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特征、成因及影响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何晓跃原标题：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特征、成因及影响
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是当前美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现象，在美国政治精英和普通公众中拥有大量拥趸。当前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回潮趋势渗入美国社会各个角落，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形成张力，在引起政界和学界巨大争论的同时，对美国族群关系发展和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种族和移民问题在美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加之特朗普政府在种族和移民问题上的保守立场，对美国此轮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进行深入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当前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的主要特征
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在要义上紧密相关，前者指的是美国白人基于种族和族群的高低等级认知而对美国少数族裔产生的歧视和偏见，后者指的是美国白人基于对美国少数族裔的负面认知而产生的排外心理或行为。当前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势头正盛，牵涉到政治精英和普通公众、***和地方政府、白人和少数族裔、个体和利益集团等多层次多维度行为主体，覆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从总体看，美国此轮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呈现出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首先，美国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种族矛盾和执法过度问题凸显，导致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的种族矛盾因警察执法暴力而恶化，且这种冲突和对抗由个体层面扩散至族际层面。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密苏里州、路易斯安那州、马里兰州和明尼苏达州先后发生非裔美国人在白人警察执法过程中被枪杀或其他非正常死亡事件，相关事件引发非裔美国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其中若干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进一步演变为局部暴乱及非裔美国人与警察的暴力冲突;另一方面，非裔美国人中的极端分子因不满白人警察的过度执法行为，对白人警察进行连续报复并造成重大伤亡。白人警察过度执法与非裔美国人抗争之间的张力关系折射出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日益扩大的种族鸿沟。事实上，从全国范围看，非裔美国人在警察日常执法中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其他族裔，2015年，非裔美国人在警察执法中的死亡率是白人和西裔美国人的两倍，非裔美国人在执法过程中因被枪击或其他原因而死亡的比例高达25%，比白人高出8%，同时，非裔美国人在接受警察质询时比其他族裔更容易引发警察使用致命武器的行为。警察过度执法导致的种族矛盾扩大化给美国社会带来撕裂效应，近年来美国公众对于种族关系的忧虑感和负面认知与日俱增。调查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16年，美国公众中对种族关系深感忧虑的人数占比由17%上升到35%;在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的族裔关系方面，认为两者关系处于好或较好状态的比例从2008年6月的10%和58%分别降至2016年6月的7%和46%，认为两者关系处于非常差状态的比例则由7%上升至14%。值得注意的是，非裔美国人与白人对于美国种族关系的认知呈现出巨大差异，前者对于美国种族关系的负面认知明显高于后者，2012—2014年，非裔美国人对种族关系深感忧虑人数的年平均占比为31%，2015—2016年间上升至53%，与此相对应的是，白人对种族关系深感忧虑人数的年平均占比只从14%上升至27%。在警察队伍内部，非裔警官与白人警官在警察是否存在过度执法的问题上也存在巨大分歧。根据美国国家警察研究平台(The National Police Research Platform)对8000名警官的调查，57%的非裔警官认为近年来美国警察执法过程中非裔美国人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并非孤立现象，这些事件反映了美国警察队伍中的执法歧视和偏见问题，与非裔警官在此问题上的立场相比，只有27%的白人警官持同样的观点。此外，针对执法过程中非裔美国人非正常死亡导致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69%的非裔警官认为这些活动合情合理，对于矫正警察队伍的执法歧视和偏见具有正面作用，比白人警官中持此观点的人数占比高出42%。
