层面自然科学的原创理论。所以，如果说自然科学只要原创理论就可以发展，量子时代经济学要真正发展必须靠原创基础理论。真正的经济学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可以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突破，但不能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提。《经济研究》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发表基于特定经济学范式的数学模型对某类经济现象“精准”、“规范”分析的案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经济研究的实证性，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经济学的可能性与经济学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0无论是加以还是乘以10000个0都是0，那么量子时代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学的真正发展，《经济研究》的研究范式、选题取向所决定的研究层次决定了《经济研究》不可能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三、学科范式自我设限，排斥公平竞争
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往往会动摇原有经济学范式的合理性基础。《经济研究》之所以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局限于自身范式定位的一亩三分地。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经济研究》的范式定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研究》的范式定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经济研究》不容许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进行质疑和探讨，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研究》不容许对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一般均衡理论进行质疑和探讨。《经济研究》2012年01期发表过一篇“一般均衡理论的价值基础”，也只是质疑一般均衡理论的特殊形态，而不是质疑一般均衡理论本身，这篇文章甚至搜肠刮肚要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也纳入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中。可以说《经济研究》迄今发表过的经济学论文都是直接间接在运用或论证一般均衡理论;《经济研究》和西方经济学一样把一般均衡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纲领”，成为衡量经济学论文水平高低的标准。《经济研究》所谓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内核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接轨。一份学术刊物有范式定位无异于有范式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所以他们只知一般均衡论不知对称平衡论，对称平衡论在他们心目中无异于奇谈怪论。有范式偏见的学术刊物不可能从纯学术的角度公开公平公正对稿件进行评估取舍，鄙人的对称经济学论文——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学原创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稿件写得再好，《经济研究》编辑人员连看都不会看，不是直接仍到废纸篓就是直接送进垃圾桶。在他们看来，一般均衡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经济学颠扑不破的终极真理;经济学研究所要做的，就是运用一般均衡论对经济现象进行案例分析;而运用数学模型，就是为了使这种分析更精准。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落后于全球经济发展与人类经济实践;我国产能过剩及引起的经济增速下滑危机的原因、走出危机的出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GDP增长方式已经失败，GDP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需求供给曲线、经济学数学模型必须被抛弃，经济新常态必须用对称平衡论代替一般均衡论作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如果整个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落后，囿于西方经济学范式、以一般均衡论为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期刊还会发表与时俱进、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否定一般均衡论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吗?
一般均衡理论、需求供给定律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人的需求是可以无限开发的，而创新本身也是人的需求。手机不断更新换代不是因为市场出清而是因为技术创新，大多数人一年换几款手机不是因为价格信号自发调节市场而是因为人的需要不断被开发。所以人类经济活动是以主体为主导的创新与需求之间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连续不断永无止境的价值创造活动，“需求供给定律”只是人类经济活动——价值创造活动中的一个抽象的环节，构不成一条经济规律，更不能成为人类经济活动、包括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经济规律。人类经济活动从来不是按照需求供给曲线所揭示的“一般均衡规律”展开。无论是亚当·斯密的一般均衡思想，还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都是小商品经济时代的产物。从诞生那一刻起，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论就从来没有正确过，即使在小商品经济时期也不完全符合供求关系的实际情况，只是由于小商品经济时代供求结构简单，使之具有近似的真理性。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供求关系越来越复杂，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论的真理性不断递减。