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棋局与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观
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作者：王逸舟 王为民 原标题：大棋局与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观学人简介
本文作者分系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为民，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时系外交学院博士)
内容提要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5月26日，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去世，享年89岁。
布热津斯基1928年3月出生于波兰华沙，于1938年离开欧洲，踏上北美的土地，1958年加入美国籍。作为哈佛(Harvard)等大学的优秀学者布热津斯基逐步攀上权力顶峰。作为他个人的特色，他在美国政策圈内一直保留了外国口音，却成功地跻身美国白人上层社会，成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威人士。“美国是一个可以让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不用改名都能名声鹊起的地方。”正如一个笑话说的那样。
1977-1981年，布热津斯基担任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此外，他还曾于1961年作为时任总统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顾问，也是美国前总统约翰逊的科学顾问，以后又为汉弗莱和麦戈文竞选总统时充当顾问。他曾经获得总统自由勋章。布热津斯基被视为美国最具重量级的智囊之一，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地缘政治学家、外交家，其代表作《大棋局》及《大抉择》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必读书”。
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棋局》及《大抉择》中，继承并发扬了地缘政治学鼻祖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阐发的地缘政治思想，明确提出亚欧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的观点，认为美国要继续保持世界领导地位，必须控制亚欧大陆，尤其是“全球巴尔干”(Global Balkans)地区。
不过，英国《金融时报》也曾评价认为布热津斯基同样尝过失败的滋味，最严重的要数伊朗人质危机。在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数月前，卡特总统将伊朗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称为“稳定之岛”。布热津斯基对中东局势的理解永远赶不上他对俄罗斯的感觉。即便在今天，虽然布热津斯基或许是美国最敏锐的外交政策评论员，但他也有“盲点”。布热津斯基认为印度是一个不太可能生存下去的多种族国家，这是一种通过苏联视角看世界的后遗症。然而在20世纪末伟大的美国外交官当中，他鲜有对手。
晚年的布热津斯基仍然思路敏捷。2012年，84岁的兹比格涅夫在其著作《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中，还对超级大国的弱势和优势进行了分析。作为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对中国的关注同样密切。他曾在1978年1984年、1994年和1997年访问中国。就在去年6月，中国外长王毅在访美期间曾在华盛顿与布热津斯基会见，王毅赞赏布热津斯基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积极贡献，表示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本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选取两位国内国关学者的书评及理论论述，带我们重新领略作古记忆，大家风采。
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观
王为民
本文通过对布热津斯基冷战期间和冷战后地缘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认为，布氏对欧亚大陆乃美国地缘战略焦点的界定是一贯的，但其具体的地缘战略则以冷战的结束为标志而表现出延续与变化共存的特点。布氏对欧洲的主张是控制、主导和利用;对俄罗斯则主张采取合作融合与遏制防范的两手政策。布氏历来重视中国，但中国之所以重要的根据却由于冷战的结束而明显不同，美中、美日关系因此有了不同的定位，美日中三角关系的目标和内涵因此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为自己勾画着新时期的战略蓝图。这已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美国的战略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智囊谋士的影响，在这方面，对布热津斯基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布氏是美国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思想家，他的思想内涵丰富，见解深刻，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和实用性，同时也体现着美国官方的思维逻辑。对他的地缘战略思想的分析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现行的对外政策，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其21世纪的对外战略走向。本文试图通过对布氏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的两部代表作《竞赛方案》和《大棋局》的综合分析，从总体上认识其地缘战略思想。
