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灯塔”的轰然倒塌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北山浮生 原标题：“民主灯塔”的轰然倒塌出身于奴隶主家庭的希罗多德，被建立在对异民族奴隶进行残酷压迫基础上的“民主自由”所吸引，毅然抛弃坚持民族平等与民族和解的祖国波斯，投靠了雅典成为一名雅典公民，并将毕生精力撰写《历史》，直到去世也没有完稿。他这是用生命践行什么叫做“欲灭其国，先亡其史”!
对于自由民主等人类美好愿望的向往，混合着潜藏在人性深处的丑恶与自私，驱使着希罗多德以及和他一样的波斯精英们，以民主的名义谋取自身的私利，成为国内的“推墙党”。再加上历史遗留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波斯帝国处处暗流涌动。
希罗多德的代表作《历史》(又称《希波战争史》)，即使在西方也一直饱受争议，将希腊民主奉若神明的民主派自然将希罗多德奉为史学大师，但是只要观点稍微客观一些的史学家，就会对其提出质疑，甚至称其为“谎言之父”。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是与希罗多德相距不过三十年的另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位前辈毫不留情，曾猛烈抨击过《历史》一书中的失实问题。他说：“希罗多德等人所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件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它们的可能性是经不起推敲的;他们所精心描述的题材，由于年代的遥远，也迷失于不可信的神话境界中了……”。罗马时代的西塞罗更是在演讲中，既称呼希罗多德开创了历史著述，又蔑之为“说谎者”。
修昔底德
按照修昔底德和西塞罗的说法，希罗多德就是一个段子手，用各种精心构思编造的段子来吸引读者，从而达到不知不觉中瓦解其价值观的目的。如今互联网上有很多编造段子，比如落樱神斧华盛顿，聚光魔镜爱迪生，还有什么美国霸气小护照，德国良心下水道什么的，希罗多德就是这些段子手们的祖师爷。
十九世纪的客观主义史学派(兰克史学)一直鄙视希罗多德的风格，认为其对手里的素材，几乎毫不甄别、考证，就肆意使用，客观上起了造谣、误导读者的结果。到了二十世纪，对希罗多德的批判则更加犀利。1986年在美国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中，题目使用了嘲弄性的标题《希罗多德与历史的发明》。1988年，伍德曼在其著作《古典历史学中的修辞》中，公然指出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其说是古典历史，不如说是文学作品。
与其说希罗多德是历史学家，倒不如说他是历史发明家，而且是“有态度的”历史发明家。修昔底德之所以那么义愤填膺地指责希罗多德这位前辈，恐怕也是因为后者不负责任地把民主制度夸上了天，使得雅典政治精英们忘乎所以，完全无法认清现实，结果把雅典带进沟里了，让修昔底德以及他那个时代的雅典公民深受其害。
如果雅典的民主之父梭伦和伯里克利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叹，喂给希罗多德的这把狗粮有点糟心啊，这小子用力过猛，波斯还没咋样的，先把我们雅典人给忽悠傻了。
希波战争的结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是必然的。隋朝攻打高句丽失败，由此埋下了国家覆亡的祸根。强盛的唐朝能消灭东西突厥，却仍然对山高水远的高句丽十分头疼，在经历两次东征失败后才获得成功。波斯相对于唐朝，技术条件更加原始，国内矛盾更加尖锐，地形条件更加恶劣，而希腊这个好战的殖民帝国相对来说还是颇为强劲，波斯屡征希腊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虽然最终高句丽还是被唐朝征服了，中国东征高句丽失败的历史，几乎成为韩国人历史自豪感的最大源泉，其历史发明行为也突破了天际，甚至狂妄地认为古朝鲜曾经占有广大的中国国土。可以想见，波斯征伐希腊失败，这一段历史对于雅典人的历史认知造成多么深刻的影响。
霸气的韩国版东亚地图 原本，希腊只是新月沃地文明圈的边缘次生文明，正如韩国是华夏文明圈的边缘次生文明一样。在希波战争之后，雅典人具有强大的文化自信，他们将希腊文明与其源头割裂开来，处处显示自己与新月沃地文明是多么的不同。华夏文明衰落时期，华夏文明圈边缘的韩国、日本想尽各种办法割裂自己与华夏文明的渊源，强调自身的独特性，进行“去中国化”，道理与此都是一样的。
韩国去中国化
韩国：还有这种操作?古希腊：就是有这种操作! 雅典人坚定地认为，希腊是人类文明之光，雅典的政治制度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并给其文明的源头——新月沃地文明贴上了“专制独裁”的标签进行污蔑。
然而历史现实是如此的反讽：在希波战争过去之后，在希罗多德等人的吹捧之下，雅典人变得越发狂妄自大，独断专行，原本用来对付波斯联合作战而组织起来的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剥削奴役其他城邦，建立自身霸权的工具。相对于波斯帝国的各族平等，对内实行奴隶制、对外实行霸权压迫的雅典，才是真正的专制和压迫。
