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你想期待什么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小龙原标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你想期待什么
这是一个五年的轮回，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站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死者已逝，每个活着的人都期望一个更美好的明天，一个更幸福的明天。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也有很多期望
1932年，上海《东方杂志》向读者征稿，邀请读者谈论“未来中国是怎样”和“个人生活有何梦想”两个话题。《东方杂志》收到了160多封答案，后来刊出了142个人的文章，这142人中，知识分子占了绝大多数，其中包括了郁达夫、周作人、邹韬奋、柳亚子等二十多位著名的人士。
郁达夫说：“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柳亚子说：“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说：“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底工作地点。”
但鲁迅，批驳了这些人。
对于这些说着消灭不平等的梦话的人，鲁迅说：
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如果把整个社会创造的财富比作一个尺寸固定的大蛋糕。如果其他人在蛋糕上多分一块，那么就必然会出现有很多蛋糕的人失去蛋糕。而这些人会很生气，会竭尽全力阻止这样的事。就像当农民得到土地的同时，地主就会失去土地，他们会很生气，又很恐惧。
在一个社会里拥有蛋糕的人往往吃的很多，往往拥有更大的力量。所以恐惧而生气的他们就会用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来对付想分蛋糕或者想帮穷人分蛋糕的人。
理想的彼岸和悲惨的现实之间可能隔着一个无比艰辛的道路。
1921年南湖的那条船上的人，在期待什么，毫无疑问，面对受尽苦难和折磨的人民，他们同样在期待一个更美好的明天。但是，与别的人不同，他们期待的不是自己美好的明天，而是一个大多数人美好的明天。
但是他们前进的道路被那些占有蛋糕的人挡住了。
一次毛泽东和蔡和森探讨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一致赞同：“反动派掌握了全部的国家机器，警察、军队、监狱和舆论宣传机器，改良是万万行不通的，只有革命，彻底摧毁现有的国家机器，才能改变人民的悲惨命运。”探讨完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去了安源的煤矿。那里有几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煤矿工人。
安源工人宋新怀解放后回忆说，在旧社会，安源煤矿工人劳动最艰苦，工作重，工钱少，生活差。矿工不仅受到严重剥削，还要忍受着恶劣的生产环境，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窿(井下)内温度有时高达39度，工人即使带一桶水到矿井内也不够喝，只能喝沟里的臭水脏水。井内安全设施严重不足。被煤块砸死、被沼气烧死、被水淹死都是常有的事。更可恨的是资本家在出事时往往只顾生产而完全不管工人的死活。有许多工人就是在出事时因工头堵住防护门而出不来被活活淹死或烧死的。
面对这样的处境，求乞和申诉太无力了，工人除了反抗，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火车停运了，电也断了，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也都停了工。一场轰轰烈烈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爆发了。
1927年，同样有很多人在期待什么。蒋介石期待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没有罢工、没有农民运动、没有造反的。这样的中国是大资本和大地主的美好明天，却是工人和农民悲惨的明天。而共产党则期望一个工人、农民普罗大众的美好明天。但是，蛋糕是一定的，拥有蛋糕的人永远不会主动放弃。
1927年4月11日，上海青帮大头目杜月笙邀共产党人汪寿华晚上前去赴宴，汪寿华即向组织上作了汇报。党内在讨论时，有人劝他不要去，说杜月笙这伙流氓反复无常，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也有人认为可以去，去了可以摸清敌人的底细，但要注意安全。汪寿华泰然表示：“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流氓打交道，不去反叫人耻笑，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宁愿牺牲一切。”为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由李泊之陪同前往。但就在两人即将到达杜宅时，汪寿华要李泊之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杜月笙住处附近等他，如果两小时他还不出来，即有意外，要李立即报告组织。进入杜宅后，汪寿华即被残忍的敌人打昏后装入麻袋，运至枫林桥活埋。汪寿华牺牲时年仅26岁。
汪寿华的牺牲拉开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幕，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被杀害了。中国革命陷入低潮，
为了人民的幸福，共产党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美好的明天，不惜用自己的生命走过那条无比艰难的道路，不惜去用自己的身体忍受酷刑和虐杀。
十八年，过去了，来到了1945年。十八年里，千百万烈士的鲜血已经染红了这个国家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每一块土地。终于，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活下去的人看到了一个美丽新中国的影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满怀信心的大声预告：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就好像在一个漆黑的洞穴里，踟蹰前进，中间不断地有人倒下了，有人退缩了，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那是怎样的欢快和喜悦。
但是不久，有蛋糕的人又动手了。十八年之后，为了消灭这种蛋糕被夺走的可怕可能，他们再一次抢先动手了。
他们可以“宽宏大量”地容许你批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绝对不允许你动哪怕十分之一的蛋糕。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悲又喜，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大灾难。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精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
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
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
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妇救会长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
……高里区一个妇救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利，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有了依靠。
这是王树增《解放战争》这本书中收录的一封信。
这样残酷的战争又经历了三年。反动派的最后的疯狂和人民英勇的斗争汇合成了一个时代的洪流。
三年后，新中国已经不是航船的桅顶，而是一轮初生的太阳。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知多少人留下激动的泪水。
孙明霞晶亮的眼波凝视着那张纸片。许多战友早已翻身起来，挤到孙明霞身边。还有几个人，已悄悄守住了牢门和窗口，监视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虽然她们知道今夜那值班看守员是自己人。女室的人之所以知道他，是因为每一次那看守员都把信送到女室，而从未送到其他牢房去。这时，孙明霞一把抓住江姐的手，急切地用耳语般的声音念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呀!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成立了!”
激喜的人们，低声欢呼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静一静，听我再念。”孙明霞声音更低，人们都屏住呼吸。“全世界劳动人民欢欣鼓舞，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万岁，万万岁!”
一片欢乐的低呼，打断了孙明霞的朗读。战友们不断轻声喊着“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声音，像股热流，汹涌澎湃，激荡着牢房，黑暗中，闪烁着一片晶亮的眼光。
“明霞!”江姐声音激动，招着手，让大家安静，以免惊动敌人。“你快点念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
“一定是北京!”有人抢先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孙明霞的声音，像使人共鸣的琴弦。“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
“啊，五星红旗!”
“江姐!我们也有一面红旗呀!”
“把红旗拿出来，马上做成五星红旗。”
火热的目光，都转向江姐。等待着她的意见。
“江姐!”孙明霞急切地恳求着：“我把那面珍藏的红旗拿出来。”
——《红岩》
但是，新中国的成立真的意味着最终的胜利吗?
可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被夺走蛋糕的人不会甘心，尤其是新的分配蛋糕的人，他们会不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蛋糕据为己有呢?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回到现在，对于普通的打工者，他们期望不必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期望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期望不用每天上12个小时的班，期望周末不用加班可以出去玩，期望可以和远在家乡的妻儿见面，期望春节时可以带着没有拖欠的工资回家，期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也能做出《当小学生遇到苏轼》那样的论文，期望......跑外卖的小哥、流水线上的女工、饭馆里年轻的服务员，他们有很多期望。
历史告诉我们，这些期望空等是实现不了的。
看完了上面那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该期待什么?但是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我们要做什么?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