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非公经济增长改善需“留观”——兼议“阶级固化”
2017年非公经济增长改善需“留观”——兼议外部性/监管、“阶级固化”
夏小林
一季度非公经济增长指标有升有降。1-3月份，制造业小型企业PMI仍位于收缩区间。1-4月份的制造业PMI走势则起伏不定。目前对非公经济增长改善可持续性不能盲目乐观。
建议政府从“外部性”角度对已经出现、可能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进行结构性分析，制定区别性政策，而非“一刀切”。那些负外部性明显，特别是其中由唯利是图的私人资本操作的各种“新业态、新模式”，政府有必要“一上来就”“死管”， 即“严准入、强监管、重惩罚”，以体现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对社会稳定、经济秩序负责，对改革公信力负责。对“老业态、旧模式”亦应如此。
建议政府组织力量研究拥有13亿人口大国市场的监管可能性、边界及相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政府要科学地做到有“自知之明”“知人(喻市场)之明”，防止力不能及的市场开放及恶果。
国家数据显示，非公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已然成为全国范围内“去产能、‘僵尸企业’”的主要对象。
国内社会学界的左、中、右主流观点中，无论相互之间存在多大的分歧，在确认国内的代际流动性下降，各社会阶层内部“继承性占主导地位”上并无二致。他们一般也承认国内“底层的封闭性更强”。显然，这种“阶级固化”与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这种关系既构成了对政府“做大做强”非公经济政策和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持续挑战，也形成了对迄今为止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和一些人坚持反“福利国家”立场的持续挑战。人民日报系的“非阶级固化”论者及相关编审职员应恶补中、外社会学“社会分层”及“阶层流动性”的基础知识。
一、个私投资回落，民间投资略提高
2017年1-3月份，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30159.2亿元，同比增长11.2%，比上年同期回落0.7个百分点，但降幅减少5.3个百分点(见图1)。同期，个体经营单位投资207.6亿元，增速下降18.3 %。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构成中，私营企业投资占比为32.2%，个体经营单位投资占比为0.2%，两者合计为32.4%。
另外，港澳台企业投资2604.5亿元，同比增速下降2.7%;外商投资企业投资2263.2亿元，增长0.3%。
2017年1-3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57313亿元，同比名义增长7.7%，比1-2月份提高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2个百分点。其中，一、二、三产业民间投资增速分别为21.1%、4.9%、9.8%，一、二产业分别比去年同期回落0.4个、1.8个百分点，但在第三产业增速提高6.1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1.1%。
二、工业私企降幅减少，盈利改善
2017年1-3月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比去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降幅减少2.4个百分点(见图2)。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增长6.9%，增速提高3.6个百分点。
2017年1-3月份，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553亿元，增长15.9%，比去年同期提高8.2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208.1亿元，增长24.3%，比去年同期提高15.4个百分点。
2017年1-2月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为30369个，增速下降 5.4%;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亏损企业为15395个，增速下降4.2%。
三、私企、外企出口增长加速
2017年1-3月份，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同比增长分别为17.7%、12.9%;进口总值增速同比增长分别为34.7%、21.1%。其中，私营企业出口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14.9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扭转负增长局面。
四、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明显高于大中型企业
2017 年一季度末，小微企业贷款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21.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增速比上年末高 1 个百分点，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 7.9 个和 10.2 个百分点。2017 年一季度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 32%，占比比上年同期占比水平高 1.7 个百分点。一季度小微企业贷款增加 1.08 万亿元，同比多增 1690 亿元，增量占同期企业新增贷款的 30.3%，比上年同期占比水平高 0.5 个百分点。