所谓的“自由民主”，仅仅存在于这个人口达到数百万的殖民帝国金字塔顶端、总数不超过两万的雅典公民当中。
公元前454年，提洛同盟的金库被迁至雅典。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后，盟捐成为雅典强令缴纳并随意用于本国需要的贡款。雅典向盟国派出大批军事殖民者，严厉镇压宣布退盟的城邦，强令盟国的重要案件交雅典审理，规定盟国采用雅典的铸币，支持在各个城邦建立亲雅典的民主政体。
如果回顾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历史，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历史就会发现，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以民主之名建立霸权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温和，但是大家一定会找到似曾相识的感觉。
雅典的霸道，成为斯巴达这个以农业立国、经济落后、实行寡头政治的军国主义城邦反抗雅典最大的武器。长着八块腹肌的斯巴达人利用盟国的不满，支持它们反对雅典，脱离提洛同盟。而雅典人则自认为“霸权在手，天下无忧”，在骄奢淫逸的享受中，丧失了前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沉浸在“优越的民主制度”中不可自拔，他们越来越惧怕上战场，通过大把撒钱雇佣外国人为自己作战，自己则成天在雅典城里为各自的政治观点党同伐异，相互攻讦。
雅典的公民大会(按照现代标准，在场的都是塔尖上的1%) 掌握着金融霸权，用霸道控制盟国，本国人害怕上战场，国内成天搞党争，希腊这个“民主灯塔”，倒是开了一个好头，照亮了以后所有民主灯塔国家日后都要走上的道路。
远征希腊失败的波斯统治者自然乐见敌人窝里斗，他们向斯巴达秘密提供经济援助，补上斯巴达最大的短板。那些为雅典人服役的海军水手们，面对斯巴达开出的更高报酬，自然也就不难做出选择了：既然是为钱卖命，当然要卖个更好的价钱。卖给波斯可能还会承担里通外国的罪名，卖给斯巴达这个同属希腊文明圈的城邦，连心理压力都没有。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争霸之战——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以斯巴达的胜利告终。公元前404年，战败的雅典根据与斯巴达签订的和约，拆毁城墙，交出武装，被迫解散提洛同盟。
修昔底德比希罗多德晚去世30年，目睹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全过程，因此他对雅典民主的观感与希罗多德完全不同。
希罗多德把雅典的民主政治视为雅典之所以能在希波战争中取胜的基本原因;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颂扬，是与他对专制和独裁政治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描述雅典的民主政治时，充满了一种自豪、昂扬的情绪。
修昔底德亲眼看到在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的政治是如何在政客的带领下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颂扬，恰恰反衬出那几个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使整个希腊民族卷入战火灾难的政客们的可恶，反衬出人们对这种美好制度遭受破坏之后的痛惜。
这里面又有一个关于希腊式民主制度的悖论。即使是民主派，也很难否认“开明专制”的廉洁高效，因此这种制度所被诟病最大的弱点在于，过于依赖领导人的素质，如果碰上明君一切都好，碰上昏君则万事皆休。民主制度虽然低效，但是胜在“不会让坏人作恶”。但雅典的历史明白无误地表明，在伯里克利之前和之后，民主制度都问题多多，只有在这位英明睿智的领导人统治的三十多年中，雅典的民主制度才真正运转良好。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悖论：
民主制度号称要脱离人治，设计了一套颇为繁琐复杂的系统。但是在付出低效扯皮的沉重代价之后，仍然是一个严重依赖“明君”的政治制度。
后来罗马人总结了雅典的教训，他们认为：简单的直接表决民主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比独裁还要可怕，因为选民本质上是“乌合之众”，很容易陷入群体非理性状态。政治的关键在于权力的制衡，而且必须是三种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
这听起来很像美国的三权分立，但是并不一样，罗马的三权制衡是 君主(执政官)、元老院(贵族)和保民官(人民)之间的制衡，而不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罗马这套制度要比希腊的制度更加高效和稳定，因此罗马的国祚远强于雅典。
不知道读者们注意到没有，以上的讨论都包含有一个默认的前提，政治博弈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用对抗的态度对付他人，在对抗的前提下谋求共存。显而易见，制衡成立的条件是这三种力量必须势均力敌，如果稍有偏差就会出现正反馈形成“马太效应”，脱离平衡状态走向失衡。这正是其政治制衡成为”刀尖上的舞蹈“，容易失衡的总根源。
