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吐槽|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二）——东晋门阀政治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赵皓阳原标题：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二）——东晋门阀政治
本系列第一篇：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见附文)
（一）司马诸王的疯狂
我们评价西晋司马政权叫“生于不义，死于耻辱”。相比较于同样唱了一千多年白脸的曹操，司马家族是真正的“窃国者”。曹丞相不管怎样，北方的地盘都是他自己打来的，北拒匈奴，东征乌桓;开垦农田，兴修水利，恢复生产，军民同垦;唯才是举，提拔寒门。可以说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曹魏政权：“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然而司马氏接盘了曹魏政权之后，虽然统一了中国，但马上就玩砸了。
三国两晋时期，正处在我国封建王朝由贵族地主阶级统治向士族地主阶级统治的过渡期，士族力量是一股蓬勃向上在很多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曹操死后，曹丕没有能力全面打压士族，同时为了代汉自立的政治野心像士族全面投降，颁布了“九品中正制”，曹操的“法家寒门路线”(陈寅恪语)可以说寿终正寝。然而士族阶级并不需要一个代理人，于是根正苗红的大士族司马家取代曹魏政权，也是注定之事。
然而司马氏成为皇帝之后，思维自然会发生变化，在野党和执政党的诉求肯定是不一样的。司马家族既然要“家天下”，自然不会与其他家族所共享。于是西晋统治者拍一拍他们聪明的脑瓜，想出来一个“天才”的策略：亲王统兵。后面的故事就不用我说了，八王之乱马上开打：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A被B杀了，C和D有联合起来杀了B，然后CD又开始内讧……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西晋初年，司马诸王都要“就国”，就是回到自己的封国。他们一般都重视与封国内的士人结交(毕竟从本质上讲司马氏就是中国最大的士族)，八王之乱中这些士族依附于司马氏，或怂恿，或合谋，兴风作浪。最终酿成永嘉之乱、五胡乱华的结局，司马氏是祸首，这些士族是帮凶。
“五胡乱华”的根本原因是司马氏把中原打空了，而直接原因则是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对峙时期，纷纷拉拢少数民族领袖作为外援，这二人，这二人是引胡骑入中原的直接祸首。最终八王之乱演变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最致五胡乱华。司马颖与匈奴人结盟，攻陷两京;而司马越则以鲜卑、乌桓为羽翼，南下进攻司马颖。可以看到“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西晋统治阶级之间的内乱，并拉入了少数民族统势力以为羽翼，为少数民族南下提供了政治和战略上的契机。
石勒大家知道吧，“屠夫”的骂名背了一千多年。然而石勒最早是司马越之弟司马腾从并州掠卖于冀州的大量羯人之一，作为一个被掠夺、被买卖的奴隶，石勒对于司马越和司马腾的仇恨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这种仇恨很快就转化为了对整个汉民族的仇恨，永嘉元年，石勒起兵杀司马腾。然而无数的汉族百姓也被屠杀，当时民间流传的歌谣：“奴为将军何可羞，不分寒暑短人头”。可以看到，汉族贵族阶层对于少数民族平民的奴役、剥削与压迫是长时间存在的，而等到了少数民族平民“拉清单”之日，无数汉族平民相当于为统治阶级的愚蠢与贪婪买单。
当然，统治阶级的自我毁灭也受到了应有的苦果：“执太尉衍、襄阳王范、任城王济、武陵庄王澹、西河王喜、梁怀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乔等。夜，使人排墙杀之。东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没。”——司马氏和士族阶级这些人全死在石勒的刀下，也算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我们必须要看到，加入汉族统治阶级内乱的决策，也是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决定的，如匈奴刘渊等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逐鹿中原。然而最终买单的往往是双方的底层人民，种族仇杀。不得不说历史不忍卒读。
当然，在战乱下，包括司马氏在内的各大士族还是遭到了报应，用《晋书》里面的话说就是：“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然而罪魁祸首是谁呢?我们都有答案。
（二）东晋门阀政治
司马氏把中原搞得一塌糊涂，也是自身实力大大受损，南渡避难之后，只能依靠士族的政治力量，宗室王公都要仰食于士族家族，“王与马，共天下”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五马渡江”的西晋诸王，除了元帝外，其余“四马”彭城、汝南、南顿、西阳诸王，都印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正所谓“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司马氏的自我毁灭到此为止。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士族阶级的自我毁灭。
士族制度(包括九品中正制在内的一系列选拔制度)保证了士族拥有各种特权，他们世居高官，垄断朝政，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台湾学者毛汉光对两晋南北朝以上的文官4137人进行了统计，把他们分为士族、小姓、寒素三类进行过比较，他们之间为官的比例是7：2：1，士族任官占尽优势。西晋时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而到了东晋时期，士族为官比率高达90%以上。每一家士族都占有广大田庄山泽和附属于土地上的大量依附人口，这是他们赖以执政的经济实力。
《世说新语》说那些东晋时期的南渡士族“多名士，一时俊逸”，然而当代历史学家田余庆对他们的评价确是“这些人祖尚玄虚，多半没有政治能力”。我们读《世说新语》里面逸闻趣事的时候，可能会感慨：真是名士风流哈，说话做事就是出人意表。但是你要跳出这个思维的框框，再看那些“名士”的所说所作，你估计会去想：这人该不会是个傻子吧?没错，兄弟!要相信你自己，这就是一群傻子!一般门阀士族的“创业一代”人才比率较高，再往后传承，因为优渥的生活环境和固定的世袭职位，从小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士族们极具缺乏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更不要说治国治军治民了。例如建康令王复性从小娇生惯养，没有见过马。第一次看见马跳跃嘶鸣时，被吓得魂飞魄散，对别人说：“这明明是老虎啊，怎么说是马呢?”