其次，极端种族主义情绪在美国普通民众中重新抬头。2015年，美国白人青年迪兰·鲁夫(Dylann Roof)在南卡莱罗纳州查尔斯顿市伊曼纽尔非洲裔卫理圣公会教堂(Emanuel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枪杀九名非裔美国人，而且在因种族仇恨罪面临死刑指控时毫无悔意。美国司法部在调查后认为，鲁夫的行为是基于种族仇恨的有预谋行动，他选择有影响力的非洲裔教堂作案以达到最大化煽动种族仇恨情绪的目的。此外，2015—2016年，美国田纳西州、乔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圣路易斯地区和密西西比州连续发生多起非洲裔教堂被人为纵火事件。上述案件激起美国公众对种族主义情绪抬头的极大忧虑和不安，其中警方明确以种族仇恨犯罪对密西西比州百年黑人教堂纵火案件展开调查。同时，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大学校园里宣扬种族主义的标语和言论大行其道，对少数族裔学生的种族主义言语威胁屡有发生，在具体行为中表现为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向非裔学生发送具有暴力性、种族主义色彩和侮辱性的信息，绘制支持特朗普、宣扬白人至上立场的标语，鼓动在美墨边境修建移民隔离墙，蔑视非裔选民的生存发展权和选举权，鼓动在校园里设立“安全区”以及在社交媒体上鼓动驱逐非法移民。此外，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统计，针对美国穆斯林移民的种族仇恨性犯罪虽然自2001年以后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但2008年以来该类犯罪案件数量明显回升，2015年美国反穆斯林移民的仇恨性犯罪数量为91件，创2002年后该类案件数量的新高。
再次，移民问题政治化过程中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色彩明显。移民问题在美国是个政治问题，移民问题是否能够处理得当事关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选民基础构建、美国经济社会制度改革的成败和美国外交政策及对外关系的得失。美国两党在移民问题上存在利益诉求分歧和立场差异，这本无可厚非，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进程以及大选结果让种族歧视和偏见甚嚣尘上。在大选过程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为迎合部分白人选民，在穆斯林移民问题、墨西哥裔移民问题和非法移民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带有强烈种族歧视和偏见色彩的言论，如主张全面禁止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称墨西哥裔非法移民是***犯和杀人犯，以及以少数族裔身份为由抨击联邦法官无法胜任工作，这些言论对美国现有的多元文化主义造成巨大冲击，并给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形成可见的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大选进程中关于移民问题所持的极端立场和大选结果表明，虽然种族歧视和偏见违背“政治正确”原则，但白人群体中仍有大量与特朗普观点一致或相近的拥趸。
最后，基于种族歧视和偏见的反移民运动和排外主义浪潮席卷美国。从2010年开始，美国南部的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和南卡莱罗纳州相继通过带有反移民和排外主义色彩的移民法案，其中的亚利桑那州“S.B.1070”号法案最具代表性，严重损害少数族裔移民的切身利益，墨西哥总统严辞批评该项法案是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违反人权的法案，虽然201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该法案中侵犯移民权利的最主要三项内容，但仍然认可该法案赋予警察的以不同理由查验看起来像非法移民者的身份证件的权力。2013年，美国国会“八人帮”起草的“S.744”号移民改革法案出台后遭到强烈抵制，反移民运动团体认为该项法案将导致白人就业岗位减少、工人薪资水平降低以及国家安全系数降低的后果，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全面移民改革最后也是进展甚微。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即签署两份具有强烈排外主义色彩的行政令，一是着手在美墨边境修建移民隔离墙，二是签署针对全球难民和西亚北非七个主要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美国的行政限制令。特朗普政府的移民和难民政策在美国和全球引发争议，尤其是移民入境行政限制令在国内外遭到强烈批评和抵制，虽然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3月初发布的新版移民入境限制令对旧版作了修改，但这种修改只是微小的技术性差别。从深层次看，移民入境限制行政令体现的是特朗普政府以预防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为名而行保守主义移民政策之实。
二、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的根源
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顽疾，深刻影响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其爆发具有周期性特点。美国此轮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是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美国以白人为中心的族群分层体系受到少数族裔的有力挑战则是美国此轮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的根源。
美国是由多族群构成且各族群都拥有较为明确身份界定和身份认同的国家。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划分，美国基本的族群单位可以分为白人、西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和太平洋岛屿裔人、印第安人与阿拉斯加土著及其他种族，各族群在长期的互动关系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族群分层体系。从等级结构看，今日美国的族群总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最上层由来自各个国家的白人新教徒组成;中间层包括来自各国的白人天主教徒、犹太裔和多数亚裔，对他们而言，族群分层继续扮演着分配社会报酬的角色并持续影响社会生活;最下层由非裔美国人、西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和某些亚裔等族群构成。