与《经济研究》同属一个经济学范式、包括曾经当过《经济研究》大总管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看成“经济过热”所以必须减速降温说明，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论与社会供求关系完全脱节，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论已经被时代发展蜕变为完全的谬误，用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经济现象，更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迄今仍然运用一般均衡理论指导经济只能误导经济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必须用对称平衡论代替一般均衡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对称平衡论是把宇宙万物产生发展看成事物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的理论。在社会发展领域，对称平衡论把社会发展看成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在社会经济领域，对称平衡论把社会经济发展看成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对称平衡论把对称看成动态的非线性过程，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具体反映。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次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平衡论是一切科学的最基础理论。以对称平衡论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实现了经济学学科范式与科学范式的接轨，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固守一般均衡论、否认对称平衡论的《经济研究》不可能真正处于经济与经济学研究的前沿。
因此，无论是按照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标准，还是按照科学学的逻辑标尺，每年教育部学科评估列为《A类期刊名录》中“A1类期刊”即中国的经济学刊物中“级别最高”的《经济研究》根本不是什么一流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而只是一份热衷于用精致的数学模型掩盖浅薄、善于形式包装、思想性不强、学术含金量不高的一般刊物。从其固守的西方经济学学科范式与研究范式所决定的选题取向与审稿标准看，有基础理论创新高水平的真正的经济学学术论文在《经济研究》上根本发表不了。如果以《经济研究》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水平标尺与范式导向，中国经济学研究将进入死胡同，永远不可能真正进入国际前沿。《经济研究》如果继续坚守西方经济学学科范式与研究范式，将在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学范式转换的浪潮中很快被边缘化并被淘汰。《经济研究》发表文章不能作为评高级职称的依据，不能作为经济学家头衔的依据，不能作为经济学话语权的依据。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几篇充满数学模型的文章就可以破格提拔经济学教授博导，不仅仅是造成国家学术教育公共品资源的严重错配与巨大浪费，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人才成长与社会发展方向造成严重误导。
任何科学范式的转换都是必然的，而这种必然性只能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经济学也不例外。通过对能体现经济学范式转化的必然性的偶然性——重要经济或经济学事件的案例进行典型分析，是揭示这种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说明经济学的发展规律、澄清经济学发展与评价模糊标准、重塑经济学发展与学术评价标准的最好途径。
2011年11月2日发生了哈佛大学本科生退出哈佛经济学教授曼昆主讲的经济学必修课，参加抗议华尔街的示威运动的事件;与此事件同时，哈佛校刊《哈佛政治评论》全文刊登了退课学生致曼昆的公开信：
【今天，我们离开经济学十讲(注：曼昆主讲的课程名称)的课堂，以表达我们对于这门导论性的经济学课程中之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不满。我们深切地担忧这些课程中的偏见将影响到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大学，以及我们所身处的整个社会。
作为哈佛的本科生，我们选修“经济学十讲”这门课程是希望能获得广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的介绍，帮助我们进一步在经济学、政治学、环境科学、公共政策等诸多学科和知识领域中作出深入思考。然而，我们发现这门课程，对于我们认为已经问题重重且对不平等束手无策的经济，秉持偏见和有局限的视野。
真正合理的经济学研究，必须同时包含对各种经济学简化模型之优点与缺点的批判性探讨。由于在您的课程中不涉及第一手资料，学术期刊中的关键文献也并不充分，因此我们几乎无法接触其他可供选择的路径来研究经济学。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就比其他任何理论，例如凯恩斯的理论更重要、更基本，这是毫无道理的。
对一门准备要为将来进一步研究经济学打下基础的课程来说，采取一种无偏见的观察经济学的视角，对于这个课堂上的700名同学来说相当重要。许多哈佛学生没有能力选择经济学十讲之外的课程，因为此课程对于经济学、环境科学以及公共政策学学生来说是必修的。当社会学专业必须选择一门经济学导论课程时，唯一的另一门可供选择的课程——Steven Margolin教授的经济学批判却每隔一年才开设一次(今年就没开课)。许多其他专业的学生只是希望在高质量的通识教育中获得对经济学的简单理解。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学导论使得后续的经济学课程难以有效地展开，因为它只是提供了有严重偏见的角度，而不是为其他课程的拓宽提供坚实的基础。不要希望学生们通过躲开这门课，或者拒绝整个经济学学科来表达他们对经济学导论的不满。
哈佛毕业生在全球金融机构和公共政策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关于经济学的更广博知识并能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近五年来的经济动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将加入波士顿的游行队伍，抗议高等教育的公司化，声援全球的“占领运动”。由于经济学十讲中不公正的本质不仅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的象征，甚至应当为这一严重社会后果负责。我们今天走出课堂，不仅是反对您对于有偏见的经济学理论的讨论不够充分，而且我们还将投身整个运动，去改变美国经济学的所有不公正的逻辑。曼昆教授，我们希望您会认真对待我们的想法和今天的罢课行为。】