东晋的士族政权，只是代表江左士族阶级的利益，并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这一点从“北伐”的事情上就能看出。许多人对东晋偏安小朝廷持肯定态度，多半是它对于羯胡政权的“高姿态”，然而就如我们上文中所说，是因为南渡士族多出自东海王司马越的幕府，而司马越家族就是买卖石勒的人，因此被羯胡吊打，东晋王朝对于羯胡政权的敌视态度也就是顺理成章了。要是非要赋予东晋政权的民族性，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与鲜卑结盟，这还是当时司马越、司马颖相争下的政治格局。可以说哪里有什么民族，全TM都是生意。
比如当年少数民族军队逼近长安，愍帝遣使至建康，希望江左能出兵北伐缓解关中的压力，结果被司马睿、王导拒绝，最后长安不守、愍帝被俘——别说忠于人民了，他们连自己的皇帝都不在乎。等到了祖逖北伐，门阀士族也是多方掣肘。祖逖，就是那位“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大英雄，被门阀士族的走狗戴渊掣肘，又被“王与马，共天下”所指的琅琊王氏中二号人物王敦所妒，东晋王朝真正的主人王导也自然就不待见他，无论在政策方面还是后勤方面都不给祖逖以支持，史书中经常出现“军中乏食”“进退失据”的记载。最终祖逖郁郁不得志，忧愤而终。朱熹看得很明白：“元帝与王导元不曾有中原志……当时是，王导已不爱其如此(指祖逖北伐)，使戴若思(戴渊在《晋书》中因避唐高祖李渊讳作戴若思)辈监其军，可见如何得事成!”
等到了后来，所有士族阶级的“北伐”，无一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非祖国统一的、民族解放的动机。例如先后居建康上游的庾、桓两大家族，屡次倡议北伐，直接目的都是巩固上游分陕势力，用北伐的大旗汇拢兵权，徐图朝廷。如庾冀北伐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不顾百姓嗟怨”也不顾朝廷劝阻，结果进兵至襄阳而止。史家对此都评价说“意在巩固(自己的实力)，而不在羯胡”。 而桓温则更加明显，先后北伐三次，每伐一次夺一些兵权，剪除几个异己，直到独掌朝纲，废立皇帝。
后世学者们看的非常明显，不是说北伐就是为了民族利益、反对北伐就一定是汉奸，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南宋学者王应麟说得好：“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王夫之也这样评价桓温北伐：“若温果有经略中原之志，固当自帅大师以镇洛，然后请迁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进图天下，夫谁信之!”