上述问题，根源来自于前文中一直讨论的西方文明根本特征：严格划分“我们”和“他们”，只考虑“我们”的利益。
相对应的，华夏文明始终强调和谐共生关系，因此东方的集权政治是一种家长式负无限责任的统治，强调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相互的和谐共生，君待臣以义，臣报君以忠。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翻译成现代白话，按照东方文明的思维方式，老板和员工是利益共同体，作为老板，要考虑员工们的利益，干得好就升职加薪，给予足够的成长空间，而员工则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大家共同努力，一起把公司做大做强。按照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老板要防着员工偷奸耍滑，员工要抗议老板加班加量，员工和老板之间是势不两立的对抗关系，在斗争中求生存，在对抗中求发展。
不要觉得怪异，在十九世纪马克思生活的那个年代，西方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才会迅速传播，成为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武器。
在经过长期博弈之后，经济界竞争压力大，迭代速度比较快，因此，西方公司如今也是采用了类似东方文明的思维，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上下协调，和谐一致，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公司才能兴旺发达。然而在政治思想层面，西方国家的演化是相当缓慢的。表面上给予底层福利以笼络民众，但是骨子里的政治思维，仍然采用传统西方的对抗式思维。
法律是政治的语言。如果读者中有学习法律的，可以回忆一下，英美海洋法系，所有的立论基础是不是利益对抗?在西方思维中，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体，强调个人自由，在对抗中实现彼此利益协调，相互适应，从而在客观上实现社会各阶层作为整体和谐共存。
理论上似乎如此，但在实践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抗只会使得矛盾不断升级，最后恶化到不可收拾，来个鱼死网破。
其实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以家庭为例，如果父母和子女之间是以对抗的方式相处，通过对抗达到妥协共处，你觉得这个家庭正常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不闹出家庭暴力家庭纠纷，难度得有多大?当然，如果严格遵守长幼尊卑，父母一切以命令式下达，强令子女服从，也是大悲剧。只有父母和子女相互为对方着想，父慈子孝，父母制定良性的规则，子女在合理范围内享有充分自主权，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家庭。
在华夏文明中，不承认原子化的个体，而是认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强调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统一。马克思也是持类似的观点。他说：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华夏文明原本就带有社会主义的基因，并非空穴来风。社会主义只有在中国才能成功，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不被西方承认，却被中国深深地接受，这并不是巧合，其背后蕴藏着深刻的历史规律。
相关讨论到此告一段落，咱们接着说雅典的倒台。
与雅典近邻，一直被雅典压着的底比斯人，希望一劳永逸彻底摧毁雅典，但是斯巴达人基于地缘平衡的考虑，拒绝了这一提议。虽然消灭了雅典的霸权，但仍然给雅典保留了相当的实力。雅典衰落后，农业立国的斯巴达无力代替雅典组织海洋贸易为希腊人谋取福利，因此其霸权无法持久。底比斯人趁势崛起，雅典人也不甘心失败，一直在谋划反攻，希腊陷入了“三国争霸”的局面。
春秋时期的“灭国不灭祀”，欧洲十七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都是类似的地缘平衡结果，看起来似乎十分仁慈，但实际上是削弱对手，扶植对象替自己挡刀。因此这些异曲同工的地缘平衡战略，都成为此后的战乱之源。
在文明的早期，由于技术水平的落后，特别是交通和通信水平的限制，实现有效治理的范围极大受限，春秋霸主和希腊半岛的霸主都不谋求扩大统治范围，而是以地缘势力平衡为最高目标。
在技术水平发展之后，特别是马的大量使用，降低了交通和通信的难度。由于地缘以及文明的差异，东西方发展路径出现差别：