五、制造业小型企业PMI仍位于收缩区间
2017年3月，制造业大型企业PMI为53.3%，与上月持平，继续保持平稳扩张;中型企业PMI为50.4%，低于上月0.1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48.6%，比上月上升2.2个百分点，收缩幅度明显收窄，仍位于收缩区间。由于大中型企业少，小企业众多，这意味着制造业中小企业情况仍需关注。
至4月，制造业大、中型企业PMI均有所回落。但小型企业PMI为50.0%，升至临界点，为近两年来的高点。制造业PMI走势尚不稳定。
六、2016年私营企业户数高涨
据国家工商总局相关数据，即2016年新增企业550万户，其中“90%以上是民办企业、私营企业”等计算，2016年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含所谓“民办企业”)已接近2500万户。其中，“80%是第三产业服务业”。而按今年一季度新增企业125.5万户的热度，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总户数有可能接近3000万。
七、专题评论
第一，对非公经济增长改善可持续性不能盲目乐观。
2017年一季度非公经济部门增长指标有涨有落，降幅减少，工业盈利改善，亏损企业减少，出现“稳中向好”。小微企业贷款保持着持续改善势头。1-4月份的制造业PMI走势起伏不定。
中央指出，“当前经济向好有周期性等因素，经济结构调整任重道远，面临不少挑战”。国家统计局表示，目前工业向好基础尚需巩固。国家发改委表示，“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仍不稳固，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走势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
另外，相关经济分析也不应忽视国际政治因素中深藏着的那些复杂的破坏性因素对于未来增长的威胁，有关方面应有必要的预案。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7年要“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
第二，建议政府从“外部性”角度，对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进行结构性分析，制定区别性政策，引导“双创”健康发展，减少社会成本。那些负外部性明显，特别是其中由唯利是图的私人资本操作的各种“新业态、新模式”单位，政府有必要“一上来就”“死管”，以对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负责，对社会稳定、经济秩序负责，对改革公信力负责。对“老业态、旧模式”亦应如此。
政府认为，要探索包容审慎的监管制度，对新业态、新模式等不要一上来就“管死”。的确，如何对新动能和“双创”进行合理有效监管，既支持创新又防止偏差，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建议：
(1)组织力量运用外部性理论对于各种现实的、可能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进行结构性分析，制定有差异性的政策，而非“一刀切”。如对于负外部性可能较为明显，特别是外溢效应对民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威胁较大的新业态、新模式，事先要进行充分评估，实行“严准入、强监管、重惩罚”，即“死管”而非“管死”。反之的新业态、新模式，则可以依法“包容审慎”一些。对“老业态、旧模式”亦应如此。
(2)要研究13亿多人口大国市场的监管可能性、边界及相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这方面，政府要科学地做到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喻市场)之明”，防止力不能及的市场开放及恶果，--这其实也是一个世界级的说易行难问题。
从理论逻辑上说，避免外部性，必要的政策选择就包括发展国有经济，加强计划，及加大监管投入等。就监管而言，重复地说，OECD有关专业研究结论提出的启示是：“事实上，市场自由化通常要求建立新的、复杂的监管体系。私有化一般意味着更多的监管，而不是相反。……在某些国家，监管成本达到GDP的10%或者更多。”(参见《政企关系：有分有合-- 从国际视角评切割政企关系的“改革”陷阱》)
我们政府的“监管成本”是多少呢?值得研究。部分调查的结论是，从一些职能大机关到地方基层单位，人财物多是捉襟见肘，技术手段也短缺。一些单位只能通过“创收”和 “非在编人员”等手段来解决部分问题。市场主体、食药品、环境、金融监管等方面的问题还较突出。
可能，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怎么悲惨死去的多是大学生等“小小老百姓”，鲜有“新业态、新模式”的企业家?(在“民间金融”“集资”等中倾家荡产的也多有低收入者，含不少老弱病残。)
“天问”：他(她)们“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了吗?
《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这不，又看到了涉及改革的负信息，《盐业改革百日，脚臭盐攻陷多省》。之前呢，政府刚说改革导致盐价下降，马上出来报道，数地“产品升级，价格上涨”，原低价盐没了。北京市也有这种现象。
再如，低空开放;无人机畅销;乱飞现象屡禁不止;制造商名扬全球。近日，重磅信息来了，“17天9起‘无人机扰航’，100余航班备降……截至目前，成都警方尚未公布前述9次‘无人机扰航’案件的侦破进展”。其有关方面的处置之迟缓和不到位令人惊讶。放眼全球吊诡之风云变幻，想象一下……，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危险，值得政府认真关注的监管失灵信号吗?
