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中的负面报道谈起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Nancy原标题：好事不传人，坏事传千里——从网络中的负面报道谈起
编者按：互联网使每个参与者都拥有了麦克风，成为了让广大网民自由发声的广播站。随着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参与网络舆论程度的日益加深，当今社群化、裂变式的网络传播方式常常会由一个小小的话题而引发“蝴蝶效应”，掀起一次次的舆论热潮。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在国内网络舆论场中竟然屡屡成为靶子，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巨大成绩的事实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背离和反差，“呲必中国”这一网络怪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于是便有了形形色色的人群，在这样一个似乎毫无忌惮的平台里可以畅所欲言，发泄现实中的任何情绪。网民喜欢的，新奇的，娱乐化的，便也是媒体人津津乐道的。为了吸引眼球，我们总能看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负面报道：如老人倒地，好心人扶起来后，是如何被老人家属讹得倾家荡产的;或者哪里一辆货车侧翻，周边老百姓是如何冲上来“哄抢”的;或者哪个超市因为打折便宜个几毛钱，一群大爷大娘是如何人挤人的封锁了超市，不惜出现踩踏事件的;更有甚者，女明星都是潜规则的才能出演女主角，细节描绘到活色生香的程度;领导干部一定都是靠裙带关系，如果政府胆敢组织个什么活动，就必然会被当成是做秀，政客收买人心;医生都是为了挣钱，可以不顾患者死活，医生护士被患者捅死的，教师被学生殴打的，竟总引起一片叫好声;还有各种国人在外国旅行时随地大小便，吐痰等不文明的描述，似乎中国大地上就没有一点正能量了，全部都是负面报道，现实真的是这样么?为何大家那么相信负面的小道消息胜于正面的舆论报道呢?
负面报道，南京大学张威教授把它界定：“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在政治上，它往往站在与当局相反的一面来挑剔批判后者的政策。”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反常现象”值得人们深思，假如负面报道原本就是一种“反常”，那么为何“正常”的、大众的、普遍的、正能量的却鲜有人关注呢?举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从猎奇的视角来说，狗咬人不新鲜，所以不用报道了，恰好有一个人(可能疯了精神障碍者)咬了狗一下，天啊，素材来了，媒体人蜂拥而至，争相报道，于是慢慢的传出了各种绘声绘色的版本，如人咬了狗的臀部还是脚趾?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职业，学历，个人爱好，睡觉前是先泡脚还是先喝牛奶……故事是越讲越离奇啊，点击率也刷刷的不断上升。过分反映阴暗面，新闻失真，也就罢了，可怕的是由此引发的一股网络洪流，夹杂着批判，盲从，恶意，怀疑席卷而来……
最近网络中的有几件公共危机事件，第一件“刘国梁国乒集体退赛事件”，网络随处可见“惊天内幕”“知情人亲情报道”这样的博眼球的字眼，虽说有不同的声音，但网友还是“感情至上”的选择了同情刘国梁，觉得他是因为体育总局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似乎中国政府的主管部门就是一群庸才且还心胸狭窄，而教练员，运动员都是在这样非人的人际派系斗争下苦苦支撑，艰难生存的。事实真的是这样么?如果体育总局是这样，那么政府其他部门呢?也想当然的进行了天马行空的联想。前不久有个挺火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老百姓一副了然于心的感觉，似乎还特别多的人同情那位祁厅长，而陆毅饰演的角色则不招人待见，还把他形容成靠高干老婆上位的小白脸，反而恶贯满盈的祁厅长才是能人。事实真的是这样么?
再比如：最近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态：“《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遭不少人诟病，说是不民主啊，缺乏法治精神啊，引发外交纷争之类的指责不绝于耳，但难道陆慷讲错了么?香港自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后，《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北京条约》割了九龙司地方一区，后来又将新界据为己有，对于香港来说，被英国强占了1个多世纪之久，直到80年代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终于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了英国归还香港的时间，1997年7月1日以后，英国对于香港再没有任何的主权，也没有任何的治权，更没有监督权，对于中国内政问题，英国可以干涉么?
对于西方的民主，也并不是不好，但总是用人权和民主裹挟一些问题，我个人觉得就不妥当。中国的就是不好的，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有一个TED网易公开课——“直面中国的崛起”讲的很好，推荐给大家看看，在TED伦敦沙龙会上，经济学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讲到：“你还记得1997年时香港从英国到中国首相的交接吗?你可能记得中国就此的宪政理论：一国两制。而且我打赌几乎不会有任何西方人认为这能行的通……13年过去了，香港的政治体制与司法体制同1997年时一样保持着独立性。我们错了。我们为什么会错?因为我们想当然地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考虑。想想1990年时德国的统一。可以说东德被西德侵吞了，一个国家，一种体制。这是民族国家的思想方式。但是你不能在一种文明、一种体制的基础上来管理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国邦。这不管用。所以中国对香港问题的解答——这也将是它对台湾问题的解答——是一个自然的回应：一种文明，多种政体。”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最后我想用清华大学王观堂纪念碑铭作为我文章的收尾：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但愿网络中少一些暴戾之气，多一份宽容，少一点盲从，多一些理性。
（Nancy，天津市某高中历史教师，青年力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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