1、明确一贯的出发点和战略焦点
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思想有着十分明确的出发点，这就是，如何实现美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出发点以冷战的终结为标志又有不同的侧重。冷战时期，以两极对立和“零和”竞争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局势和美苏关系的布热津斯基，把自己的地缘战略思想定位在如何指导美国与苏联争夺霸权上，即如何防止苏联取得全球优势。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这是一种“新型的霸权”，但布氏仍有一种紧迫感。他认为，虽然冷战后没有一个能够威胁美国——世界首要大国地位的现实的敌人，但却出现了一系列潜在的挑战者，而且由于美国国力的局限性和将继续下降的趋势，美国的这一地位不可能持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长久和稳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使之“至少保持一代人或者更长一些”就成为布氏的基本考虑。
如何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布氏认为，关键是确保对欧亚大陆的控制。这是其地缘政治观中最具连续性的一点。之所以如此，除欧亚大陆拥有世界大部分人口、土地和财富这一自然因素外，主要还是因为欧亚大陆是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的焦点”和“中心重点”，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欧亚大陆历来是大国特别是海洋大国和内陆大国争夺的要地 美苏对欧亚大陆的争夺正是这种历史性争夺的延续。
第二，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介入不是自己的固执与贪婪，而是历史的要求与必然。他指出俄国人把两大洋看做是分隔欧亚大陆和其他大陆的“`自然的'地缘政治分界线”，因而视欧亚大陆为自己天然的势力范围和特殊的利益所在，但实际上，大洋恰恰就像一条纽带把各个大陆连接了起来这就为美国介入欧亚大陆事务、与苏联或俄罗斯争夺欧亚控制权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理论根据。
第三，欧亚大陆与美国的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冷战时期，若苏联取得对欧亚大陆的优势，它将不仅能控制该大陆巨大的人力、经济和军事资源，而且将能进入大西洋和太平洋，从而威胁西半球的安全，因而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阵地就成为它的防御前线。
第四，欧亚大陆局势，关系到冷战后美国的全球地位。这是因为:(1)鉴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欧亚大陆的任何地区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2)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控制将意味着对经济发达的欧洲和东亚乃至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控制，因而是巩固美国既有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基础。(3)冷战后美国首要地位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也来自欧亚大陆。这里是“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和有核国家的聚合地，“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有意谋求地区乃至全球影响的国家也在该大陆，而且“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此外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不稳定状态和分裂局面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据此，布氏认为，美国必须恰当地对欧亚大陆进行管理，必须以地缘战略为指导，合理配置自己的资源，建立一种以美国为仲裁者的稳定的大陆均势，防止任何“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的出现。为此，布氏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地缘战略策略。
2、对欧洲——控制、主导、利用
布热津斯基认为，欧洲对美国来讲极为重要。这是因为:(1)双方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宗教传统、历史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2)欧洲对美国有着极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冷战期间，西欧是美国对抗苏联的战略立足点，西欧安全是美国自身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西洋联盟更使西欧成为美国自身存在的延伸;冷战后，欧洲仍然是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桥头堡，欧洲的扩大将带来美国直接影响范围的扩大。没有密切的美欧关系，美国将难以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带扩展影响。(3)欧洲对美国在全球推行西方民主模式非常重要。冷战期间，西欧是对东欧产生吸引力的源泉;冷战后，欧洲则是美国向欧亚大陆腹地扩展民主的跳板。没有欧洲的支持，美国在欧亚大陆将面临严峻困难。