东方的政治势力开始不断谋求国土的兼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的后一年，即公元前403年，周王室册封赵、韩、魏为诸侯，“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中国历史进入国家扩张的历史阶段。此时，显露出华夏文明容易相互融合的特点：秦朝结束战国一统天下后，“书同文”很容易就贯彻下去，到了西汉，统一的华夏文明国家建立起来，并从此成为华夏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天下统一后，国内不再有战乱，统一的法律和文字、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各地交流更加便捷，水利灌溉设施使得农业生产更加容易，国内更加安全，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
因此，华夏民族心向统一成为强大的文化传统，台独分子分裂中华，确实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波斯帝国实际上也相当于秦统一天下，并且也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法律建设和文化建设。虽然大统一的帝国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各地差异巨大，族群矛盾无法弥合、无论是文字、宗教、法律、文化，都埋藏着国家分裂的种子。从文明源头表音文字诞生以来的演进发展过程来看，在以新月沃地为核心的这个异域“中国”，文明的裂痕已经是积重难返。
居鲁士大帝虽然伟大，他谋求各族平等，消灭民族间的压迫的政治理想，难以在这片处处蕴藏着分裂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最终会被无情的现实所吞没。
希腊文明则是另一个极端。基于海洋贸易的利益获取方式，处处山脉交错阻隔了陆上交通，民族隔阂等因素，共同决定了统一不是希腊人的选项，唯我独尊、分而治之才是他们的理想。希腊文明从公元前8世纪重新复苏，一直到马其顿帝国将其灭亡，文化上相通，政治上分裂、内战频发一直是其主流。
以希腊文明为源头的欧洲，可以看作是一个放大版的希腊。欧洲内部的统一力量总是被强大阻力所扼杀，新一轮地缘均势又成为新一轮内战的起点。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以英、俄、奥、普为首的战胜国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的均势，最终导向两次世界大战，欧洲这才学会要建立共同的目标与愿景，和谐相处，这才有欧盟的诞生。但是目前来看，欧洲分裂的种子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劳师远征、不适应希腊地理环境的波斯无法征服希腊，在希腊文明圈边缘的马其顿人，在针对希腊人的作战特点发明马其顿方阵之后，希腊人的噩梦就到来了。马其顿人来源不清，可能是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希腊人的共同后裔。由于僻处一隅，马其顿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基本被排除在希腊邦际生活之外。马其顿人粗犷勇武，被看作是非严格意义的希腊人，许多希腊人甚至称他们是异族蛮人。
马其顿人生活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山沟里，他们所能认识到的文明世界就是希腊，对希腊文明心生向往，并努力融入希腊文明圈。马其顿人，就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尚武的秦人。
征服希腊世界的 马其顿方阵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不是那个征服波斯的亚历山大大帝)为了融入希腊文明圈，不惜给自己找个异族的爹，他宣称，自己是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大力神)的后代。在武力威胁和贿赂之下，一群希腊法官组成的法庭裁定，亚历山大宣称的希腊血统是真实的，之后他被允许参加公元前504年 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因为只有希腊人才能参加奥运会，这一事件标志着，马其顿人正式加入希腊文明圈。
一起裸奔过，才算自己人!——古希腊人就是这么想的。
古希腊奥林匹亚运动会 亚历山大一世将希腊的民主政治体系移植到马其顿，希望国家能变得强盛。然而事与愿违，马其顿变成了一个内乱不断的国家。马其顿也有幸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希腊式民主制度忽悠瘸了的异国。
直到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继位后，他大力加强王权，将贵族与公民大会变成傀儡，建立以国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马其顿才迅速强大起来。正如同偏于一隅的秦一统六国那样，从穷乡僻壤里走出来的马其顿人在整个希腊建立起霸权，雅典的辉煌时代正式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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