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失误是既没警惕右，又没防住“左”
来源：红歌会网作者：丹心墨子 原标题：最大失误是既没警惕右，又没防住“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话曾被奉为“尚方宝剑”，劈开了阻挡改开的拦路石，从而迎来了“全方位发展”的春天。
一、问题提出
应该说，这段话是颇为“英明”的。从哲学角度讲，符合辩证法的两点论与重点论。从我党的历史讲，右的错误、“左”的错误都曾给党的事业创造过重大伤害和损失，但比较而言，“左”的错误造成的影响频率更高、时间更长，所以，特别突出“主要是防止‘左’”是有充分依据的。从指导思想上讲，亮明了既反右又防“左”的观点，有右反右，有“左”纠“左”，非常的科学客观。
问题出在这段话提出时的背景与指向。背景上，是因为改开政策推行过程中遇到了不小的阻力，这种阻力被当然的定性为“左”的东西，具体表现为“要辨别姓社姓资”问题。因为在这段话的后面还有补充，只不过很少被引用：“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指向上非常明显，就是要把主要精力用在防止“左”上。
虽然这段话本身没有问题，但因为提出的背景特殊和指向刻意，便因特别“暗示”而造成必然结果：右只是需要“警惕”，而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左”，从而把焦点集中在如何防止“左”上，把一切与改开不合的意见，统统视为“左”，并进而把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意见，都一律与毛泽东、与文革相联系，只要提毛泽东、谈过去的传统，就被贴上“左”的标签，导致四项基本原则几乎被遗忘，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被肢解。
时至今日，各路汉奸、公知精英们，凡遇到与其政见意见不合的，在谴责对方是“扣帽子”、“打棍子”，是“复辟文革”时，自己祭出的大旗、杀手锏，恰恰是更厉害的扣帽子、打棍子：嘲笑对方是“毛左”、“左棍”、“文革余孽”等等，使左的意见倍受打击，似乎只要沾上左的名声，就是被贬损，甚至觉得很“羞愧”、很“委屈”、很“难堪”。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左与右，以及改开以来的警惕右和防止“左”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二、历史朔源
左与右本是用来指代方位，真正引申到社会学和政治意义上，最早其实出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简单讲，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形成了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随着革命的发展深入，这个派别发生了分化。在法国国会开会时，主张实行较彻底的、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坐在左边，而主张与封建势力妥协，要搞君主立宪的坐在右边。后来人们便把坐在左边的革命派称为左派，而把坐在右边的保守派称为右派。
资产阶级这种政治派别的划分，后来也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政党所借用。在社会改革运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称为左派，而信奉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称为右派。因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左和右，左派和右派，是指政治上的分野。左和左派，是指坚持革命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和政治势力;而右和右派，则是指反对革命，反对变革，恋旧保守的政治势力。
在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左与右、左派与右派的政治涵义与国际共运史没有区别。但又出现了左翼与右翼、左倾与右倾等富有政治涵义的名词。左翼与右翼，一般是指文化等战线或其他政治派别中，同情或赞扬革命的，称为左翼，反之被称为右翼。左倾与右倾，是指思想认识和政治的倾向是向左还是向右，其共同点是二者都背离了客观实践发展阶段的实际，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离开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其主要区别是：左倾是超越现有条件或阶段，将未来的事、违背规律的事、别人的经验等，拿到现在或自己照着做，其表现是冒险主义、盲动主义、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等。因为是带着左的表象，为了区别真左假左，将假左加上引号，称为“左”或左倾。而右倾是无视已经具备的条件或到来的阶段，畏首等待，错失良机，其表现是投降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机会主义等。虽然分为左倾与右倾，但从实际结果看，二者都会给革命和建设带来干扰、影响、伤害和损失。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确实有过“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意识。这是有原因的，一般认为右是立场问题，而左是认识问题、方法问题。事实上，人们的确认为右好区别，从立场上就可以区分。如政治上的右倾，不能随历史的前进而前进，顽固的保持和恢复旧秩序。看不到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反对社会主义的变革，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名曰不管什么“主义”，不论何种“信仰”，只要个人生活好，就是好的“主义”，实际打着“淡化意识形态”、“民主、自由”的旗号，极力效法西方，搞和平演变，从根本上背离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实践要求。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发生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我党历史上，发生过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抗战后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等。