基于这一判断，布氏提出了美国的对欧战略:
1.密切关注欧洲的政治走向，防止中立化倾向的发展，确保美欧战略联盟关系的存在。
2.推动欧洲的一体化和北约东扩。布氏认为，分裂局面使欧洲潜藏着巨大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冷战后，欧洲联合进程失败不仅影响到美国在欧洲的地位，甚至可能导致德俄在地缘政治方面自行其是，损害欧洲稳定，进而损害欧洲作为美国欧亚大陆桥头堡和民主跳板的价值。与分裂的、存在着地缘政治真空状态的欧洲相比，统一的欧洲是美国最好的选择。北约的扩大同样重要。北约不仅为欧洲提供了安全保证，还为欧洲联合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框架。没有美欧之间的共同安全安排，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欧洲联合，北约东扩进程停滞，更是“可能重新唤起俄罗斯现已休眠或行将泯灭的对中欧的地缘政治企盼”。“对美国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失败，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失败”。因而，美国必须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不能因体系外任何国家的反对而使这一进程受阻。
3.确立美欧平等的伙伴关系。早在冷战时期布氏就主张推动欧洲自立(而非中立)意识的发展，改变美欧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冷战后，他进一步认为应该在美欧之间建立起共同决策、分担责任的真正的“伙伴”关系。
4.平衡处理与法德两国的关系。法德两国在欧洲未来前途、美国在欧洲的地位、欧盟和北约扩大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分歧。比较而言，德国对美国的支持更为有力。但对美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在法德之间作出取舍的问题。缺了法国或德国，便不会有欧洲。”而且法德合作的失败也将给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带来灾难。美国利益所要求的是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此外，美国还应对法国改变联盟体制内权力分配的要求作出让步。
3、对俄罗斯——合作融合与遏制防范双管齐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思想是围绕着俄罗斯人展开的，而且历来把他们定位为对手。这在冷战时期尤为明显。冷战后，布氏仍把俄罗斯看做是诸多潜在对手之一，并对俄国内全面危机所引起的欧亚大陆“黑洞”局面的影响给予高度关注。有鉴于此，布氏认为，美国在近期内应该防止俄罗斯陷入政治混乱或专制制度的复活，从长远看则应该在促进其民主改革和经济复兴的同时，防止出现一个新的欧亚帝国，以最终建立一个把俄国纳入其中的欧洲-大西洋体系。这实际上就是合作融合与遏制防范双管齐下的两手战略。
长期以来，西方人一直视俄罗斯为异质社会和异质文化而极力排斥，但同时也希望最终能把它完全纳入西方体系。苏联解体后布氏就提出了把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战略。布氏强调，这里的“欧洲”应该是“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扩大的欧盟和北约的”，并“可能仍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欧洲。布氏认为，虽然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扩大不能因俄国的反对而终止，但“也不应以反俄为主题来促其扩大”，相反，西方应向俄敞开大门，应促进俄罗斯和欧洲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以便在双方之间建立起机制性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俄罗斯”已被布氏明确界定为“一个不搞扩张的、民族的、民主的国家”，因为这样的俄罗斯才有助于欧亚大陆的稳定。当然，在布氏看来，俄罗斯也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为了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孤立，在国际舞台上求得一席之地，甚至复兴国内经济，俄罗斯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
尽管布氏在冷战后主张与俄罗斯进行合作，但遏制与防范仍然是其思想的主旋律。这源于他对俄罗斯强烈的不信任感。他不仅认为与俄国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的主观和客观先决条件均不具备”，而且俄国内“近邻外国”优先的主张在地缘政治上还“带有帝国味道”。此外，俄中两国对“全球性`霸权主义'”的批评更是“暗示两国将联合起来反对美国”。这种不信任感自然成为布氏对俄战略的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还有布氏对俄国南部、西南部的战略考虑。布氏曾提出两个重要概念，即“软腹部”(指中东波斯湾地区)和“欧亚大陆巴尔干”(主要指中亚五国 高加索三国和阿富汗，甚至包括土耳其和伊朗)。他认为，这两个地区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但同时也潜藏着极大的不稳定性。因此他把对这两个地区的争夺也纳入了对俄遏制与防范的战略轨道。