第三，国家数据显示，非公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已然成为全国范围内“去产能、‘僵尸企业’”的主要对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人指出，2016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有生有死，特别是去产能、‘僵尸企业’，去年全国退出的企业一共是138万户”。这里面，绝大多数是私企等非国有企业。因为，全国的国企总数还不到这个“138万户”的零头，且其中真“被去掉”的国企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有责任心的政策性研究机构不能再“回避私人部门结构调整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了。
从体制内外各种媒体的癖好看，是去产能和“僵尸”围绕着大中型国企转才有 “新闻价值”和“政治价值”。
不过，但凡是看明白了国务院几份去产能文件的人都晓得，落后产能(过剩产能的重要部分)等主要集中在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而工信部早就说过，中小企业里集中了95%以上的私企!统计局也早说过，一半以上私企没有经营活动!央行调查也显示，私企是银行不良贷款的重要制造者。分析【财新网】上的有关文章，还可以看到“私营企业集中的小微企业的新增不良贷款就占到全部企业新增不良贷款的五成以上。私营经济集中的地区、行业，不良贷款率也较高。”环保部门调查处理的污染企业，私企也居多，等等。但是，许多媒体的忽悠就是“经久不息”“花样百出”，很“双创”呢!这不误事吗?真该去媒体的过剩、落后“产能”了。
第四，治理金融领域私有化、自由化和F·B、“监管俘获”。
这些方面产生的一些金融风险已经十分显眼，且丑闻不断。党中央要求“要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加强监管协调，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大惩处违规违法行为工作力度。”不要照搬国外模式。这既是在指导金融改革和结构调整，及引导私营部门金融机构等健康发展，防止发生局部或更大规模、高烈度的金融风险，也具有为全国 “稳中求进”的国资国企改革保驾护航(含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作用。
第五，国内社会学界的左、中、右主流观点中，无论相互之间存在多大的分歧，在确认国内的代际流动性下降，各社会阶层内部“继承性占主导地位”上并无二致。他们一般也承认国内“底层的封闭性更强”。显然，这种“阶级固化”与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这种关系既构成了对政府“做大做强”非公经济政策和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持续挑战，也形成了对迄今为止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和一些人坚持反“福利国家”立场的持续挑战。人民日报系的“非阶级固化”论者及相关编审职员，应“恶补”中、外社会学“社会分层”及“阶层流动性”的基础知识。
在近2500万的大大小小资本家与若干亿的雇佣劳动者(及其他普通劳动者)之间，或换个角度说，在少数富人和全国若干亿的“相对贫困”的普通人之间，甚至是在少数大资本家和广大的中小资本家之间，是不可能不存在“阶级固化”的。
“人民日报政文”曰，中国过去、现在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固化”的国家。其论者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中、外历史可以理解，欲掩盖现在的贫富分化或阶级分化、“固化”也可以理解，但其对于西方社会学和国内社会学界的相关观点和分析方法竟然一无所知，颇让人意外。
实际上，社会学基于社会分层的研究早已认为，中国的代际流动性下降。虽然中国有自身特点，但在各社会阶层内部“继承性占主导地位”方面与国际经验并无二致(李路路，2006)。另外，当时有关研究多少也涉及了改革开放以来，突出的收入、财富不公平对于代际流动性下降的影响。
近些年，随着很多各种各样的第一代富人年老体衰，其事业“接班人”或财富继承问题凸显。在这种新背景下，我看国内外有关中国家族企业(和别的富人)的研究报告等，其都在进一步揭示一个日益普遍，且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不可逆转的顽强事实，即基于财产的阶级分割，财富所有者与其他职业阶层(如工农兵学)间的渗透更不容易发生。资产阶级内部“子承父(母)业”或财富的特有的“阶级固化”现象，也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统计资料支持。新鲜案例则层出不穷。
结果就是，一方面，在中国的高收入和特别富有的阶层中(尤其是资产者)，财富代际传承的“继承性主导”机制非常明显，并在持续增强过程中。而在雇主和雇佣工人或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循环流动率却很低。仅仅靠提倡一个形式上的“机会公平”(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很聪明，将“机会平等”视同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也不可能解决目前数亿雇佣劳动者“向上流动”时，能够获得资本家子女继承父母的产业、财富的那种人数的比例。而按弗里德曼关于机会平等=自由竞争的公式或逻辑，说机会平等是贫富两极分化加速器的观点，也是能够成立的。