美国族群分层体系及各族群在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对于各族群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并且继续构建其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基本面。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这一族群分层体系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虽然各族群间的差距有所减少，但是他们的层级次序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不同族群在族群分层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其掌控社会资源能力的大小，白人由于长期处于体系的中心，在美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主导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系统中，白人掌控了大部分的高层岗位和决策权，尤其是在政治系统中，白人不论是在联邦层面还是地方层面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系统中都主导了资源支配权、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同时，白人尤其是非西裔白人中的精英群体在长期的国家治理实践中都在致力于构建旨在维护当前美国族群分层体系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因此，美国族群关系与消除种族歧视和偏见的关键问题仍集中在白人和非白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系统中的不公平，以及试图减少这种不公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族群分层体系在近年来正在受到来自于少数族裔的强有力挑战，这直接地反映为美国少数族裔人口规模的扩大、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对美国社会资源掌控能力的增强，这种变化对美国白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其一，美国少数族裔人口规模变动意味着其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多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这意味着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政府和政治组织的发展和构建、行政管理系统的组织和运作、国家资源分配等方面必须进行调整和回应。如在政治系统方面，近年来少数族裔参政意识不断提高且成绩不凡，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成为政治精英并进入美国联邦和地方的高级岗位任职。以美国国会为例，从103届国会到114届国会，非裔议员人数由39人上升至48人，占国会议员总数的8.8%;西裔议员人数由17人上升至38人，占国会议员总数的7%;亚裔议员人数由9人上升至14人，占国会议员总数的2.5%。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少数族裔总统，被认为是美国跨越种族藩篱的里程碑。其二，美国少数族裔人口系统的文化结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语言结构(少数族裔对于英语的适应性和使用率)、宗教结构对于美国白人主导的价值体系、文化体系和国家认同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右翼保守人士认为，美国社会出现了认同危机，对族群特征的强调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使美国逐步“巴尔干化”，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三，除了少数族裔在美国内政方面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右翼保守人士认为美国外交系统在一 定程度上失去了对少数族裔能动性的控制，少数族裔跨国关系及相应政治行为的发生和发展损害了美国国家利益。右翼保守人士的核心观点包括：(1)少数族裔利益集团经常把族裔或母国利益放在美国国家利益之上;(2)少数族裔跨国关系及其相应政治行为动摇了美国民主价值体系的根基;(3)少数族裔可能成为外国政府或是敌对政府的利益代言人;(4)少数族裔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不连续性;(5)少数族裔成为特定情况下美国外交政策变革的梗阻;(6)若干少数族裔利益集团的力量过于强大;(7)少数族裔可能使美国在其国家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卷入外部冲突;(8)当特定少数族裔群体的跨国政治行为和美国的政策对族裔母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可见影响时，母国政府会就特定事务进行具体的介入。
客观上讲，美国右翼保守主义者并不否认少数族裔应该参与美国国家治理进程，也认同少数族裔的利益诉求应得到表达，并获得一定的影响力，但右翼保守主义者认为少数族裔的影响力已经变得过于强大。基于对少数族裔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影响力日益增长的不满，右翼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因为担忧“多数人的暴政”的发生从而为少数群体的权利提供了保障机制，但在现实生活中，“少数人的暴政”在美国国家治理的各项事务中正在不断发生;从整体上讲，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正在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讲，右翼保守主义者对于白人种族的优越性深以为然，认为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从根本上须依赖于白人主导的物质和观念系统;少数族裔的利益诉求可以得到表达，但表达的限度以及利益诉求能否实现则有赖于白人主导的政治系统能否为此提供充足的条件。因此，美国此轮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从根源上看源于右翼保守主义者对于少数族裔和白人获得平等地位的前景的恐惧心理，并对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支配—从属”关系被颠覆的预期进行了对抗性回应。