总体来讲，布氏对俄遏制与防范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巩固外围阵地。这一思想在冷战时期的“三条战略战线”的概念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并在冷战后继承了下来。就西欧来讲，冷战时期他主张美国通过对西欧的控制，抵制苏联的扩张;冷战后，则主张利用美欧关系的巩固、欧盟和北约的扩大，向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推行民主自由。对中东波斯湾地区，布氏强调美国必须加强军事存在，作出安全承诺，同时还要借助中日欧的力量，甚至主张恢复与长期反美的伊朗的合作。布氏在冷战时期还主张利用中国对付苏联，冷战后，也非常重视中国可能对俄罗斯所形成的牵制作用。
2.抢占新生地盘。布氏把苏联解体看做是进一步压缩俄地缘政治空间、防止其东山再起的历史性机会。因此，他不断强调俄国必须抛弃它过去帝国扩张的历史，接受前苏联地区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美国也必须阻止俄恢复其在前苏联地区政治经济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的企图。他还把欧盟和北约东扩界定为“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且不能为俄罗斯的反对所阻止。他认为应加强与乌克兰的关系，因为它的独立消除了俄罗斯重新建立欧亚帝国的可能性。他主张美国在中亚奉行“既不统治也不排他”的政策，以便通过各国的介入阻止俄罗斯的控制图谋。
3.瓦解内部社会。布氏在冷战时期曾指出，美国若能利用苏联作为多民族国家所存在的裂痕和漏洞，促使其内部发生变化，将能增加苏联的内忧而削弱其进攻能力。他针对当时苏联中亚地区日益发展的伊斯兰意识指出，“也许，阻止苏联继续南进的最好的遏制力量存在于苏联本身”，美国可以通过加强无线电广播来加速这一敌对情绪的发展。这显然是试图把中亚作为从内部牵制苏联的重要力量。冷战后，布氏仍然坚持这样的思维模式，认为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伊斯兰化的进程也可能会传染给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加重俄罗斯在中亚面临的困境。此外，布氏鼓动推进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使之接受西方民主制度的企图显然也是要根除俄罗斯对西方构成威胁的内部根源。
4、对东亚——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权衡周旋
远东、东亚一直受到布氏的高度重视。冷战时期，布氏从美苏争夺的角度看待远东对美国战略安全的重要性，认为远东、北美、西欧国家的合作有利于国际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以美国为核心的新的国际体系的基础。冷战后，布氏又对该地区的潜在不稳定性和有关国家的未来走向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给予了关注。他认为，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和地缘政治中的结构性变化，都可能影响到该地区处于“亚稳定状态”的各国间的关系，也可能对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和作用构成严峻挑战。
为了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布氏就东亚地缘战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它们有连续性，但更多的是变异性。其中值得强调的有两点:
1.关于中国
布氏对中国的重视是尽人皆知的，但他的中国观以冷战的结束为标志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冷战时期，他认为中国本身就是苏联在远东称霸的重大障碍，因而强调要加强和扩大与中国的合作，甚至主张对付任何针对中国的敌对行动。但冷战的结束使得布氏对中国的看法复杂化了。
第一，布氏主张客观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他指出，中国成为地区大国和世界大国的前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2020年以前，中国还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尽管如此，他仍然把中国看做是美国必须认真应对的五个主要地缘战略棋手之一。在他看来，中国的政策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大中华”的兴起也将使台湾问题结束冬眠状态，而且“中国地区性的势力范围正在形成之中”，并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而进一步扩展。但他同时强调，不应把中国的“势力范围”与“排他性的地区政治主宰”混为一谈，这仅仅是一种“受敬服的范围”，而且还“可能成为新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平衡结构的一部分”。欧亚大陆政治多元化的实现有赖于美中战略协调的发展。
第二，布氏认为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有与美国相冲突的一面。他指出，民族主义日益发展的中国把美国和日本看做是自己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影响，因而中国将根据与美日的相互关系来界定自己的地区和全球作用。布氏认为，中国地缘战略所追求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两大目标都是针对美国的。
第三，积极应对中国的崛起。布氏指出，“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兴起，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美国对此应予高度关注。中国的未来走向不仅取决于中国本身将如何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美国的反应。但美国既不能采取遏制政策，也不能迁就。最理想的结果是把中国纳入亚洲区域合作框架。然而他同时强调，“对于中国一心想在朝鲜半岛占主导地位和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努力，美国都可能在日本的支持下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为此，他主张保持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维持美-日-韩三角安全关系。