哈佛经济学本科生在这封公开信中明确表达了以下信息：1、西方经济学以偏见为导论;2、这些偏见形成的有严重偏见的角度不能给学生提供广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3、这些偏见形成的狭隘的视野导致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熟视无睹，束手无策;4、这些偏见虽然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然而不容许学生对其进行批判，或进行其他选择;5，这些偏见培养出来的哈佛经济学毕业生由于在全球金融机构和公共政策领域担任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前一段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有偏见的西方经济学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实践可以说已经证伪了西方经济学。如果按照西方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所谓可证伪性是科学、因而也是经济学的本质属性的说法，全球性金融危机通过证伪西方经济学来证实西方经济学，就是因为全球性金融危机证伪了西方经济学所以证实了西方经济学，那么这些罢课的哈佛经济学本科生就是吃饱饭没事干撑着，理应继续将错就错学这些有偏见的错误理论，然后继续将错就错用这些错误的理论指导错误的实践，让金融危机来得更猛烈、更频繁才对。然而这是明显荒谬的，任何头脑没有毛病的人都不会这样干。这说明，西方经济学被证伪就说明西方经济学是错的，既然错了就不应该继续占据神圣的经济学殿堂，以免误人子弟，贻害社会。必须让正确的经济学走上讲堂，错误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必须下课，这就是哈佛经济学本科生集体罢课和给曼昆公开信事件的经济学意义。
让我们打开曼昆《经济学原理》(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第一篇导言 第一章 经济学十大原理 原理一：人们面临权衡取舍;原理二：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原理三：理性人考虑边际量;原理四：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原理五：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原理六：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原理七：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原理八：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原理九：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时，物价上升;原理十：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如果以上曼昆的经济学十大“经济学原理”对应于曼昆的经济学十讲，我们可以看到，曼昆的经济学十讲在极力使经济学基本原理常识化、通俗化的背后，是经济学出发点的偏见。因为曼昆上述所谓的“经济学基本原理”都是经济某些方面现象的客观描述，因而从现象学意义上看都是正确的，但就经济整体来讲都是片面的;通过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把经济发展复杂系统中的某个方面抽象出来，上升为“经济学基本原理”，势必使“经济学基本原理”以偏概全甚至本末倒置，造成对经济学生和经济实践的误导。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特定对象客观规律的反映，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不例外。那么经济学的对象是什么?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规律。价值的创造固然需要资源的配置，但价值的创造不能归结为资源的配置。从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出发点来看，资源的配置是手段，价值的创造、资源的再生才是目的。因此，人参与经济活动固然需要选择理性，但人参与经济活动首先需要创造理性——选择理性从属于创造理性，创造理性主导选择理性。如果把人的选择理性抽象出来，使它离开创造理性，并且使之成为“经济学十大原理”的第一大原理，那么将使经济学成为为配置而配置的经济学，而非为再生而配置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把经济学定义为配置经济学——关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哲学根源就在于把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的经济理性和选择理性划等号，从而使选择理性脱离创造理性。选择理性脱离创造理性、经济学由再生经济学变为配置经济学的结果，是使经济学不能完整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规律，而只是对这条规律的某个环节、某个片段的抽象，从而使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家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根源所在。
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为选择理性，把经济活动定位为资源的选择和配置，那么经济活动就是单个人可以进行的抽象的活动，进行这种单个人抽象活动的就是抽象的单个人——作为西方经济学出发点的“经济人”。由于每个人都可以独立进行经济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是对有限资源的选择和配置，因此人与人之间利益此消彼长，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只能在相互提防勾心斗角信息不对称中进行非合作博弈，最后大家只能落个“纳什均衡”即利益均衡的结果。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于创造理性，把经济活动定位于价值的创造与再生，经济主体间就有可能是双赢的关系，那么经济活动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是合作关系;虽然每个人也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个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只能在合作互利过程中才能实现。这个合作互利的过程不是什么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过程，而是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既为自己也为别人的过程;是贡献与索取对称、付出与收获等价的过程。所以经济人的本质不是自私的。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为选择理性，那么经济活动的所得就是所选择的东西，这个所得的代价就是放弃的东西——有选择就有放弃;在配置经济学中，所谓成本唯一的就是机会成本。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于创造理性，那么经济活动的所得就是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个所得的成本就是为了创造新的价值而投入的旧的价值，或转化成新价值的旧价值。只有把创造新价值的成本看成投入的旧价值，“边际量”这个概念才能成立，考虑边际量才有意义，“理性人考虑边际量”这个命题和经济学的其他原理才能兼容。