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造谣不扣帽子就不说话
一司马迁有句话人们传诵千古——不知其人、视其友。如果了解一个人的朋友是个什么样子，也能够侧面看出那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童是方主席的密友或者知音，不忿方主席的《软埋》受到批评和质疑，所以，花了点精力写了篇文章来回应。这个首先要夸奖一下老童先生，特别是老童先生的文章中间竟然还引了资料说话，那就更加需要表扬了，像老童先生这种一眼就能够识别出谁应该被送进监狱的高人，还能够想起说话需要证据，这是多么的难得啊!!!
文章是一个人胸怀和眼界的呈现，老童先生在文章中间的自我呈现，应该说是不那么成功的。通篇文章读下来，老童先生基本上做到了如下三条：不造谣不说话，不扣帽子不说话，不把语言中间的法西斯含量提高让人仰视的水平也不说话，老童先生的遣词造句方式应该说力度不小，但是效果欠佳。
一个人的朋友是个什么样子，看到她自己你也会感到熟悉的。方主席的密友老童先生如此表现，也能够帮助我们大体上能够想象方主席会如何说话了，针对批评意见，方主席的回应中间除了扣帽子之外，看不出她到底还会不会摆事实、讲道理。当然，对方主席这样的大人物可以有一个同情式的理解：她没有时间跟草民讲道理，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能够讲很少的字汇，结果，这些字汇被帽子和棍子占满了之后，就不可能还有别的内容了。
借用老童先生自己的词汇，一个人如果用“发羊癫疯”式的方式说话，还要保持一定智慧含量，那话应该怎么说呢?老童先生给我们做出了示范：先问一下权贵最痛恨的是什么?文革，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场被称为“彻底否定”的政治运动，老童先生据此有一个聪明选择——给对手扣上权贵第一敌人的帽子——文革遗民;现在社会上最得势的人群是什么人?是极右分子——公开抢劫人民财富的人群以及为这些不义之财辩护的人群，想来这群强人必定痛恨极左分子，因此，老童先生就对手扣上极左分子的帽子，这两顶帽子一口下去，对手基本上就自绝于权贵和富豪了，永远都不可能升官发财了。为了加强文字的力度和简洁性，老童先生把两顶帽子进行了合成处理——在对手头上扣上“文革极左分子”的帽子，就这样，老童先生觉得自己背靠权贵和富豪群体，还贴心地帮助两大强势群体警惕地识别敌人，在心理上就似乎认定自己也一样极为强大了。
武汉的一些草根群众开了个座谈会，用历史事实反驳方主席的胡编乱造，老童先生轻飘飘地给他们扣上文革遗民和极左分子的大帽子，这样的发言方式，似乎不是批评，但是在力度上胜似批评。老童先生似乎还觉得力度可以进一步加强，还特地把这些草根群众与遭遇过专政机关镇压的“姚文元、梁效、罗思鼎们”相提并论，还说“如今这批‘文革遗民’根本没有丝毫的长进”，言下之意这些人比姚文元更应该受到专政机关镇压。不得不说，老童先生的政治敏锐性和阶级立场坚定性，远远超过了公检法。不过，公检法机构到现在还没有出动抓人，似乎有点那个渎职什么的，要不，老童先生与方主席及其官场朋友们合计合计，对公检法搞一次“治庸治懒”。
二
老童先生除了指出专政机关失职之外，对于这一群老百姓的看问题方式和发言方式特别反感，在老童先生看来，自称工农兵的那群人“在他们的观念里，只有阶级没有人性，只有对抗没有调和，他们的思维是平面的，意识是僵化的，语言是乏味的，词汇是贫瘠的，逻辑是强词夺理的”。总而言之，草根民众的发言没有一丝一毫的可取之处，其发言权份额应该立即压缩为零。
老田相信，老童先生是发自真心地讨厌草根百姓选择这样的语言和遣词造句方式，反过来，老百姓现在似乎真有点坏，特别愿意选择那些精英们讨厌的语汇发言，例如这一次就出现了“大毒草”这样的措辞。应该说，这个词在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已经被主流媒体和主流精英们批倒批臭了，但是，老百姓坚决不买账还是要继续用，用完了还不算，公然还在网络上晒出来，不得不说，这是对主流精英及其批倒批臭成果的极大蔑视。这帮子老百姓似乎在那里乜斜着眼珠子瞪着老童先生说：老子为什么要跟你们一致?老子就这么说了你能咋的?这不仅是彻头彻尾的蔑视权威，藐视精英，更是心怀恶意地给精英们心窝子里添堵。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间的一句话，湖南农民在提到都团总的时候，轻蔑地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孟子曾经引用曾子的说法，“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这么说，是要提高统治阶级成员的觉悟和智慧，说老百姓如何对待统治阶级本身，就是由统治阶级自己如何对待老百姓而引起的，以此提点那些还有希望觉悟的统治阶级或者精英阶层成员：如果你不好好对待老百姓，反过来老百姓也就会不待见你了。这个说法揭示的原理，很符合物理学中间的牛顿力学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在老童先生蔑视草民的地方，也被草民蔑视回来了，而且是从根底上的蔑视——大毒草怎么的，咱老百姓爱用，你们说的那些规矩都不作数了，这是何等的蔑视啊?!这真的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老百姓专门拣起被精英们批倒批臭的词汇，似乎有且只有这些词汇，才能够承载他们的义愤和想法——还故意地蔑视精英们对此可能有的激怒反应。精英们这些年写了那么多的书、新创了那么多词汇，同时也通过大批判活动定名了很多“坏词”——例如大毒草、批判会，精英们创造的好词老百姓偏偏不用，专门选用精英们定性的坏词，不得不说，老百姓对精英们及其作品进行批判的彻底性，已经到了要在语词选择方面与精英们对着干的高度。