第四，布氏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有一种不确定感。在布氏所列举的可能威胁美国在欧亚大陆存在的三种地区联盟中，有两个涉及到中国:(1)中俄伊(朗)联盟。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危险”，而在其中“当头的可能是中国”，尽管形成该联盟的可能性不大。(2)中-日轴心。这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但一旦形成，将产生更为深远的潜在后果。
2.关于美日关系与美日中三角关系
布氏对日本的重视主要是基于它对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依托作用 冷战时期，他强调要加强美日战略合作，并以此作为美国远东安全政策的基石，否则，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利益将会受到威胁。冷战后，布氏仍然把日本看做是美国力量在东亚的延伸，认为密切的美日关系不仅有利于日本对其国际地位的定位，而且直接关系到美国在亚太的作用和欧亚大陆的均势。因此他不主张削减驻日美军的现有水平，也不主张扩大日本发挥军事影响的范围和规模，以免引起日本扩军，损害地区稳定，进而影响美国的欧亚大陆总战略。
与此相联系的是布氏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思想。冷战时期，他认为，苏联的威胁使得中美日之间具备了共同的利益基础，三方关系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各方的安全。冷战后，布氏地缘战略思想中也有一个美日中三角关系的框架，但这一“三角关系”与过去相比有明显不同。它的目标不再是对付该框架之外的共同敌人，而是用来对体系内的某一方进行限制以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地区力量平衡。这很显然是针对中国的。布氏把中国既看做是战略上的合作者又看做是重要的竞争者，而“美国只有通过同日本的密切联盟才能适应中国的地区抱负，并制约其表现”，才能“反对它的更加武断的行为”。虽然布氏认为美国不应压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大的防务责任，以免破坏三国间的地缘战略合作，但他强调，经过重新定义了的美日军事同盟必须成为美国同中国实行妥协的基础。可见，在这一“三角关系”中，美中关系与美日关系是不平衡的。
当然布氏也指出，美国不能在中日之间简单地进行取舍，相反中日可以在不同层次上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发挥作用，即日本是全球性伙伴，中国是“远东之锚”，是美国在东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政治立足点。没有美中战略协调关系，美国的欧亚大陆战略将大受影响。被纳入国际合作框架的中国“可以成为一种保障欧亚大陆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资产。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亚于欧洲，其影响力超过日本”。正是从这个角度，他强调，美国同日本建立密切关系固然重要，但也必须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
这一观点确实强调了中国的重要性，但他作出这一判断的具体考虑却值得注意。他之所以把“远东之锚”的角色赋予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考虑到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即“由于实实在在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不能安然自在地成为一个亚洲国家”，这就使得美国“要日本在地区内胜过中国而居于优势地位”以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地区合作”的企图难以实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布氏地缘战略思想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冷战的结束也有所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除布氏关于中国的看法外，还有布氏地缘战略取向从防御性到进攻性的转变。
众所周知，冷战时期布氏的欧亚地缘战略是以遏制苏联为切入点的。他提出“三条中心战略战线”和“要害国家”的目的主要就在于以此围堵苏联，遏制其势力的扩张与蔓延。从战略取向上来讲，这种思想具有防御性。冷战后，欧亚大陆不再是美苏争夺的“竞技场”，但却成了各种力量激烈较量的“大棋盘”各方利益既有融汇点、一致性，又有矛盾与冲突的一面，形成了利益界限交织、敌友阵线不明、竞争对手多元的局面。面对这一更加复杂、更具挑战性的新形势，布氏放弃了以苏联作为单一敌人的“三条战略战线”的思想，而代之以“五个地缘战略棋手”的观点，认为法、德、俄、中和印度都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至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他的“要害国家”的概念也由五个地理位置敏感且其潜在脆弱状态能够对地缘战略棋手的行为造成影响的“支轴国家”所取代。此外，从过去的固守中东波斯湾到冷战后积极争夺新独立的中亚，从过去反对北约东扩到冷战后主张推动北约东扩进程，从不主张瓦解苏联到冷战后极力主张维持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多元化等均表明了布氏思想从“寸土不让”到“步步进逼”这一更具进取性的转变。这一变化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的现实，也表明了美国当仁不让、志在必得的意向。