三、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的现实动因
如果说以白人为中心的族群分层体系受到少数族裔的有力挑战是美国此轮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的根源，那么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的张力关系失去平衡则是此轮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的现实动因，而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的美国国家治理变革成为张力失去平衡的直接动力。
如上文所述，如何消除横亘在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公平是消除美国种族歧视和偏见的关键所在，多元文化主义则是重要的理念和途径。多元文化主义在冷战后逐步成为美国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其内核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使美国社会中各群体尤其是少数或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以表达和实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价值观等方面取得平等的话语权力。长期以来，虽然美国反多元文化主义的力量一直强大，但多元文化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然而这种平衡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逐步被打破。奥巴马作为首位当选总统的非裔美国人，其当选一度被认为是美国步入“后种族社会”(Post - racial Society)的开端。就奥巴马政府本身来讲，在弥合种族鸿沟和推进族裔平等的问题上也是不遗余力，强调多元文化主义的作用，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改革来兑现支持者的期许。在两届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在诸如医保改革和移民改革等问题上，始终把种族主义、种族不平等和种族偏见等问题作为美国国家治理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然而，奥巴马政府试图跨越种族主义藩篱的努力在美国社会中激起了逆反效应。种族主义者和右翼保守团体首当其冲地反对奥巴马政府强调的多元文化主义，反对者认为，移民未同化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极其有害的，多样性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同时移民未能同化会导致辍学、失业和高犯罪率等种种后果。事实上，种族主义者和右翼保守主义团体对奥巴马当选总统本身以及奥巴马政府的相关政策都拥有极为负面的认知和评价，这可以在2008年奥巴马首次当选总统和2012年连任总统时其在白人中的得票率方面得到明显验证，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在白人中的得票率仅为43%，2012年大选中奥巴马在白人中的得票率更是降至39%。同时，32%的白人认为奥巴马的八年任期使美国种族关系变得更糟糕，而只有5%的非裔美国人持此观点。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杰布·布什(Jeb Bush)公开表态多元文化主义的存在对美国来讲并非好事，而是破坏了美国社会的整体性和团结性。此外，作为奥巴马执政团队关键成员的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在特雷文·马丁(Trayvon Martin)案件发生后动用司法部资金管辖权支持警察声援马丁的抗议行动的行为，以及劳工部长托马斯·佩雷斯(Thomas Perez)在支持非裔学生权利保障方面的过激言论，都引起了美国社会关于逆向种族主义的争议，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则引起了多起不必要的警民冲突并造成多名警察伤亡。
从总体上看，奥巴马政府在实现族群平等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并未达到执政伊始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反而触发了白人保守团体和极端种族主义者的逆反效应。在医保改革问题上，虽然奥巴马政府动用一切手段使医保改革最终通过，但共和党保守派和社会中的保守主义团体对该法案均有极大不满情绪，虽然特朗普政府试图撤销该法案的动议已告失败，但该法案在日后仍面临进行重大修改的风险;在移民改革问题上，联邦层面和地方层面都对奥巴马政府加以重重阻挠。此外，从茶党基于种族主义对于奥巴马政府施政议程的攻击，到奥巴马的出生证明事件，再到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件(Shelby County v.Holder)的裁决，都证明种族主义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白人极端保守主义团体对于少数族裔力量增长的恐惧和仇视。奥巴马在任期结束时再次强调了美国种族主义对国家治理的危害，认为消除种族主义任重而道远。
四、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的影响
就美国当前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氛围看，此轮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在短期内不会消逝。特朗普政府在协调种族关系及处理移民问题上的政策与奥巴马政府逆向而行，从深层次看并非完全是特朗普本人或是其执政团队的价值取向使然，更多的是支持特朗普政府的选民和利益集团的意志反映。从可见的事实看，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系列负面影响。
