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粉碎“颜色革命”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胡新民原标题：1957年反右：粉碎“颜色革命”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增强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提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水平，仍然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出版的关于反右的著作，以及各种媒体上出现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反映反右严重扩大化及其严重后果的，鲜有反映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的。因此，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全面认识当年那场斗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以及怎样继续发扬成绩和防止错误，应该很有必要。
关于1957年反右的功过是非
我们党有过两个关于历史的决议，即1945年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和1981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它们虽然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但都起到了总结历史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历史作用。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然而，在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后，党内外某些人专讲反右严重扩大化的不幸后果，借以否定反右的必要性,进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有别有用心的人则不顾历史事实，诬蔑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个人的“大阴谋”。
2010年7月，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2011年出版的党史二卷，在关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部分，叙述了当时一小部分人在国际国内政治气候影响下，“以至发生极少数人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因此，“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关于反右的严重扩大化，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是难于避免的。”
因此可以说，反击右派进攻的“完全必要”和严重扩大化的“难以避免”，构成了1957年反右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历史事实证明，反右的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虽然1957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艰难曲折，但仍然取得了堪称辉煌的巨大成就。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专门在《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节中作了描述。
1957年反右的最积极的成果，无疑是坚定了全国人民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毛泽东曾三次表扬的，但最后仍被“扩大化”成“右派”的作家王蒙，在2012年写道：当年一家有影响的杂志《读书》的说法很生动：“反右”运动标志了在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终结。在国共斗争中，民盟右翼实际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反右”后，彻底没戏啦。
正因为当年有这个“彻底没戏”打下的基础，才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才有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80年代后期中国再一次面临内外复杂政治形势的时候，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的时候，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闯过了难关，避免了苏联解体那样的对社会崩塌式的冲击。因此，邓小平言简意赅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
201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二，而一度可以与美国一比高低的(前苏联)俄罗斯的，只比中国的广东省稍多一点。也就是在2016年，普京坦言他仍然喜欢社会主义思想。
鉴于1957年反右的消极影响，党吸取历史教训。邓小平指出：“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
更加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防止对其进行批评“扩大化”的基础上进行“严肃批评”，是1957年反右在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留给我们的遗产。这也应该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1957年反右的是非功过的共识。
然而，坦率地说，正如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在2011年所言，当年邓小平希望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三十年多年后，“思想看来并没有完全统一，社会上混乱的思想还相当多。”
老党员、离休部级干部李锐在1992年谈到1957年反右时承认：“对于社会上确实存在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必要的”(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第238页)。但2008年，他撰文认为：“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他还说：“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类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著作和回忆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的各种各样的建议”。(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七期)。
且不说李锐公然高调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不“统一”，只要回顾当年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在整风进行期间会出现反右派斗争这个突如其来的插曲。
顺便提一下，尽管李锐的看法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结论大相径庭，但他提到的“整肃”“民主同盟”或许多少有点参考价值。曾经亲身经历过1957年反右并与罗隆基有过交往的郭道晖写道：“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当时唯一能和我们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资本，他们反国民党是有功的。”(罗隆基：《人权 法治 民主 》 法律出版社2013年10月 第四页)
与政治资本相联系的，民盟右翼还有他们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