总之，在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对外战略的印迹;在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布氏地缘战略思想的影响。现实的美国对外政策没有脱离布热津斯基的思想框架，布氏地缘战略思想的认识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大国之策——读布热津斯基《大棋局》感言
王逸舟
《大棋局》一书确属上品，这样的作品无论在哪儿都不多见。恕笔者直言，许多中国学者目前还写不出有类似分量的国际战略著作;它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才气、努力或眼界，还与一个国家的实力、国际地位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的总体水平有关。这本书可借鉴之处很多，我只想从国家对外战略和国际政治理论的角度，说两点读后感。
第一点，“大国之策”的特殊定位。
此书给人一个总的印象是，作者虽然完全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出谋划策，然而与一般人不同，这位国际政治学教授、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确有独特的视角和一套逻辑连贯的办法。其特性在于，《大棋局》自始至终是用地缘政治学的分析“工具”，将美国主要的国家目标——维护其在当代世界的霸主地位——放在地缘战略的“大棋盘”上审视、权衡和定夺，把横跨欧亚的这块最广袤的大陆，极有说服力地锚定为世界力量的中心和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主要依托点。一百年前，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英国人麦金德曾经说过:“在现代，人们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仔细捉摸一下，这话很有道理。撇开经济方面的问题不说，单从地理角度讲，试想，如果我们人类居住的星球表面像玻璃球一样光滑，如果各个民族国家安身立命的领土在气候条件、土壤植被、相对位置、资源禀赋、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地球自然性质”各方面一模一样，国家间的较量还有什么必要外交、联盟、制裁和军事斗争等现代国际政治过程又有什么价值!
布热津斯基不愧是当代一流的地缘政治战略家，他比绝大多数人更能理解麦金德格言的价值，因为他不仅强调了在后冷战时期地理条件对国家实力的一般重要性，更从美国的霸权需要出发，把麦氏另一句著名的“三段式警语”推向了极致——麦金德提出:“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布热津斯基则说:世界各大洲自从大约五百年前开始在政治上相互影响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历史上，控制这个力量中心的强国不管怎样交替更迭，都是欧亚大陆上的国家;随着美国的崛起，情况才发生变化。美国作为一个非欧亚大陆国家对欧亚大陆的控制与“仲裁”，是它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进程中的最后一步”。布氏甚至相信美国的世界霸权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性质，因为它不仅在国内体制方面享有对其它任何国家的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优势，更由于美国“高瞻远瞩”地洞察和把握住了欧亚大陆“棋盘”呈现的所有弈机，它所牵引和支配的国际秩序集合了美国自身的许多“优点”。不管你是否赞成他的结论，作为读者，你很容易地感受到其推论的一种威慑力。
比较起来，我尤其欣赏布氏有关“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分析，它也许是《大棋局》里最精彩的篇章。按照作者的定义，所谓“地缘战略棋手”，是指那些有能力和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改变世界现有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他认明了法国、德国 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样五个“地缘战略棋手”，排除了英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所谓“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是指这样一些国家，它们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布氏列举了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这样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同时排除了意大利、埃及、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墨西哥等国。乍一看，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之外;略微思索一下，就不难发现与《大棋局》设计师的初始动机和全部分析的内在一致:他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欧亚大陆这个“枢纽”。