老童先生目前还缺乏一个统治阶级成员应有的觉悟和入门智慧，不知道老百姓的种种添堵是由于作用力的不当，由此引发的反作用力在那里呈现，正是因为完全不理解这些最基本的政治智慧和逻辑，老童先生的反应太失常了。很多人提倡国学，老童先生尤其需要好好学习，避免以后被草民的一个小小的蔑视，就激怒得语无伦次了。应该说，有些老百姓也实在是太坏了，仅仅是“大毒草”一个词汇，就把老童先生弄得怒火攻心，说话时都不记得还有逻辑这回事了，下文将会谈到老童先生是如何被草民气得忘记了小学生的逻辑知识的。
被坏老百姓用一个词气得跳了八丈高的老童先生（童志刚）玉照（引自老童微信公号）。 三
很多人都说过：历史是多个方面的合力所推动的。看看方主席和老童先生所重视的“地主被杀悲剧”背后的几种重要合力，还是很涨姿势的。
地主阶级不符合世界历史潮流，在中国是被一场彻底的平民革命所推翻，由此带来的精神遗产是草民敢于蔑视精英或者统治阶级，这个精神遗产至今还存在。工农兵也敢于出来晒晒自己的微薄经验，去对照方主席各种高大上的胡编乱造，这种程度的发言权平等，也是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主人翁精神——借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草民经过革命之后就学会了蔑视纸老虎。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政权作为地主阶级的支柱，其无能和“孱头像”至今还成为草民有着历史自信心的重大支撑点。
我们来看看纸老虎那些冠于“全人类历史”的经典表现。1946年6月蒋介石依仗武器兵力优势和美国的扶持，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结果，仅仅不到一年时间，就在东北战场和山东战场上陷入被动状态，这两个战场上解放军首先采取了反攻态势并且实现了力量对比的转换。蒋政权及其吹鼓手知道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清晰地知道不可能依仗自身的力量扭转战局，由此开始鼓吹美国将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一场美国主导的世界大战中间他们打不赢的共产党肯定要被美国人剿灭，就这样，国民党和地主阶级就可以顺带地得救了，蒋政权及其吹鼓手把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佬不顾一切地承担世界大战的高成本之上，不得不说，蒋政权和地主们虽然“长得丑”但却是真正“想的美”——主子会选择牺牲自己的一切去为奴才挽救贵族地位，这幅“孱头像”至今还为草民们所津津乐道。
非常糟糕的是，蒋政权及其吹鼓手嘴里的世界大战没有吓唬住草民，也没有从解放军手里骗到胜利，却骗倒了不甘心丧失昔日天堂的地主阶级的信任。1950年美国军队在朝鲜登陆，国内地主阶级依据蒋政权昔日的欺骗宣传，认为是“美国王师”要发动世界大战同时挽回他们的天堂了，各地地主开始起事响应“美国王师”搞杀官造反。今天回顾，就算是当初受骗上当的地主阶级也不好意思自己承认他们响应美国王师的起义行为，连方主席写小说《软埋》去提升人们印象中间地主阶级过低的平均人格线，也没有选择地主起义来作为题材。
针对地主阶级的“起义”响应，共产党放弃了从前的“宽大无边”政策，由此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并与土改运动形成时间上的相互穿插：
“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时机已到，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破坏工厂、铁路，烧毁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散布谣言，以至组织骚乱，袭击、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1950年广大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达七千多人。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在一段时间和一些地方曾经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坚决镇压。从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应该准确地说，促使共产党政权放弃宽大无边的土改政策，其主要动力是蒋政权的吹鼓手骗倒了的地主阶级成员，结果开展了一场响应“美国王师”的、近似于飞蛾扑火式的自杀“起义”，参与这个“起义”的成员当然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借用网络流行语言“不作死就不会死”，作死的和找死的当然会死，地主阶级成员之所以前赴后继地投入作死事业，不得不说，是蒋政权及其吹鼓手蒙骗了最容易相信他们的人。