第三条道路与党中央决定反右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是1940年代民盟成立初期由其领导成员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提出的，是一套比较典型的西方式议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制度。从罗隆基的两句话可以管窥第三条道路的特色。一句是：“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另一句是他称自己“六分反蒋，四分**”。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胡愈之后来指出：“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章伯钧和罗隆基仍然做着中间路线的迷梦，要把民主同盟引导到反动的第三条道路上去。”民盟发起人之一的梁漱溟说，因为他了解章伯钧和罗隆基都是有政治欲望的人，所以他是反对第三条道路的。他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道：“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动的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梦想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在议会里头主要是两个大党，这个党上台，那个党在底下……我以外的人都是梦想这个东西。”“我就是说，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1948年年中，正当人民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时候，第三条道路之说迅速窜上台面。但遭到各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在反革命的反民主的独裁路线与民主统一战线的尖锐斗争中间，是没有‘第三条道路’的。”“应该积极起来揭露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新中国诞生前夕，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各民主党派代表，包括民盟主席张澜和民盟创始人之一的沈钧儒，都在会上发言。他们都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坚决的团结起来，为彻底肃清残余的反动势力，为粉碎美帝国主义反动阴谋，建设我们的人民民主新中国而奋斗!”他们还强调：“中国的政治制度，决不能走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也不能“采取互相牵制三权分立的英美议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组织，是适合中国人民需要，是中国革命彻底胜利和建设成功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条道路之说一度销声匿迹。
新中国的共产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成效显著。国家面貌日新月异。后来的“右派”头面人物之一的章乃器曾动情地说道：“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如此辉煌。”后来成为右派著名人物的章伯钧和储安平当时承认“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1956年9月17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向八大敬献了一件象牙雕刻的工艺品，表现的是红军长征途中飞渡大渡河的情形。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致词说：我们用这件礼品来象征我们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地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不可忽视的是，国内外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例如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复员军人集体请愿等社会群体性事件和国外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事件。
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迎接新的挑战，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这场运动主动采用开门整风的形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与《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几乎同时下发的是《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后者也是密切党同群众联系的一种形式。通过这两个文件的形成过程，不难看出，整风的目的无非就是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反右派斗争不过是整风过程中的一段意外插曲。
整风初期的发展基本是健康的。尽管有些意见言辞激烈，甚至有不少的夸大其词，党中央和毛泽东都认为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对党的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出现了党没有预计到的复杂情况。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乘机在各种座谈会上，肆意散布各种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特别是那些当初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某些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他们无视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一党领导是“党天下”。一些人提出的“轮流坐庄”，实际上就是第三条道路的主张的死灰复燃。他们说“一党执政有害处”，“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选择，这就好得多”。更有甚者，直言不讳地提出“请共产党下台”。他们声称：“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有人还肆意歪曲胡耀邦的话，说胡耀邦在接见北大的团员时讲道：“毛主席现在处境困难，党内有人不想要毛主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5月5日民盟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时，一位负责人称：毛主席建议，首先取消学校党委，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这种传达不符合毛泽东讲话的原意，但却被继续传达到民盟的全国分支机构，还传播到其他民主党派，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有意无意地为否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歪理邪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重拾第三条道路带来了幻想。从5月19日起，北京的高校开始贴出“大鸣大放”的大字报，极端言论频频出现，比如有人提出，对共产党的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而要象匈牙利那样直接采取行动。还有一部分学生分头在本市和去外地串联。一些地方的群体事件也愈演愈烈。其中被毛泽东关注的福建省仙游县的“小匈牙利事件”相当有代表性。这个地方曾在短短几天就发生工人学生群众闹事十六起。特别是6月10日，出现了120多人围住县委一整天的闹事，后来还有农民集体到区公所请愿。时值学生即将放假，看到闹事请愿的，也发出一些声援。有的高初中毕业生说“如果考试完不能得到录取或安排也要闹。”
这股歪风一时越刮越猛，最后发展到如果谁提到要肯定中共执政“累累硕果”，谁就会受到攻击，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胁。时任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卢郁文，曾提醒过那些在发言中表示要摆脱共产党领导的人：“我们不要忘了，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他还批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很快，他就一连多次收到了匿名恐吓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无耻之尤”，警告他“全家小心”。1957年6月6日，卢郁文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揭露有人写匿名信给他进行辱骂和恐吓并当场宣读了一封匿名信。值得注意的是，收到匿名信的并不只是卢郁文一人，民革中央常委李仲公也收到了匿名信。“就在李仲公说及匿名信之际，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插话说，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他说，匿名信警告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