曼昆一方面“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另一方面“理性人考虑边际量”，两个命题之间是一个悖论;他的一句“在机会成本为既定的条件下”(同上，p6)不但不能化解这个悖论，而且只能强化这个悖论。同理，人们确实“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但只有把经济活动看成主体合作创造新价值的活动，人对人的激励才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选择，那么“激励”就不能现实发生。贸易固然可以通过选择和交换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但贸易只是商品创造全部价值的必要环节不是充分条件，产品的开发、生产是完整的商品价值创造过程中更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得出经济理性是选择理性、经济活动只是选择活动的结论。市场确实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但“市场”概念有多种含义，如果仅仅是指交换产品的场所，那么曼昆“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不管指的是政府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抑或有利条件，都说明由市场组织的经济活动只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内容，虽然这部分内容对于创造商品整体价值来讲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把经济理性和活动归结为通过市场的选择是不成立的。曼昆“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更是直接证伪了他的“选择论”。“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时，物价上升”固然没错，问题是如果“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仅仅是“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造成，那么又怎么会让我们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进行“短期权衡取舍”呢?是通货膨胀增加就业，还是增加就业引发通货膨胀?莫非通货膨胀会增加就业，或者就业增加会造成通货膨胀?就业增加必然产出也增加，就业增加怎么会造成通货膨胀?也许曼昆的选择论经济学可以从逻辑上得出就业增加就是吃干饭、白白占有稀缺资源的人增加，所以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会增加就业，那么 “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时，物价上升”岂不是增加就业的好办法?如果曼昆只是把一些短期现象而不是长期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那么这样的“经济学原理”只能让学生云里雾里，不着要领;如果曼昆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间不兼容，只能给其学生提供逻辑不严密、充满悖论的经济学体系;如果这个不兼容是由于作为出发点的某个前提本身错误，那么只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造成学生反感和反弹是正常的。
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经济人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整个西方经济学都是直接间接地以“理性的经济人本质是自私的”假设作为其体系的明确的或隐含的逻辑前提，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他的整个经济学体系，这就不能不使经济学体系建立在沙滩上，并诱导经济大厦建立在沙滩上。自私自利，以邻为壑，把经济活动等同于赚钱，把人生目标定位于最大限度地赚钱，为赚钱不择手段，以致经济活动本末倒置，使虚拟经济蜕变成虚幻经济。从自私的经济人选择哲学到配置经济学，经过一般均衡论的中介与过渡，进入价格经济学——把价值归结为交换价值或价格的经济学，是西方虚拟经济通过投机盛行转变为虚幻经济，并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的经济学逻辑与经济逻辑。在此过程中，掌握娴熟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哈佛经济学毕业生起到推波助澜的引领作用。“哈佛毕业生在全球金融机构和公共政策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关于经济学的更广博知识并能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近五年来的经济动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哈佛经济学本科生退课及给曼昆的公开信揭开了哈佛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内幕，从经济学理论和掌握经济学理论的主体两个层面证明了西方现代经济学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内在本质联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证伪了西方现代经济学。这充分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是必然的。
俗话说：是驴是马牵出来溜溜。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基础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基础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基础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如果说，哈佛经济学生罢课事件起因于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则说明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必然性，也揭示了西方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当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要求转变经济学范式，而经济学家们仍然把旧的经济学范式视同神明、顶礼膜拜时，旧的经济学范式必然会对实践产生误导。所以，哈佛经济学生认为是曼昆教出来的经济学生带来了经济危机是正确的，英国女王2008年11月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及“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是正确的，英国社会科学院对女王难题的回答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外诸多智者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也是正确的。但正确不等于全面，更不等于深刻。每年发表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竟然“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者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者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基础理论、其原创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