士族阶级的膨胀与倒行逆施，是其灭亡的前奏。我们下面来看士族是怎么自己把自己玩死的。
（三）士族阶级的自我毁灭
“士族专兵”是士族阶级建立自己统治的根基，而士族“有兵可专”，是因为北方源源不断的流民南来，成为士族武装力量的最大兵源。然而士族并没有能力直接领导军队——就如上文所说，门阀士族除了个别几个杰出的人物，几乎所有都是智障——因此必须要靠“流民帅”来实现对军队的管辖。流民帅就是北方人民南下时形成的军事集团的首领，大多都是苦农民、苦大兵出身，而士族阶级掌握着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正好满足了众多流民帅的诉求，二者相互利用，一定程度上为门阀士族专政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野心从未减退，但流民武装对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有着天然的刻骨仇恨，因此在防卫东晋政权的战斗中有着很高的积极性，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障了江南的稳定。
当来自北方的入侵压力小了之后，门阀士族们就开始了“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内斗。整个东晋历史就是乱成一锅粥：先是王敦两次造反;然后镇压王敦的苏峻又造反;在之后就是庾氏家族和王氏家族在江州的火拼;等到庾、王两家元气大伤之后，谯国桓氏又异军突起，掌控中枢，废立皇帝;再到后来太原王氏家族内部后党和妃党左右互搏自相残杀……每一次门阀士族之间的斗争，都要大兴刑狱，当一方得势，另一方士族往往要面临屠戮之灾。至于波及、冤死者更不计其数。
直到前秦统一北方，苻坚率兵南下，来自少数民族的威胁又一次严峻起来的时候，士族阶级才稍微出来一个稍微有点人样的家族——陈郡谢氏。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例，经常被拿来和赤壁之战相提并论：“一炬曹瞒仅脱身，谢郎棋畔定苻秦”“谁似东山老，谈笑静胡沙”——这里的“谢郎”“东山老”指的就是谢家领袖谢安。淝水之战的胜利就是靠谢安在中枢的运筹帷幄和谢玄率领将士们在前线的奋勇拼杀。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谢玄依靠北方流民和流民帅组建了大名鼎鼎的“北府军”，从此北方流民军事力量正式登上了东晋政治舞台。
然而谢氏家族以少胜多击退苻坚之后，随即又被“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东晋统治阶级夺权(谢氏家族理论上也算东晋的统治阶级，这次只不过是东晋无数次内斗的延续)。司马家族势力的孝武帝和司马道子随机夺了谢氏的权，淝水之战两年之后谢安离开中枢相位，赋居闲职;淝水之战三年之后，谢玄交出北府兵权。当轴门阀士族，不经过任何抵抗，在家族势力和声明如日中天的时候如此和平地让出中枢权力和军权，这不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绝无仅有的，纵观中国历史也极为少见。为毛同为门阀士族的谢家这么老实，你堂堂皇帝和司马道子怎么就不敢拿桓温桓冲开刀，让人家骑在头上拉屎拉尿?还是因为谢家觉悟高，识大体、知进退，《晋书》给与了谢安非常高度的评价：“不凭威挟主，不以外戚苟进，不借强枝压干”“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
然而整个两晋南朝，靠谱的士族恐怕只此一家。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夺了谢安谢玄的权之后，马上兄弟阋墙，自己开始内斗，史称“主相之争”。这二位的老婆也不闲着，她们分别属于门阀士族太原王氏的两枝，于是分别拉着自己的兄弟子侄们加入“主相之争”，分别被称作为“后党”和“妃党”，反正就是一群MDZZ的人又乱成一锅粥了。
统治阶级的内乱，使他们无法掌控一支重要的力量——北府军。当时士族武装大多腐朽不堪，由北方流民组成的北府军怀抱着恢复家园的理想，信念坚定、训练刻苦，又久经战阵，在与少数民族的频繁战斗中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成为了当时东晋唯一一支能拿得出手的军事力量。谢玄之后，各方势力虽然对北府军大力争夺，但是并无杰出人物能够控制北府军。北府将领，次等士族刘牢之(看着名字，王羲之王献之刘牢之，什么什么之，都是士族的标志，寒门是没有取这种名字的“特权”的)在一定时间内掌握了北府军的指挥权，然而刘牢之毕竟还带有着士族劣根性，依旧将依附于门阀士族作为自己的既定策略。于是刘牢之鼠首几端，一叛王恭而降司马道子，二叛司马道子而降桓玄，三叛桓玄最终走向绝路。