此书不仅是美国决策智囊人物的高级读本，也应当成为任何大国决策者的参考材料。笔者以为，它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所谓“重要国家”，不一定是霸权国或争霸国，甚至不一定是发达国家，而是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角度观察有特殊价值和作用的国家;与此相应，所谓“大国之策”，不一定是强权政治或争霸战略，甚至不一定刻意表现出某种搏斗意图和策略手腕，而在于真正了解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优势及劣势，懂得如何趋利避害、“择善固执且从善如流”。换句话讲，一个大国的领导者，应当了解国家生存之道与国际政治地理之间的联系，学会利用地缘政治学的“工具”;没有这样一种视野和高度，就不会有出色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方略。笔者不敢讲是否世界上所有不成功的大国(不光是欧亚大国)都因缺少它而落伍，但至少可以肯定，历史上所有成功的大国(尤其是欧亚大国)，都具备某种建立在地缘政治思维之上的“大国之策”。在即将跨入21世纪门槛的当口，中国人怎样汲取这一启示，又如何根据我们的幅员人口、资源状况、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依据适当的国内发展目标和日益增大的国际责任，提出与有五千年文明史、目前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之身份相符合的“大国之策”?开卷有益，我们不妨读读《大棋局》。
第二点，现实主义的优势与局限。
最近，有好几本西方(主要是美国)著名国际战略思想家的最新作品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除布氏的《大棋局》外，还有基辛格的《大外交》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它们的英文原版分别于1997年、1994年和1997年发行，反映出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对冷战对峙结束、两极格局瓦解和21世纪将来临等重大事态的认识。中文版的问世和一些书评的发表是如此之快，真让人惊讶和赞叹，它说明我国国际政治学术界(包括翻译界)的开放性及敏感性比过去增强了许多然而，这几本重要的国际政治著作，不仅有远见卓识，也有偏颇缺失，读者在阅读时最好小心，不妨明察。
依笔者管见，不论长短优劣，它们都很能反映西方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特点。现实主义学派的最大特长是，它对于人性关系及国家间关系的险恶一面有很深的透析，因而对既有的国家利益看得极准，擅长谋划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纵横捭阖之术。这一点相信读者在阅读《大棋局》时已有感受。但是，从另一个侧面看，现实主义学派的一个最突出毛病是，它把人类的历史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演进，基本上视为一种简单的循环，顶多是“新瓶装旧酒”，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这里说的“进步”，不是指技术改进或制度创新等含义，而是人的本质和世界政治的根本性质所发生的量变甚至质变。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学派从来不相信国家间的对立会消失，他们把霸权的争夺或强权政治看成大国外交的必然内容，很少考虑除民族国家之外世界政治中会出现什么有重要分量的新的行为体。从《大棋局》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到，布热津斯基继承了现实主义学派的这种精神。在他的笔下，地缘“战略”必然是、也只能是“敌我友”之间关系的运筹和处置，地缘战略棋手无论怎样博弈也脱不出“争霸”的棋局(至多只有“新旧霸权”之分)，那些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永远是某种“重要的”“依附者”(虽然依附的对象主体可能发生变化)，而美国这个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首要地位”仿佛像停摆的钟表那样会恒久不动。显然，这不是全部的历史，至少不是“历史”一词所能表达的全部内涵。
相形之下，我更喜欢阅读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另一主要学派——自由主义学派(也叫理想主义学派或全球主义学派)——的某些著述，如基欧汉和奈伊的《权力与相互依赖》、斯兰吉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它们在某些方面也许不似现实主义作品把权力关系揭示得那样深刻，但它们在观察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的变革和改善方面有更好的理解。尤其是，它们对人类今天正在经历的无比深刻和有力的全球化进程作了充分的提示。它们看到了经济因素相对于军事因素的上升及其深远意义，它们看到了各国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的趋势和后果，它们提请人们注意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与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复杂互动关系;或许，它们的分析预测还略显稚嫩和模糊，但它们更多表达着人类向善的一种期盼和追求。
由此概括出我要说的最后一个结论:阅读《大棋局》，可以让人更具有博弈时的战略目光和韬晦之计，可以增强搏斗者的智识和技巧，但它有严重的缺点，弄不好给你设下一个无法自拔的认识论陷阱，一个使政治家只知攻城之策、不知睦邻之善的思维螺旋。恕我直言，真正符合我们这个时代——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大国之策”，不能完全建立在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学说之上，哪怕是仅仅模仿它的方法也不行;在此意义上，《大棋局》的思路充其量只有借鉴价值。(注释略)
文章来源：选自澎湃;《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经济评论》;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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