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反F·B已刻不容缓
来源：红歌会网作者：蔡定创 原标题：学术反F·B已刻不容缓近日，世界著名学术出版商—德国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一次性撤销了涉嫌造假的107篇论文，此涉及到524名中国论文作者。中国的论文造假在国际学术界造成大影响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此次事件震惊中国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其实，在中国知识界，论文造假由来已久，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行业。这在国内其实是学界的一种潜规则，最少在学界是人所皆知的事。
由于中国特有的职称评审制度、学校的以论文数量作为评价标准的制度，与官级、地位、多方面的经济利益挂钩，学术自然变成了金钱、名利的奴隶。经历30多年，大家都习以为常。只不过同为造假与抄袭，现在比的是技巧。比如在经济学中，同为抄袭，有些人将各种观点搅拌在一起，就将此说成是创新;有些人找一些国内的数据论证西方经济学的中某一原理，就说成是重大的创新。还有一些人臆想出一些新的计算公式，或者设计出一些脱离实际的更复杂的计量方法，由此而获得学位与职称，并不管这些东东有什么用。经济学之所以变成完全脱离现实的黑板经济学，这就是因为这一类的人太多。
学术造假之所以变得如此明目张胆，也因为改革开放后的职称制度改革，都是与论文、论著挂钩。任何一个学科，现实中其实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创新来与高级职称的数量相匹配。造假也有制度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后的职称制度改革已经30多年了，有些原来依靠造假获得了名誉地位、学术权威的人，现在都进入了领导层，知道所谓的学术也就是那么回事，所以对现实中的愈演愈烈的学术造假风也就习以为常。
为什么钱理群教授要说我们现在的大学在培养一群“精致的利已主义者”?因为学术都已经变成了金钱、名利的奴隶，那么论文可以花钱买，博士头衔也可以花钱买，比世界名校无非就是比论文发表的数量;从上到下，大家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学习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包括潜规则)谋利罢了。上行下效，此也必然会成为学生的行为方式。“精致的利已主义者”，越是高智能，越是“精致”，越能利用潜规则谋利。“人才”越来越多，唯独没有真学术。
前段时间有多位教授级的人物发文感叹，为了获得职称、权威，所作的学术论文、论著，不可能不去做迎合那些有学术评价决定权力的人，否则就不可能获得这些权力与权威。等到自己有权力后，可以放心地做点真正的创新研究，但年龄已经偏大了，思想已经固化了，不可能再做创新成果。
社科理论研究不像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研究，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即使是有真才实学的、有天大创新与研究能力的人，要做出真正的理论成果，没有数十年的坐冷板凳，甚至要包括从理论到实践的数十年的工作过程，都不可能做出真正的创新。做经济学这种基础理论研究，不仅是需要有全面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与欧美经济历史等方面的全面修养，而且还需要有从事经济管理与金融操作方面的实践，否则是不可能有所成果的。例如，《信用价值论-宏观经济学新原理》这部完全创新的基础理论论著，是作者积累了40多年的理论研究与广泛的政治、经济、管理等，从政府、企业到金融多部门的社会工作实践，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研究才得以完成。一些专家、学者、教授从学校到学校，从学校到研究所，即使是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其背得滚瓜烂熟，而所谓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学方面，只不过是对欧美国家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经济过程的一种经验总结，是属于经验性的理论，很有局限性，时代环境条件一变化，就过时了。只有理论，没有实际经济工作实践的人，对一个理论原理，即使这个理论原理是一般正确的，也不可能懂得其适范围(任何经济理论都有环境与时间方面的适用范围)。往往仅学一点理论上的东西，眼界是十分窄的，学得再好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往往反而会落入人家的思维陷阱还无法自知。
这种理论局限不自知，由实际无知的人反而掌握学术上的各种权力而给实际工作带来巨大的损失已经是触目惊心。这其实也是学术F·B产生的副产品。大家已经看到，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规范进行改革的前苏联，是完全失败的，其经济方面所产生的损失无法估量。我国虽然没有全盘照搬西方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在总体上没有犯颠覆性的错误，但在一些具体的经济过程中由于错误的经济理论的指导而出台的政策，几乎也都形成了失败的教训。
我这里举几个例子：我国股市曾引进香港史美伦女士来管理，曾照搬西方股市的“绿鞋制度”，就以失败而告终。我国2012-2013年期间的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的金融改革，现在也已证明是个失败的改革。2007年底的“两防政策”出台，也是一个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典型(在我的博客中有专门的分析)，结果造成2008年我国比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美国还猛烈的经济危机、股市崩盘，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当然，当时的学界与媒体都将此危机发生的原因引导归责到美国次贷危机上，其实这是一种掩盖理论错误与推缷责任的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学术道德失范问题。
学术行为演变成金钱与权力游戏。即使是最顶级的学术刊物，也是明码际价的，西方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不仅是单个人与企业的行为准则，也是任一个学术机构、学校、科研院所的行为准则，如此而来，各种期刊发文标价，代写论文、出版社只要花钱就可以出书，所以，特别是在社科方面的书籍、学术期刊，几乎都成为垃圾学术的集散地。反正无需检验，也无法检验。如果你到某地方社科院去走走，你就会发现仓库会有满屋子的由社科基金支助出版的书，送都没地方送。当然，学术的高低并不表现在所出的书是否畅销，读此书的人多寡，但这种学术与权力、利益挂钩的制度，必然使得学术垃圾遍地。
大家都知道，官场权力F·B，F·B官员掌权，真正的好官是难得上位的。学术F·B也是同样。如果学术F·B而上位的权威与权力，同样也是以金钱名位作为衡量标准，不可能去支持真正的理论创新。经常发生的是今天你用评价权支持了我，明天我就用权威支持你，而且打着学术的名义做这种名利的游戏，人们更难识别。一般来说，真正的学术创新就不可能依附于某个派别、甚至要挑战权威理论，对传统理论进行批判。所以说，我国当前的这种的这种社科科研体制，学术理论环境，真正的理论创新是很难产生的，更不可能获得支持。在垃圾遍地的环境中，真正的好书、好论文反而难以觅见就不奇怪了。
大家都懂得，政治权力F·B会导致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没有当代，但学术F·B、教育F·B会导致一个国家没有未来。现在有中央的权力方面的强力反腐，对一个社会来说，这是表层的F·B。反腐必须深入，反学术F·B、反教育方面的F·B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建设创新社会，这个才是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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