无论是门阀士族还是次等士族，都自己把自己玩死了，于是真正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真正代表北府军自身利益的“天选之子”出现了——刘裕。刘裕是正儿八经的穷苦出身：“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比较一下“寄奴”和“X之”这种名字，就能看出来阶级差异了。刘裕家境贫苦，母亲在分娩时去世，父亲一度想抛弃他。刘裕童年就开始砍柴、种地、打渔和卖草鞋补贴家用，有时为赚钱而去赌博樗蒲。刘裕就是从北府军里一点一点靠军功走上来的，比起那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族老爷，那可是身经百战见的多了。最终刘裕也终成一番功业，推翻东晋，建立刘宋王朝，成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同时他数次北伐，恢复了北方大量领土，收淮北、平南燕、灭后秦——“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当然，门阀士族们自然是瞧不起刘裕这个苦大兵的。别说刘裕了，就连后起士族谢安也被那群装逼装习惯的货色瞧不起：陈留阮氏嘲笑陈郡谢氏“新出门户，笃而无礼”(《世说新语·简傲》)。你瞧不起谢安，人家境界高也就算了，无非就是拯救一下你们这群废物然后归隐田园了;但是你瞧不起人苦大兵，那苦大兵还不教你做人?东晋南朝的历史中，你会看到无数次这样的剧情：苦大兵们取得战功(一般是对战少数民族或镇压农民起义)——士族傲慢无礼，在精神上嘲笑苦大兵、在社会地位上歧视苦大兵，在政治上不满足苦大兵进步的愿望——苦大兵一看这个阶级天花板无法打破，忍无可忍起兵造反，锤爆士族阶级的狗头。于是南朝的历史总是在“有军权的寒门杰出人物建立朝代——士族阶级垄断做官权，抵制改革，与寒门皇权对抗——寒门杰出人物过世后，士族继续搞乱国家——新的有军权的寒门杰出人物建立朝代”这样的剧情中往复循环。
东晋南朝的士族们跟明末的文官士大夫们很像，都是属于养狗还不肯喂骨头的主。非但不喂骨头，还要羞辱狗，鄙视狗，对狗进行精神压迫。按理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军事实力，有枪有刀的苦大兵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但这就是一种天然的阶级自觉性和优越感，就像《大护法》里面的卯卯，就把花生人当做人和猪的区别，而门阀士族把小士族看成次等人，把寒门、苦大兵、老百姓就看成猪：什么?猪也要做官?也要跟我们平起平坐?还有没有王法了?
路琼之是宋孝武帝刘骏的亲戚(史书中有表弟或表侄两种说法)，而王僧达是资深士族。因为做了邻居，路琼之去王僧达家拜访，但王僧达爱理不理，并且话里话外取笑他祖上是给自家喂马的。最严重的是，在他走之后，王僧之“焚琼之所坐床”。路琼之告到路太后，也就是孝武帝的妈妈那里，太后大怒，向皇帝哭说，“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后乞食矣。”孝武帝说，琼之年纪轻不懂事，没事去王僧达家干吗，不是自取其辱吗?
侯景，也是一位历史著名的“苦大兵”，东魏叛将。投降南朝之后像求婚于士族家庭，屡遭拒绝和羞辱。后来侯景造反，攻入建康，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又向之前拒绝过他的士族们求婚，结果又是全遭拒绝。而且拒绝理由不是什么侯景终究要玩完我不趟这个浑水，而就是“门第不配”。你说吧，刀都架在头上了还这样，也不能指望他们什么了。
士族阶级取代贵族阶级，是有其历史进步性的;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士族阶级的统治又会落后于历史的潮流，最终被历史淘汰，这是大自然的辩证法。贵族政治多重血缘和继承，因此整个家族的发展受限于后代的成材率。然而士族的统治扩大了统治阶级的选择，不但会从血缘考虑，也包括了“门生故吏”这一特殊的阶层，比如我们上文中提到的戴渊，就来自于司马越琅琊王氏的幕府，最终用来牵制祖逖。统治阶级的扩大有利于人才的选拔，而当权士族中，选择杰出人物掌握家族权柄，对于其门户统治地位至关重要。所以当轴士族在选定其门户继承人时，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宁重长弟而不特重诸子。在东晋之初，士族子弟还可以胜任武职，出守边郡，当时的士族还尚有一些活力。
但是，士族阶级毕竟存在其固有的局限性，人才的选拔相较贵族政治虽然有所扩大，但还远远无法满足统治一个国家的需求。两晋南北朝的士族虽然重视人才，但是经过三代、四代之后，士族的腐朽程度普遍增加，人才越来越匮乏;士族阶级往往会选择在极小范围内通婚，因此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生理学上的退化。然而三代、四代之后的士族家族凭借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依然能够担任重要的官职、军职，这也是两晋南北朝大范围动乱的根源所在。等到侯景之乱的时候，士大夫们一个个都细皮嫩肉骨骼柔弱，连路都走不了，他们体弱气虚，受不了天气冷暖变化，因为这样猝死的，比比皆是——这大抵可以算作是“自我毁灭”的典型特征了。直到科举制建立起的庶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才真正的满足了封建王朝的统治需求，延续了千年之久。
毫无疑问，士族搞乱了中国，但受到最大伤害的永远是中国人民。先不说在五胡乱华中惨遭屠戮的底层人民，单是在南朝短暂历史中，就平均一年就会爆发2.1次局部或全面战争，这是门阀士族争权夺利带来的最大恶果。像“苦发乐属，枉滥者众，驱逐徙拨，死叛殆尽”类似的记载遍布史书。读两晋南北朝历史，最能体会到什么是鲁迅先生笔下“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进步，本来就是以人民的苦难为代价来取得的。