而“左”或左倾，因为在阶级立场上没有多大问题，犯了错误顶多是“好心办了坏事”，所以，确实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从我党历史上看，所犯“左”或左倾错误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如瞿秋白的左倾冒险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二是思想路线上的左倾，如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三是工作方法上的左倾，如政治上的反右扩大化等。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因为三种左倾表现是相互联系的，本质上都是因为思想认识路线出了问题，导致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出现偏差。但工作方法上的偏差，一般局限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其前提是此项工作本身是正确的，只是因为具体落实上发生过左行为，不能因为工作中出现失误就否定该项工作。如57年的反右斗争，虽然有扩大化倾向，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反右斗争。将左倾表现划分为三种类型，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左倾错误的突出特征。因为左倾的主要根源是超越条件、规律与阶段，所以其共同特征是急躁冒进、激进冒险，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等等。
三、检讨现实
自从“不争论”被“发明”以后，在官方及主流媒体上基本见不到关于“左”与“右”的话语。对“左”与“右”的争议主要出现在非主流媒体和现实生活的议论中。官方刻意回避而民间依旧关注的现象说明，“左”与“右”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关注。那么，改开以来在“左”与“右”问题上究竟如何呢?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既没能警惕右，也没能防止住“左”。
其一，西化现象至为严重。
改开已使中国基本走向西化，对此不想多说，只列举一些事实。比如，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若干年来只讲经济建设，只强调深化改开，却基本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削弱党的领导，边缘化毛泽东思想，不敢讲阶级斗争。意思形态阵地被汉奸公知把持，极力灌输西方观念，膜拜西方、崇洋媚外、丑化自我、迷失自我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恶意解读党的历史，肆意攻击民族优秀英模群体。只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建设，明确“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等举措以后，西化的势头才有所遏制。
其二，“左”的行为至为盛行。
或许有人感到奇怪，既然西化右倾现象突出，怎么还会有“左倾”问题?须知，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之“左”是有特别涵义的。这里的“左”主要界定在毛泽东时代的观念和思想，所谓的解放思想，说白了就是解除毛泽东时代思想观念的“禁锢”。但对毛泽东的“崇拜”解除了，并不等于就不犯“左”的错误了，就如同红军时期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就不会犯左倾错误一样。
第一，在解放思想的口号下，通过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纠正所谓的“两个凡是”，看似克服了对毛泽东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与束缚，却又启用了新的“教条”，把某某的话奉为“经典”，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
第二，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压力下，开放无底线，西方的管理模式、组织结构、治理经验等，被捧为推动中国发展的“圣经”，一窝蜂地出国考察学习，不管是否适合都盲目地照抄照搬，因此造成的损失、浪费，以及失败的后遗症等等，都被当做“学费”给报销了。
第三，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鼓励下，一味要求胆子再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要大胆的试、大胆地闯，导致各级调查草率、决策草率，不经试点、推广等科学程序，全国性的遍地开花式的设立开发区，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只要招商引资指标，不究效益效率效果。
第四，在发展是硬道理的鞭策下，中国大地到处呈现“硝烟弥漫”的发展“战场”。为了所谓的“发展”，急功近利，追求GTP增速，导致竭泽而渔式发展、污染性发展、贻害子孙式的发展，不计后果的假冒伪劣行为横行。
第五，在社会主义也可以的有市场的指示下，不论行业领域的全方位性推进市场化，即便是教育、医疗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也不放过，导致政府官员也养成了“市场行为”。
此外，改开以后的很多政策都是采取“一风吹”“一边倒”、“一刀切”等“左”的方式。如平反冤假错案、推行联产承包、取消人民公社、国有企业转制、单一追求经济发展等等。所以这些看似在“创新”“革新”，但究其实质，暴露的是急躁冒进、急功近利等“极左”特征，可以说，改开的高峰期，也是中国左倾最为盛行的时期。今天的社会矛盾之所以复杂、恶化，意思形态斗争之所以异常激烈，究其原因，就是改开以来既没警惕住右，又没防止住“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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