首先，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将进一步拉大当前的美国种族鸿沟。其一，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将巩固制度性种族主义的存在。制度性种族主义是指美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歧视偏见和不公正性制度安排导致的种族主义。当前美国隐性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在政治、经济、教育、司法和宗教等系统中依然广泛存在。就特朗普政府的短期施政情况看，消除种族歧视、实现种族平等的“政治正确”原则在表面上虽已成为美国政治精英和普通公众的共识，但种族主义暗流的力量依然强大，从修正美国医保法案和移民政策的相关情况看，特朗普政府是巩固而非致力于消除制度性种族主义的存在。其二，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将进一步加剧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紧张对立，对美国国家稳定形成负面影响。一方面，在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重新抬头的氛围下，白人极端分子较以前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宣扬白人至上主义，冲击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倡导的包容性。根据美国南部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追踪调查，到2015年为止，美国国内拥有892个仇恨团体，在2014年的数量基础上增加近14%，其中大部分是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不论是在大选过程中还是在正式上任后，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都极受白人至上主义仇恨团体追捧。另一方面，如果说美国政治、经济、教育、司法和宗教等系统中的不公正性制度安排带来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尚在少数族裔可接受的范围内，极端性和激进性的种族主义则势必引起少数族裔的强烈反弹，以避免其生存和发展利益已经受到或将受到的重大损害。作为对白人极端分子的回应，逆向种族主义会持续存在，其中的极端情况是少数族裔中的极端分子以暴制暴，从而促使极端种族主义行为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将深刻影响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走向。基于特朗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浓厚的保守主义立场，奥巴马任期内力推的全面移民改革动议难以为继。非法移民问题是美国两党围绕移民改革所产生争论和僵局的核心，症结在于是否以及如何实现非法移民合法化。特朗普在多个场合直接或间接地表态其对于非法移民采取“零容忍”态度，主张驱逐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且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唯一途径是重返原籍国再申请进入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不仅是对奥巴马政府非法移民问题改革方案的全盘否定，而且是一种更加严苛和更加趋向极端保守主义的政策取向。
再次，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软实力。美国向来以世界领导者自居，崇尚美国例外论，极尽所能在国际体系中传播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信条，缘由在于美国政府认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具有优越性和普世性，但诸多事实证明美国的主张既违背人类社会的发展事实也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美国此轮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折射出美国国家治理中各领域的深层次负面问题，证明美国的意识形态体系和价值理念体系不仅不是完美无瑕的，而且存在诸多与多元、包容、平等和开放等世界潮流反其道而行之的顽疾，如特朗普政府的移民入境行政限制令包含了对特定宗教、民族和国家的歧视，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破坏了国际难民保护体系，这些都损害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同时，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裹挟了白人至上、反移民、反全球化等狭隘的理念，反映在外交政策上，是特朗普政府倾向于制定逆全球化而行的经济政策，推行保守主义主导的霸权主义，这些都会给国际体系的和平稳定及其可持续性带来负面影响。
最后，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损害了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其一，不论是美国国内的穆斯林群体，还是西亚北非的相关国家的决策层和普通公众，都日益感知到特朗普政府对于穆斯林世界的敌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把伊斯兰世界塑造为美国的敌人时，也把自己塑造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敌人，这是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组织所一直希冀的结果。其二，特朗普政府在穆斯林移民问题上搞“一刀切”的做法，是基于种族和宗教偏见的随机歧视，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百害而无一利。有美国战略专家认为，就美国在西亚北非的战略利益来讲，伊拉克和叙利亚是和美国一起与伊斯兰国积极战斗的伙伴，利比亚、索马里和也门是美国在国际安全事务方面迫切需要与之合作的国家，而特朗普政府的移民入境行政限制令是让恐惧替代常识的做法。其三，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倾向于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认为奥巴马政府与伊朗政府之间达成的核协议是软弱且无实践效能的，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的政策取向虽然出自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但决策层对于穆斯林世界的认知对于政策制定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五、结语