唐由之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眼科专家，一次他为毛泽东上门检查时，发现毛正捧着一本书老泪纵横，无声自泣。唐由之赶紧上前劝慰：“主席，你不能哭，千万不能哭，眼睛要坏的!”毛才慢慢平静。唐去看那本书，发现打开的那也是南宋词人陈亮的一首《念奴娇·登多景楼》，毛指其中一句良久不语，词曰：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附文：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写过，中国封建王朝的兴亡有一个内在的周期闭环：土地兼并周期律，“土地兼并一一土地危机一一农民起义一一战争消灭大量人口、出现大量荒地——土地所有权的调整( 再分配) 一一安抚流民、开垦荒地——劝课农桑、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一一恢复和繁荣一一土地兼并”。 这一周期律在经济上的表现为土地兼并，在政治上的表现则为特权阶层的扩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写过，中国封建王朝的兴亡有一个内在的周期闭环：土地兼并周期律，“土地兼并一一土地危机一一农民起义一一战争消灭大量人口、出现大量荒地——土地所有权的调整( 再分配) 一一安抚流民、开垦荒地——劝课农桑、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一一恢复和繁荣一一土地兼并”。
这一周期律在经济上的表现为土地兼并，在政治上的表现则为特权阶层的扩张。这一特权阶层，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现，在汉朝为外戚和地方豪强，在两晋南北朝为士族阶级，在唐朝为藩镇武将，在南北宋为文官集团，在元朝为蒙古贵族。但是无论这个特权阶层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自朝代建立之初都表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第一，特权的膨胀，无论是权力的广度和强度，都是在野蛮生长的过程中，类似于不可抑制的土地兼并;第二，特权的去中心化，慢慢的，特权阶级的触手开始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之间的利益诉求开始变得多元化，统治精英们已经很难再维系一个主体意志，伴随着主体意志土崩瓦解的是特权阶级在群体无意识下的盲动，最终的结局就是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
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来形容特权阶层自我毁灭的过程：船底破了个洞开始进水了，如果大家齐心协力抢修很快就能排除险情，但是船上的人非但不去堵洞，反而每个人开始去拆木板了：船沉不沉我不管，先把我自己这块木板抱紧了是最实在的。这样下来船还有不沉的道理吗?再理论化一点这就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所以说正确的“主体意志”应该是什么：让这艘船不沉;而作为统治精英阶层，肯定是要整个共同体变得更好，毕竟我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只有这个食物链健康发展，我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来自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从历史上来看，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是从特权阶级自己挖自己墙角开始的。
北宋时期，冗官、冗兵、冗费和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是朝廷内部最大的困扰，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我们看一下王安石变法的种种政策，可以说非常对症下药、理念超前，如果真能做起来北宋少则富国强兵，多则成为一个崛起的大一统王朝。但是呢，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确实由于理念过于超前，另一方面是因为变法的利益与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相抵触，于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破坏变法的现象普遍发生。
例如“青苗法”，是由国家代替富户发放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2分，比农民向豪强富户借高利贷的利息低不少。此举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利国利民。但是毫无疑问，这就触及了豪强富户的根本利益，高利贷不但是一项重要收入，更是土地兼并的关键枢纽。要知道，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地方豪强和地方官吏就是一道旋转门，他们都是一个统一的特殊利益集团。于是在基层各级官吏遍开始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一举措：“务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同时，官员们从中发现了另一条大发横财的道路，低息贷款演变成了官方的高利贷。朝廷规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以前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来自于官僚集团或有意或无意识的抵制。有意识的抵制就是以破坏新法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是政治斗争;无意识的抵制就是特权阶级无论怎样都能从政策中找漏洞，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政策执行者，不管新法旧法，他们的利益总归是要满足的，这艘船沉不沉就再说吧。
