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文化自信运动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范仄原标题：简论文化自信运动
说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月度座谈会2017年12月由文史哲组负责，主题是“中国走出去的文化沟通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于16日举行，我作为文史哲组成员被要求发言。我撰写稿子，全文6000多字，从中压缩出15分钟的发言，3000多字，其中第三节“作为文化自信运动伴随物的文化蒙昧主义”省略不讲。现将全文发布于此，并将现场的开场语抄录于此：
“从上半场中关于《战狼2》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中国梦是美国梦的进口替代，英雄故事结构是进口的，是一样的，但英雄已经由美国人变成中国人。上半场的发言也表现出这样的特点，设计中国走出去的策略总会出现一种表达式：美国是怎么怎么做的，中国也可以怎么怎么做。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进口替代是主要的微观机制之一。看来中国走出去也必定有这样一个阶段。这可能是一种自然规律。
下半场的发言则努力回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一转回似乎直接支持了我下面的发言。”
一、建立中国崛起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本源观
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似乎存在一个从“道路自信运动”到“文化自信运动”的转变。本文对这一转变尝试做出马克思主义分析，并采用错位互文的折衷方式表述。
中共最先提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三个自信。在现实话语层面，这三个自信相互之间并不是同等价值和同等力量的。根据公开阅读和私下聊天，“道路自信”是最有力量的，无论官方和社会、左派和右派，都有相当的支持者，其核心内涵是中国崛起的事实和过程，从“中国模式论”、“中国经验论”到“中国道路论”，都引发比较充分的真实的讨论。“理论自信”是最弱的，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私下聊天看，在官方和社会都很难遇到真心相信的人。“制度自信”似有似无，或东或西，各说各的。
围绕“道路自信”发生的争论愈加激烈，“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则愈加衰弱，然而“道路自信”的制度解释和理论解释一直处于激烈争论中。这“三个自信”可以归为一个自信，即“道路自信”。围绕“道路自信”而发生的争论，可以称为“道路自信运动”。中信基金会和中信研究院就是这场“道路自信运动”的产物和构成部分。孔丹理事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相信的，组建中信基金会和中信研究院就是力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阐述中国道路。
但更多的人只是在“文化自信”提出以后才真正行动起来。“文化自信”提出以来，中国似乎已经形成一场“文化自信运动”。“文化自信”，官方正式表述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同时包含有“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含义，而在社会上“文化自信”显而易见地主要是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在实质操作层面，无论官方还是社会，都有把“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作为这场“文化自信运动”主体形式和总体形式的趋势。
如果说“理论自信”主要是对“一般自我”或“类自我”的建构，那么“文化自信”主要是对“历史自我”的建构，其形式具有鲜明的历史因袭性。“文化自信”对“理论自信”一定程度的替代，也许是诸种因素的综合产物。这些因素包括：中国的“中华民族复兴梦”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在当前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同构性;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某些因素存在相应的遮蔽需求;中国人的“自信”存在相当的有限性，等等。“文化自信”最后会不会衍生出新的“理论自信”，尚需观察。
在这场文化自信运动中，对中国道路的解释，无论制度解释和理论解释，无论官方和民间，无论左派和右派，都似乎已经找到自己的解释重点和努力方向。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政治概念的“西方”，完全转变为作为地理及其文化的概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来源，变成作为地理概念及其文化的西方来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心理地位大大降低，在少数人那里它保留一定的中介地位，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崛起的中介地位，而在更多的中国人那里，马克思主义连这个中介地位都没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崛起的本源，而且是全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些曾经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供理论说明的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正由中国传统文化提供本源性说明，大量的研究者在这一层面做出努力。比如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阶理论，首先被改造为任何阶级和任何时代都可能有的作为国家治理理论一部分的一般性先锋队理论，并与中国古代的君子理论、士大夫群体理论等结合起来。此类研究越来越多。道路自信运动和文化自信运动者合二为一，一向暧昧不明的对中国崛起的制度解释和理论解释，在“文化自信”中似乎找到了出路。
也许可以说，这场文化自信运动的内核是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源关系，即建立中国崛起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本源观。
二、将雇佣劳动型普遍性对抗关系作为教化对象的意识形态建设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必定是其所处时代以生产关系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一种反映。无论是传统文化的复兴还是新兴文化的创造，无论普适而精致的文化形式还是具体而粗浅的文化形式，都是其现实性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
也许可以说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但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目前似乎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作为自己的文化形式。至少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看作自己的文化形式。在这一文化自信运动中，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合二为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本源观不断地被建构起来。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具有多重的历史意义，其中之一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雇佣劳动普遍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认为，普遍化雇佣劳动必然存在普遍性对抗关系。如果不对产生这种普遍化雇佣关系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这样一种普遍性对抗关系就必然成为政治上的治理对象和意识形态上的教化对象。将雇佣劳动这种普遍性对抗关系作为教化对象的意识形态建设，只可能是在将雇佣关系神圣化基础上建构和强化同一性、共同性和共同体性等意识形态。在当前的世界结构中，这种意识形态最大的现实形式是“民族”和“民族主义”，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只能说是这种意识形态最大的理想形式。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崛起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本源观，在当前至少具有三重意义。第一，“中华民族”的同一性、共同性和共同体性等意识形态功能得到极大凸显和张扬。鲁迅意义上的“从来如此”逆转为正面的建构意义。第二，社会主义概念的同一性、共同性和共同体性等意识形态功能通过中国古代“大同”等观念得到扩张，并在社会主义概念中取得绝对性地位。第三，在分配正义基础上增加文化正义，其同一性、共同性和共同体性等意识形态功能出现成倍增强效应，大量的对传统文化认同的文化人会投入到这一意识形态建设中，这是一种巨大的说服机制。比意识形态更加细微的话语政治建设，主要是建立能指的同一性对所指的对抗性的主导能力，最大化地发挥能指的同一性的政治功能，而所指的对抗性被限定在消极的揭示性预防功能上。