另外，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资本家”和“成为资本家的机会”，都属于“稀缺资源”，不是普惠性资源，--这种“稀缺资源”现象，在逻辑上不仅为“阶级固化”提供了坚定不移的支持，而且断了所谓在中国不存在“阶级固化”的念想。因为，在市场经济中“稀缺资源”可是属于少数私人的，不允许绝大多数人“上流”为其拥有者。
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平等就是消灭阶级。”这样才能为社会成员在不同劳动领域的自由流动创造最重要的社会条件(不是全部条件)，消除分工对人自由发展的限制。而在这个极其巨大、艰难的历史任务面前，“机会平等”软弱如大风大浪中的一根稻草。但在“未来社会”中，平等的“机会”将摆脱阶级对立的严重抑制而自由地出现，并不断地发展起来。当然，如《法兰西内战》所说，在建设新社会时，还需要建设民主、廉洁的新政权，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等等。在社会主义从抽象走向具体时，问题也并不简单。
当年，右派哈耶克在英国直截了当地说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人和富人就是不平等，包括机会不平等。现在一些人相信撒切尔，认为英国机会公平多。实际上英国大雇主的儿子成为大雇主的比率是工人儿子的96倍(郑辉、李路路，2009)，阶级再生产、封闭性和社会排斥十分明显。美国的“拼爹现象”就更不用说了。当下，都已拼到“大嘴”特朗普总统的家里面了。中国在这方面恐怕不会比英、美落后。
所以，在美国和世界银行，一些知名经济学家都说机会平等就是“神话”。美国还有社会学家利用大量统计分析的结论指出，机会平等就是政治家掩盖“阶级固化”和忽悠广大老百姓的工具。
另一方面，相对应的是中国(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低收入的代际传承”也非常明显。因为，虽然中国私人部门的就业人员数量最庞大，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只能提供最低的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法定的合同、保险金等往往得不到落实，工会谈判力量不强，一些官员的政治意识水平还不如罗斯福、肯尼迪和约翰逊。而在现有国际分工体系下，私人部门主要又是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特别是集中于第三产业服务业的低端;农村和偏远地区是这些私人业主重要的根据地;私企对于绝大多数工人的文化水平要求很低，等等。这就使得中国私人部门难以成为培育所谓“中产阶级”的肥沃土壤，并不可能使中国重走美国中产阶级(工人为多数)在过去某一特殊时期中的成长壮大之路。
使用社会学家的语言说，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底层的封闭性更强” (李路路，2006)。
而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存在另具特色的“底层的封闭性更强”问题，并在持续增强。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乏力，制造业大幅萎缩，工会衰退，普通劳动者工资下降，失业严重，福利削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成为中产阶级明显减少的“下流社会”，就是日本学者的一种形象比喻。
当然，目前国内私营部门的个体户、小微企业主等(属于“小资产阶级”)还在较明显地增加。但估计再过些年也就将接近一个大限了。这个阶级除了本身是在自由竞争中分化，能分泌出极少数大资本家外，其大多数成员的社会地位、收入、文化及“产业链地位”并不高，且经营活动缺乏稳定性，并倍受竞争、经济波动等的折磨，容易从现有地位“下流”到低收入者，甚至是无业者队伍中去(如国家“三经普”数据显示，私企一大半没有“经营”活动。其主要就是小微企业。个体户中也存在这种问题)。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成员也是“固化”的，其“上流”是梦，“下流”却是时时存在的现实威胁，并鞭策他们努力维持住现状。
怎么解决这种“阶级固化”?照搬西方已有的一些做法是不行的，至多一时地缓解下某些矛盾。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解决之道才在思想界保持着长久不衰的吸引力。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建立、发展就深受其影响。弗里德曼认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建设也是如此，并使他对社会主义运动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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