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政策损害了文官士大夫集团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他们所记述的历史中，是以一个小人、奸臣的形象出现，一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就是因为这些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损害他们利益的措施和人一定要添油加醋地大泼脏水，彻底踩在脚下不让翻案。便如朱元璋这样的一代雄主，也难免会被士大夫们的历史“洗脑”，老朱一看见臣下提“理财”这两个字就炸毛，说“理财”都是王安石这样的大奸臣才会搞，为的就是盘剥民脂民膏，想把我大明帝国搞乱、民不聊生吗?张居正变法的时候也是频繁被骂是“当代王安石”，张居正还得再反驳里面加上一句臣绝不是王安石那样的。但其实按理说王安石为官可比张居正清廉多了。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我们再来看看取代宋朝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如何“自我毁灭”的。当少数民族贵族取代了文官集团成为了食物链顶层的“特权阶级”时，他们的表现一样不出人意料：蒙元保留了许多游牧民族“民主制”的残余，大领主们在政策尤其是继承人方面有很高的话语权，于是每次皇位空出来的时候，都会看到好几个王子打来打去，这无疑对国家的稳定是一种大大的损害。元朝九十几年换了十几个皇帝，在历史上也就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能比了。元朝不是传统的中央集权，所以到元末许多大领主都成为了地方军阀，不受朝廷节制，自然也不会出多大力气打农民军。
按理说元朝的低赋税在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徭役政策也很宽松，但无奈地方领主太残暴、文官集团太F·B，低赋税的好处也落不到老百姓头上。所谓“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恐怕只是极少数的个例。否则也不会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红巾军绝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那是真活不下去了。要是能活下去“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那就参考清朝。
朱元璋总结元朝过失：“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老朱这话要怎么理解呢，元朝法律及其宽松——不是对老百姓宽松，而是对统治阶级宽松，是对蒙古领主和文官集团宽松，宽松的法制加剧了吏治的F·B。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在封建社会那种皇权不下县的独立王国，法制再怎么宽松也宽松不到他们头上。朱元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铁腕整顿吏治恐怕是封建朝代绝无仅有的——对官员的法律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也正因此明初虽然经历了如靖难之役这样全国性的战争，但依然保持了近一百年的盛世，朱元璋对于文官集团的压制功不可没。
普遍认为，张居正变法成功了，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关于成功失败的原因百年来争论不休。我说一点我的浅薄之见，张居正变法除了没有王安石那么激进，真正的要义不在“一条鞭法”，而在“考成法”。考成法讲“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用通俗点的语言来讲考成法就是：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滚，至于你怎么才算干得好、到底用不用滚谁说了算?我，内阁首辅张居正，我是这个考成法的最终负责人。所以说张阁老就用这个考成法把整个文官集团的七寸攥在了自己手里，蛤，你想消极怠工?你想扛着红旗反红旗?你想借新法给自己敛财?不好意思，我张太岳，大明帝国的唯一独裁者，眼里可是揉不进沙子的。张居正在人事任免上和监察上独一无二的权力可是王安石没有的，这也是两次变法结局迥异的根源所在。然而张居正死后不出意外地遭到文官集团的清算，抄家、长子自杀、次子充军。历史上得罪特权阶级的人，下场基本都不怎么好，这就是强行给一群无意识的群体树立主体意识的下场。而考成法也在第一时间被废除：我们文官集团不允许出现这么牛逼的人。