“刊物级别论”是一个悖论。按照“刊物级别论”，“高级”期刊发表的论文都是好论文、“低级”期刊发表的论文都是差论文的逻辑，好论文都应该往“高级”期刊去挤。可是“高级”期刊只有那么多，“高级”期刊版面有限，好论文如果都想在“高级”期刊发表肯定要排队。而真正的好论文都是有原创性的论文。那么，真正的有原创性的好论文是宁愿冒着被别人超越的风险在“高级”期刊那里排队，还是希望尽快发表?可以说，真正的有原创性的好论文都是希望尽快发表、能出真正的原创性成果的真正的学者会把尽快发表自己的成果、使自己的心血不至付诸东流摆在第一位，而不会把自己的论文发表的刊物级别放在第一位。可以说，把发表文章的刊物级别摆在第一位、宁愿在“高级”期刊排队排一年半载的论文，一般都是没有原创性因而不怕别人超越的“职称论文”，这样的论文不会是什么“好论文”。有的所谓“顶级学术刊物”公然宣称不发表原创程度太高的论文，理由是把握不准，怕闹笑话，损害自己“顶级学术刊物”的形象。有的所谓“顶级学术刊物”为了避免把握不准的风险维护自己的形象居然要求在它那里发表论文的作者必须有博士学位。从科学学的角度而言，论文的水平高低和论文的原创程度高低成正比。“顶级学术刊物”顾及形象不敢发表原创程度高、学术水平高的论文，只发表原创程度低、学术水平低、风险度低的论文，原创程度高、学术水平高、风险度高的论文只能留给不顾及形象的“低级刊物”发表，是悖论。从教育学的角度而言，是博士学位来自论文，而不是论文来自博士学位。“顶级学术刊物”为了避免把握不准的风险要求作者必须有博士学位，颠倒了论文与学位的关系，是悖论。上述悖论最后浓缩成一个最大的悖论：在中国高级别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很少有原创程度高的论文，原创程度高的论文基本上都在低级别刊物上发表。“刊物级别悖论”典型说明了“刊物级别论”对学术的逆向误导，说明了只有任何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学术评价的起点平等，才能规范学术评价标准、促进科学发展。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一篇学术论文，是在网络上发表还是在期刊上发表，在“顶级”期刊发表还是在“低级”期刊发表，其信息含量、知识含量与学术含金量没有任何区别。同样一篇论文，在“高级”期刊发表就成了高水平论文，在“低级” 期刊发表就成了低水平论文;在期刊上发表就是论文，在网络上发表就不是论文，没有任何根据。如果评价一篇论文的水平高低要借助刊物“级别”来参照，与评价者自己的水平不高有关，与论文本身的水平无关——一个真正高水平的学者，评价一篇论文水平高低不会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为参照，一篇论文没有发表过也可以根据打印稿对其水平做出准确评价。如果说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论文水平与刊物级别有关，那也是目前行政强制推行的“刊物级别论”学术评价标准的误区对学术界和公众心理的误导造成;这种误导以及由此造成的学术F·B与学术资源分配的错位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成和科学的健康发展。“刊物级别论”得以冠冕堂皇地推行是学术行政化的产物、学术产业化的产物、学术话语权不当竞争的产物、学术评价与学术资源分配中的官僚主义与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物。“刊物级别论”为超学术的人身依附关系提供了基础、为学术论文发表中的寻租行为提供了空间、为学术评价中的F·B提供了温床。必须从科学认识论的层次对论文的学术评价标准正本清源。学术论文的水平高低由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决定、发表在“高级”刊物上的论文水平高于发表在“低级”刊物上的论文没有科学根据。一篇学术论文有没有原创性、原创程度如何、原创理论有没有科学价值、水平高低，与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无关。
无论是知识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还是经济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理论的发展。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原创理论的产生来实现，这是制定学术评价标准的历史的、逻辑的依据。原创还应该区别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陈世清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的原创，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化等于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金钱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而只是自吹自擂忽悠老百姓的“原创”。
从科学学的意义上，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原创理论、原创理论能不能成立、原创程度高低、有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实际应用价值大小，才是衡量一篇论文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或论文引用率作为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除了原创理论及应用价值，以任何其他的标准作为衡量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江湖手段;这种江湖手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潜移默化为学术界的潜规则，用这种潜规则替代科学发展与评价的显规则，必将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学术评价科学标准的混乱，从而误导科学的发展。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重塑论文学术评价的科学标准。
注：
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2，p27，p9，p171，P440。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2，P3，p28，p5—6，p5，p6—7，p10，p14，p8，p8，p18，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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