蒋政权及其吹鼓手的欺骗宣传，还有不甘心失去昔日天堂的勇敢地主，都是促成共产党政权放弃宽大无边政策的历史合力。说到这里，忽然想到，表现地主阶级气节和人格的最优例证，还不是软埋自己和家人，而是“响应美国王师的地主起义”，到了以后时机更为合适的时候，方主席可以选这个作为创作选材写一本小说《硬抗》。
四
在方主席及其密友老童先生的文章中间，老田只看到一堆颇具政治智慧含量的帽子，没有靠谱的资料和说理过程，当然，大人物已经不需要跟草民说理了，很多年都这个样子结果带来思维退化，不会说理了。
要通过逻辑来说理让人信服，就需要避免这样一种最常见的逻辑错误——把“万一”说成是“一万”，把例外状态说成是代表性事件，如果硬要这么说话，那就不是说理，而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常见手法。文学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通过个性讲述共性，方主席自己就是这么说的，她说自己写小说是通过作家的个人表达反应时代精神——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个人表达，因为有无数无数的个人表达，才能汇集起时代的声音，我们从无数无数的个人表达中才能看到社会的一个断面、一个缩影和一种精神。”
但是，老童先生不知道是因为逻辑算数水平过低，还是出于别的目的，说土改中间很多地主被杀是属于“待纠正错误”——还引了毛泽东和任弼时的说法加以佐证，这是公然打方主席的脸——方主席选择来表现时代精神的东西却被老童先生说成是例外状态，这个判断恰好与老童先生打算批判的文革极左分子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方主席说她的小说是“一万”，而老童先生先说那个只是“万一”，然后，老童先生列举了小说《软埋》的各种情节和描写，又说“由此而引发的深入思考，比如我们该如何回顾、看待、评价与悲剧相关的历史”，老童先生又回到了与方主席的一致说这个不是“万一”而是“一万”了，还隐含地说了“万一”就是用来思考“一万”的，老童先生，你确信是在反驳别人的批判会，而不是为了证明批判会的正确性吗?
老童先生只要一说理，就会表现得颠三倒四，而且他还不会读书，看看老童先生如何解读他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份资料：
“1950年12月13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专门颁布了《西南区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这个条例推动了四川土改斗争的扩大化，各地相继成立了以贫协为主的‘人民法庭’，召开公判会和诉苦会，随之发生了失控的暴力倾向。”
这个条例的出台时间、及其贯彻的方式，都是落实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而不是土改政策。老童先生的逻辑推理水平有限，历史知识更是匮乏得惊人，有时候虽则找到了资料却读不懂资料说的究竟是什么政策，得出了张冠李戴的可笑判断。老童先生，读点历史书还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乱说一气很容易被人看做是“秀蠢猪”。
不过，还是有足够证据证明老童先生还是识字的，那就多写几个字留给老童先生当线索，去理解这一段地主被杀的历史背景，要是一时想不明白的话，可以积年累月在家里慢慢想：从1949年开始，共产党最初是开展了“清匪反霸”运动，这个运动是恢复秩序的军事化行动，杀人最多(其中相当部分是地主阶级成员)，还有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针对地主阶级“响应美国王师的起义”行为)，然后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政策是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同时给地主阶级个人以出路，这个政策就是上述所讲的“宽大无边”——这个宽大无边的依据是不管地主阶级是否选择合作都无损于新政权稳定性这样一种自信心，后来的地主阶级的“起义”则从跟本上造成了此一政策无法应用的“例外形势”，不得不出台新政策应付新形势。
1949-1953年，上述三个运动在时间上相互穿插，但运动目的和组织落实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样。从地主阶级成员被杀的政策界限看，大多数被杀是因为参与股匪并作为头子，其次是因为参与响应“美国王师”的“起义”，土改本身在政策设计上是要把地主留下来作为“阶级斗争”的道具帮助农民提升阶级觉悟和政治主体性，借以完成共产党政权所需的政治建设过程，所以显得“宽大无边”。
五
应该说，老童先生还是有正义感的，他竟然还提到一个人不能够秉持“一种狭隘的、非人性的、忤逆历史潮流的政治观念，那么由此生发出来的评论，无论多么冠冕堂皇，也只能是狭隘的、反人类的和没有丝毫价值的。”老童先生还知道有人性，多么的难得啊，老童先生还提到历史潮流，这简直是不知道怎么夸他了。应该说，全世界公认，地主阶级及其生存方式不符合历史潮流，其榨取经济剩余的制度不符合人性，所以，在今天世界的一切文明国度这个阶级都湮没无闻了。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中间，百分之百不包括地主阶级所珍视的任何价值。奢谈所谓的历史潮流或者人性，却根本忘记了历史潮流本身是什么，老童先生你确信不是为了讽刺方主席么。