明代是文官政治的巅峰，这是封建时代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发达的封建经济自然造就了强壮的士大夫阶层。朱元璋一方面借鉴前朝经验，一方面能够从底层劳动人民的视角出发，完善了一套限制文官权力的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这一措施是建立在君主本人高强度的工作和超高的政治手腕之上的，于是朱元璋死后，文官集团逐渐掌握了政治主动。建立在不信任武将勋贵集团和外戚集团的大前提下(因为文官集团再怎么样吃相也相对好看，文官也就争权夺势，武将可是懂不懂要砍人的，毕竟汉朝和唐朝的经历太惨痛，正因为放弃了武将勋贵和外戚，宋明两朝的皇帝没有一个死于非命的，也算是出于国家稳定考虑的选择)，能够制约文官集团的只有宦官集团了。
宦官集团可以看做是皇权意志的化身，当言官这一检察体制失效之后，宦官集团成为了唯一可以制约文官集团、不让这一特权阶级过度膨胀以至于炸毁整个国家的唯一手段。明朝末期，一条鞭法算是给大明续了一命，魏公公别管这个人多混蛋吧，他的税收政策真是给大明续了一命。然而魏公公这个死人妖被搞掉之后，东南士绅为基本盘的东林党全面得势，魏公公的税收政策自然也被废除了，东南的税就更收不上来了。但是东北还在跟后金打仗啊，打仗有多损国力看看美国打伊拉克、苏联打阿富汗就知道了，大明朝最富庶的一块地方税收不上来，只好靠盘剥中原、西北的农民了。加一遍辽饷，加一遍剿饷，加一遍练饷，再加上天灾，老百姓们不反也得反了。
魏公公的税收政策是恢复了万历年间的税收政策，以商税、矿税、海税为主。在明末，以文官士大夫集团为核心的高层地主阶级基本把触角伸向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许多文官的亲戚纷纷经商，或织造、或漕运、或开矿、或参与牙行、或对外贸易，基本上都是依靠了家族当官者的权势，打开经商方便之门，大致相当于我们八十年代遍布全国的“官倒”“军倒”。这一特权阶层的形成，侵蚀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权力寻租的普遍盛行让正常的生产生活难以为继，民亦穷、国亦穷，唯独富了中间的官僚士大夫阶层。
万历皇帝对于文官的尿性认识的是比较深刻的，所以他收这个税的时候是派宦官去收，也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张居正去世的时候，大明王朝国库存银700万两，这算是他留给万历最宝贵的一笔政治遗产，但随后就打了几场重要的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场战役的军费消耗大约在1300万两左右，而万历派出的太监们征税量大约在700万两左右。考虑到文官集团日渐腐朽，大明王朝的财政在没有战争的年代也只能尽力维持收支平衡，所以说靠太监们收上来的税基本上保持了一个收支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功绩。万历晚年，三大殿被雷击焚毁，就一直没修，直到天启年间才被魏公公给修好，可见万历皇帝基本都把这些钱用在军事国需上了。
就这样，万历皇帝的税收政策也遭遇了文官集团的全面抵制。一方面，反对宦官就是文官集团天生的政治正确，没有为什么，我们文官集团贪污了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理解，你太监就是天生的道德败坏，税收权让宦官掌握简直就是对文官集团天大的侮辱，正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权力让宦官集团掌握可是万万不能;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说，士绅官商阶层已经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这一特权阶层的利益是不容他人染指的，国家也不例外。于是乎，在全国普遍爆发了针对太监征税的“抗税运动”，在掌握话语权的文官集团的记载下，这是太监们横征暴敛引发了民众的反抗，但是仔细深究史料背后，不难发现这些运动都有官商士绅阶层作为幕后黑手，他们俨然已经成为了地方黑恶势力，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众多打手。最典型的是万历三十四年云南抗税运动，地方官员贺世勋、韩光大直接带人杀死负责征税的宦官杨荣和随行人员两百余人，然而这一骇人听闻的惨案的凶手最终也没有得到惩罚，毕竟别人杀士大夫那就是阴谋造反，要诛九族凌迟处死，士大夫杀别人那就是维护天理伦常。万历皇帝得知此消息后绝世三天以示抗议，但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商税、矿税基本停征。
然而万历皇帝有道德、讲情理，我们魏公公可不是这样的人：你道德败坏，魏公公比你道德还败坏，你耍手腕，魏公公手腕比你还狠。三下五除二解决了朝廷内部的东林党，各种针对官商士绅阶层的税收纷纷落实，捎带着处理了一下盘踞各地阻碍国家税收政策的黑恶势力，别管魏公公的动机怎么样，这对于国家来说确确实实是好事。当然，在东林党人的笔下，像打击地方官商勾结的大家族、大财阀，又成了魏公公“灭绝人性”的一条罪状了。所以魏公公执政几年是辽东局势最好的几年，宁远大捷、宁锦大捷、毛文龙抗金元朝这几次重要的胜利全部是在魏公公执政的那几年。无他，军饷给的足，后勤有保障咱前线的士兵真不会丢人。