面对出乎预料的复杂形势，为了确保整风能够顺利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从5月中旬开始，多次举行会议研究部署工作。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文件指出：虽然“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中间分子的批评，一般是善意的和有益处的”;为此，中间分子的言论“应该逐步增多，占到报纸的主要篇幅”，要“召集基层干部的专门会议讲清楚，使他们心中有数，以便虚心地听取批评，总结经验教训，达到团结党外人士大多数、改进工作，孤立右派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引导局势向着有利于党内整风顺利进行的好的方向发展的渐进稳妥方案，表明中央领导层此时还不想因为过早反击右派言论而影响正在进行的全党整风，更不打算改变原有的整风部署。5月23 日下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同意邓小平“出不了乱子”的估计，认为全党接下来需要做的，还是按照中共中央20日的指示要求，继续团结和争取中间分子。
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刊登了毛泽东在前一天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在这里提到“行动”是有针对性的。5月19日北京大学校园的“大民主”，已经由大字报，辩论会发展到串联游行等行动。毛泽东的讲话是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对执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少数人的公开警告。
然而，极少数人依然抑制不住他们的政治欲望。6月1日，在为访华的法国前总理富尔举行的招待酒会上，章伯钧对周恩来表示：武汉交通部的学校的学生们要到北京来请愿，请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周恩来笑了笑没有说话。后来周恩来回忆道，当时他心想，章伯钧“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他觉得共产党不能维持了”。6月6日，章伯钧召集几个人开“紧急会议”。他在会上又提到了武汉学生请愿的事情，说，“其他地方也有学生要罢课，形势十分严重。”“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且进退失措”。与会的人中有人附和道：“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
形势确实到了不得不发动“沉默的大多数”起来表明他们的态度的时候了。在卢郁文、李仲公和习仲勋谈收到匿名信的第三天，即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始。反右派斗争立刻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特别是《这是为什么?》中提到的匿名信，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义愤，就连许多民主人士也对写匿名信的行径表示极为愤慨。“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在全国势如破竹地展开了......共产党未动一兵一卒而在短短几天就打退了右派的猖狂进攻，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拥护能做到这点吗?事实充分证明，广大群众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王秀明：《高教部反右亲历记》 见《新中国往事风雨历程》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第5页)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整风运动是会议的主要话题之一。毛泽东提出整个整风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的安排。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7日，中共举行八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关于整风的报告。在谈到反右时，强调指出，反右“解决了和正在解决.”“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对整改阶段，即整风运动第三阶段，提出具体要求：“第一，克服宗派主义和特殊化倾向。共产党员要大公无私，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呼吸。党员同非党群众、党外人士要亲密联系，要多交朋友。”“第二，从制度上和组织上改变那些不合理的规定。”“第三，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生活，继续健全民主制度。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和风细雨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认真考虑各种合理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诚心诚意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坚决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1958年夏季，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完全结束。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反右派斗争面前确实“没戏”了。但与此同时，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来希望借助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来帮助党整风，结果却出现那样的意外局面，确实没有预料到。这也使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认识到，在声称接受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中，仍然有极少数人口服心不服，一有机会就会出来大肆活动，推行自己的那一套政治主张。毛泽东在1957年6月10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点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名，指出：“他们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
作为民盟主要领导人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在历史上都对国家作过贡献。但他们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一条西方民主宪政的道路。他们一有机会就推行这条道路，实际上也隐藏着他们的个人政治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个“联盟”或者“同盟”并无不道理。对他俩有深刻了解的梁漱溟，在1985年11月11日举行的章伯钧90岁诞辰座谈会上要求临时发言。他在肯定章伯钧罗隆基的贡献后，大胆直言，说道：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我同章伯钧先生都是最初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同志”，“他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未能谦虚、谨慎，以至于犯错误”。“他们(指章罗两人---引者注)虽然都有长处、本领，乃至对社会、对国家都有贡献，可惜都有缺陷，就是不能谦虚谨慎。“大右派”费孝通后来回忆说：“我入盟时，民盟有‘三党三派’。反右时，说我和罗隆基一派，真是胡搞。罗是要做官的人，我们几个人(吴晗、闻一多、冯友兰)反对做官，当时大家讲好不当官，要教书。我们要的是民主，要议政，想让当局听到我们的声音，希望用我们的想法来影响政治，所谓的王者师嘛，并不要执政。”费孝通的这段话，道出了“极少数”想执政的右派和被“扩大化”的只想议政的“右派”的明显界限。
这段历史可以告诉今天的我们：仍然值得警惕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一切机会不遗余力地大肆攻击党的基本路线。有的宣扬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是“普世价值”，鼓吹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有前途，鼓吹“宪政民主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有的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妄图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的态度是，对一切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都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坚决捍卫党的基本路线，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见《求是》杂志2017年第4期《“四个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
原载《党史博采》2017年第五期原标题：《1957：整风与反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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