对于中国革命后的地主阶级个人，即便是西方国家反对共产党革命的主流学者也认为得到了超额的生存机会，例如美国的亨廷顿就认为共产党革命是一场典型的“东方型革命”——其后期因为革命极其强大而减少了恐怖，地主阶级多数能够从这场革命中间活下来——如同方主席的亲戚朋友那样，是因为这一场革命的内在力量结构足够强大，不需要依靠镇压来夯实自身的政权根基。所以，革命对于地主阶级成员而言，是给出了足够多的超额人道主义对待，这是方主席或者老童先生找出更多的“万一”，都否定不掉的“一万”。
老童先生是方主席的密友，似乎特别笃定方主席喜欢听好话，所以他毫无头脑地这么夸奖《软埋》：
“无论是以‘普世价值观’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判断标准，‘十分优秀’四个字的评价对它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
像老童先生这样，靠想当然来进行涂脂抹粉的工作，给老领导拍个马屁都这么不肯用功的，老童先生算是头一份了。枉方主席还曾经专门办了个杂志，还提拔你童先生当了主编，竟然对领导的事情都这么不上心，你老童先生就不感到惭愧么。
前不久，郭松民评论方主席是东食西宿，老童先生就出来说方主席的小说符合东西两家的核心价值观，一篇小说满足两种对立的价值观需要还不算，还能够把小说写得十分优秀。这个谄媚老上级的方式，论不要脸程度是足够了，论说服力则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老祖宗韩非子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告诫人们不能够同时“卖矛又卖盾”的，在小学时期都学过了，老童先生偏偏忘了，结果写篇文章给老上级洗地吧，彻底写砸了，老童先生你怎么就这么衰呢？
还有一点，老童先生硬说方主席的小说是宣扬社会主义价值的，还符合普世价值的标准，但是，这个瞎说方主席自己就未必同意。要知道，方主席在接受媒体记者访问时，明确地表态说要“找回自己的家族”(彭泽县的两个大地主家族)，如果方主席没有信口瞎说的话，《软埋》充其量只是与封建主义价值观有点联系。一个人不管其政治倾向是左还是右，除了头脑进水、完全宕机之外，都认为建立在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基础之上的地主阶级的安富尊荣，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符合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
六
老童先生给批评意见扣上“文革遗民”的帽子，在这一点上确实无愧于方主席知音和密友，方主席也把各种批评意见看做是文革大批判，还假装感慨：
“我由此想到，我们绝不能回到‘文革’的老路上去，绝不能同意像‘文革’期间对作家作者挥棍子、戴帽子、大批判的做法。”
“完成《软埋》之后，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写作，我们作家应该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继续做个人的表达。”
方主席这么说可以理解，问题是，文革那种把群众组织起来去批判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的方式，可能很难再现，但是在思想上的文革复辟，真的很容易。
如果真的有一天，文革在思想上得到多数国民的认同，对此，“文革遗民”肯定不会有太大的贡献，主要功劳肯定是要归功于方主席一流的精英们的鼎力帮助。因为方主席的《软埋》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还得到文学场域权势人物的竭力追捧，很多草民据此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关于文艺的批示很强大，有着极其准确的历史预见性。这个批示说到官府供养的各类作家们的状况是：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
草民对照方主席的成功，再回顾一下毛主席的批示，就感到这简直是有如神迹一般的惊人耦合。应该说，是方主席的成功及其言行，让人们很难不信服毛主席的预见性，原本认定很靠谱的毛泽东晚年错误判断，就这样根据方主席的努力而被很多人在头脑里翻转过来了。而且，随着方主席跳得越高，不相信毛主席晚年错误的人，就会越发多起来。
老田对方主席无比地同情，方主席是多么的傲娇和自视高大啊，但是，这都未能逃过充当历史不自觉工具的命运，方主席竭力全力地闪展腾挪、来回表演，最终却被草民看做是体现毛泽东批示预见性的活证据。
历史和政治的辩证法是极其无情和残酷的，无视一个人自身的意愿而揭示出许多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方主席越是努力越是成功，就越是证实毛主席的预见性。
你们还是改悔罢！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作者注：未注明的老童文章引文，均引自老童的微信公号：《关于，抛给“文革极左派”的一个白眼》，2017-0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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