结果魏公公一死，东林党全面复辟，商税、海税各种相关的税收全部废除;一些税收就算没有废除，因为权贵集团的裙带关系也无法顺利征收，例如魏公公执政时期浙江省的茶叶税每年能征收两万余两，结果东林党复辟第一年浙江省只征收了17两茶叶税，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于是朝廷的财政立刻吃紧，崇祯元年，宁远士兵以张正朝、张思顺为首，歃血为盟，欲讨回欠发的四个月薪饷，他们攻入幕府，捉了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等，向两人索钱。毕自肃表示无力支应，事实上在此之前，毕自肃曾经九次向朝廷申报欠饷，朝廷都不理会。其实毕自肃亲兄毕自严是户部尚书，主管财政，因为财政吃紧，也只能不闻不问。此时，距魏公公身死仅仅七个月，而欠饷已达四个月之久，真可谓是“立竿见影”。
东林党是东南士绅官商集团的代表，他们拿出圣人的理论，鼓吹“藏富于民”，忽悠皇帝减免各种税收，本质上来讲就是“藏富于东南权贵”，最后国家还是要用钱，还是得打仗，只能在中原、西北这些贫瘠地区的农民身上一层一层盘剥了。最后大明亡了，东南沿海还是受到了满清铁蹄的蹂躏，一些人跪下来当奴才，一些人身死国难，东南沿海的工商盛世也不复存在了，这可以看做是典型意义上的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导致全盘皆输的自我毁灭。
大明王朝文官集团最后的表演更可谓是“异彩纷呈”，李自成都打到山西了，朝堂上还在相互攻讦，这个说那个改罢免，那个说这个不堪用，还在党同伐异吵来吵去。崇祯实在是穷得都要当裤子了，让大臣们捐点钱吧，内阁首辅捐了五百两，另一位阁员哭穷，说自己是个清官，一两都捐不出来。剩下的文官有的捐几百的、有的捐几十的。崇祯一看文官靠不住，就找到皇亲国戚和勋贵，让他们捐钱，心说改朝换代文官找了个新主子还能做官，但你们跟我大明朝荣辱与共，大明要亡了你们这些个驸马啊、国丈、公爵侯爵能剩下啥啊，都到了这个关头捐点钱还不行吗?
结果呢，这些皇亲国戚和勋贵们，一个赛着一个的哭穷，有人联名上书，有人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卖(这不是打皇帝的脸么)。皇帝生气，点了名要几个勋贵捐钱，然后这些勋贵为了不捐钱贿赂皇帝身边的太监，然后太监几次加码，结果贿赂的钱比皇帝规定要交的钱都多。皇帝的老岳父——周国丈，在京郊有数万亩的庄园，在北京闹市有好几家黄金位置的门店，崇祯让他捐十万两，他只拿出来一万两。皇后都看不下去了，偷偷给了她爹五千两，意思是让他深明大义别藏着掖着了，然后周国丈“深明大义”的从皇后五千两里克扣了两千两，最后交了一万三千两给崇祯。
所以晚明时期的特权阶层，真是生动形象地给我们演示了什么叫做“大家一起拆木板”，除了“自我毁灭”这个词，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形容词了。他们就是在几百年的特权浸淫中，变得贪婪、短视、愚昧、腐朽，对于这些特权阶级来说，刘宗敏的皮鞭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连十万两都不肯出的周国丈，最后李自成从他身上拷掠出了五十二万两白银;那两个内阁大学士，每一家都乖乖的给李自成送去了几万两。最后李自成从北京各级官员和勋贵处，拷掠出来了七千万两白银，这点钱打个对折，都够打三遍“万历三大征”了。
崇祯：可拉倒吧，朕的江山已经亡了，说这些有啥用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这样的末世，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丧失了主体意志，最后剩下的就是分崩离析。多尔衮入关时，既定目标就是恢复金朝的领土，也就是达到淮河以北就知足了，毕竟满清入关不过带了十万出头的人马，多尔衮自己恐怕都没意识到这些人能够征服全中国。多铎下江南更多是一种“打草谷”的性质，总共就带了两万人，结果满清兵锋一至，江北四镇降了三镇，扬州剩下一个史可法有句MMP讲不出来。大量的汉族正规军的投降，是满清政权统一中国、剿灭农民军的最核心力量。为啥这些政府军给明朝打工的时候遇上农民军一触即溃，给满清打工了战斗力就像狗一样的嗷嗷叫了?无他，因为军饷发的足。明朝那些士大夫们，喂狗都不肯丢骨头的。
当然以投降而论，明朝政府军的水平还是比不上文官士大夫集团。剃发易服这种断子绝孙的建议就是土生土长的汉族士大夫提出来的。东林领袖、士人标杆钱谦益险些就要身死殉国、名垂青史了——如果不是因为水太凉的话。满清颁布剃发令，一时间群情激奋，钱谦益挠了挠头，说了句“头皮痒得厉害”，转头鞭子就留起来了。
在历史上，儒家道德的约束是文官特权集团最后的防线，诸如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为臣死忠，为子死孝”“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话真的是有点用的。然而像钱谦益等人的出现表明了士大夫阶层已经彻底撕破了最后的面皮，他们的堕落是永无下线的。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文官士大夫阶层早已烂在了骨里，只等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教他们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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