就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而言，虽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在推进实现种族平等方面取得了进步，美国整体的种族关系得到了改善，但种族歧视和偏见的根深蒂固、白人至上主义的广泛存在、种族仇恨的难以消融等问题始终是困扰美国社会发展的顽疾。美国此轮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反映出当前的美国社会呈现出右转趋势，冲击着多元文化主义倡导的理念和传统，对美国族群关系、国家凝聚力、社会稳定和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都产生了可见的负面影响。
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的根源在于白人和少数族裔的“族群力量对比”的相对变化，少数族裔力量的相对上升、白人群体力量的相对下降导致了以白人为中心的族群分层体系正受到少数族裔的有力挑战。美国少数族裔之所以对现有族群分层体系产生可见的、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源始性的激发动力在于少数族裔人口规模扩大及其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系统的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少数族裔人口规模迅速扩大是冷战后美国人口系统变化的主导性现象，从中长期看，美国少数族裔的人口数量增长、少数族裔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提高的变化趋势具有不可逆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预计，2025年少数族裔将占美国总人口的39.6%，其中西裔占18.2%、非裔占13.9%、亚裔占6.5%;2050年少数族裔将占美国总人口的49.4%，其中西裔占24.3%、非裔占14.7%、亚裔占9.3%。也就是说，到21世纪中叶，少数族裔在人口上将超过白人成为“相对多数”，而白人将成为“相对少数”，这种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对于美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无疑具有根本性影响。另一方面，随着少数族裔人口规模的扩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政治影响力的增强，美国少数族裔在国家资源的分配方面提出了新的带有整体代表性的利益诉求，这就要求美国政治系统不断依据事实变化调整自身组织功能从而实现人口系统变化与政治系统变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国家资源的分配、政策的制定、政府组织的运作与少数族裔的利益诉求相匹配。因此，从本质上讲，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是右翼白人保守主义团体和极端种族主义者对族群分层体系受到挑战作出的回应，结构性种族歧视和偏见的根深蒂固、对少数族裔力量上升的恐惧使右翼白人保守主义团体和极端种族主义者极力维护当前的族群分层体系不被破坏及发生质的改变。
有效应对美国族群分层体系变化所产生的衍生效应、消除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周期性回潮的现实基础、处理好种族关系将是未来美国国家治理中极其重要的问题。从中短期看，美国种族歧视和偏见的消除非一日之功，种族主义暗流的力量依然强大，不论在政治精英还是普通公众中都有大量拥趸，而特朗普政府在涉及少数族裔重大切身利益议题上展现的保守主义政策导向则为当前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给了右翼白人保守主义团体更大的信心。美国右翼白人保守主义团体始终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价值体系是美国的立国之基，这点不容改变。同时，右翼白人保守主义团体并不认同少数族裔可以保持其属性结构的完整性，可以自由、平等地参与到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安排中，在很大程度上，右翼白人保守主义团体在美国实现种族平等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梗阻。然而，从长远看，美国传统的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支配—从属”关系正在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尽管处于支配地位的白人群体会综合运用硬手段和软手段来维系和巩固其主导的族群分层体系，为族群分层体系本身以及权力在分层系统中的分布提供合理化的依据，但随着少数族裔在人口规模、财富分配、政治系统、话语体系等方面所处位置的提升，少数族裔在族群分层体系中的地位上升是不可逆的趋势，这种变化不一定导致少数族裔在美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成为主导者，但会削弱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出现周期性回潮的现实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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