三、作为文化自信运动伴随物的文化蒙昧主义
在将雇佣劳动这种普遍性对抗关系作为政治治理对象和作为意识形态教化对象的前提下，“文化自信”是个好东西，但往前走半步，就会堕落成文化蒙昧主义。自从“文化自信”在中国成为一种思潮以来，文化蒙昧主义随即盛行。这两者的并行难以避免，我们既不能对这种现象过于大意，也不必要过于恐慌。理论工作者需要这种并行现象揭示清楚，把文化自信推向深入，但不要以为自己的理论揭示就能终结文化蒙昧主义，而治理者则需要把握好这种并行现象。文化蒙昧主义在文化自信运动中固然具有强化自信的直接功效，但也会直接遮蔽真实的经验和风险。
“文化自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两层含义，伴随而来的文化蒙昧主义也在这两个层面上都有体现。它们似乎共有一种错误的思维方法，我在《中国梦的美国分析和美国梦的中国分析》一文(此文可点击进去)中曾称之为“具象抽象倒错比较法”：
“人们一旦对某个具体对象特别认同，一般会从中归纳出抽象原理论证自己认同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大多建立于认同对象在抽象原理中对其他对象的胜出上。事实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是因为对这抽象原理有反思性认同而做出理性选择，而是因为首先对对象的认同。‘胜出’认知也不一定是建立在将抽象原理准确施用于其他对象的基础之上，而往往是因为其他对象的具象与抽象原理的直接不一致。人最终是生活在具象中，也最终是具象在对人发挥机制性作用。在比较中引入抽象原理，固然是出于自我意识统一性的需要，但常常因为缺乏适当的清明而将人们置于具象与抽象的比较错乱中。”
在最近的各种比较研究中，这种倒错比较法比较常见。比如文明国家论对民族国家论、选贤举能论对民主选举论、政道思维论对政体思维论、天命革命论对政治革命论，等等。至于希腊伪史论一类则属于不入流的文化蒙昧主义。
四、文化自信运动的世界历史意义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化自信”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密切相关。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方案，就没有“文化自信”可言，或者说“文化自信”就会成为虚假的，而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就必须能够解决当代世界问题，为它将去的地方解决问题，而不只是提供意识形态功能。不能解决即将所去的地方的问题，中国文化就走不出去。世界各地的问题千差万别，中国文化为所有地方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这些地方也不可能要求中国文化具有这样一种功能。中国文化为未来一个时期的世界提供总体方案和总方法论是必要的。
首先是必须为未来一个时期的世界提供普遍可接受的、为各地提供新可能的全球史观。目前世界上流行的世界史观，基本上是西欧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他们确立“文艺复兴”这一断代概念，以此为中介，建立此前的古代史观和此后的现代史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以文艺复兴为枢纽的世界史观，虽然发生细微的甚至巨大的变化，但基本结构和框架是一致的。这是一个以个人理性、科学理性和世界理性等为核心理念的世界史观。西欧，特别是英美，以这种世界观为基础，搭建由百科全书、辞书、教科书及现代教育、现代传媒等组成的世界性通用的话语体系，为世界各国工业化提供相应的知识体系、思维体系和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要有自信的走出去，就必须建构以自身为基础的、可以被认可的全球史观。如果说西方提供的世界史观，是以均势为基础，以均势观念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观，那么在全球愈来愈一体化的时代，中国提供的必须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全球史观，以激活中国古典的和而不同的大一统政治观，确立以综合为体，以分析为用的思维方式。
“文艺复兴”，被19世纪西欧确立为“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这也是19世纪西方人自我认知的一个溯源。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三百年中，西欧以外的欧亚大陆大多数地区正在努力建构多民族多宗教政治体的治理体系，这一努力最后被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摧毁。工业革命过去两百多年里，全球开始演变成一个或多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政治体。我们也许需要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发现“世界的政治性和人的政治性”，并以此为中介确立中国古典世界的“世界的政治性和人的政治性”，及未来世界的“世界的政治性和人的政治性”。世界的政治性和人的政治性，就是和而不同的大一统政治。这也许是建立中国崛起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本源观的第四重意义。如果说此前的三重意义是消极的，那么第四重意义是积极的，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崛起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本源观的双重性。
其次，我们需要提供一个具有统摄力的政治观。如果说西方以“文艺复兴”激活古希腊古罗马的理性观，我们需要激活中国古典的政治观，那么我们的政治观必须是以一种统一体的方式统摄这两个传统。一党执政体制与多党竞选体制，由于被西方人论述为专制与民主的区别，不少中国人开始对民主观念进行贬斥，甚至百般嘲弄。中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可谓费尽心机，比如提出中国选贤举能体制对西方民主体制的优越性，比如中国政道思维对西方政体思维的优越性。然而，与其说民主是古希腊古罗马的产物，不如说是现代个体生产力发达的产物。无论古典的民主政体概念，还是现代的民主政体概念，都首先是阶级性概念，然后是组织性概念。而一党体制和多党体制，都首先是组织性概念，然后是阶级性概念。
中共中央在市场决定性地位原则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无疑是在不动摇市场决定性地位的前提下努力建构作为政治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什么是政治社会形态?顾名思义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对社会的某种建构性。在中国以“封建”概念为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封建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社会形态，而在中国古典话语中，“封建”只是与“郡县”相对的处理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社会权力关系的一种政治社会形态。这种政治社会形态的关键在于，政治的相对独立性主要来源于相应的土地所有制、战略性生产资料控制权及官僚组织在来源、组成和财政上的相对自主性。
作为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在市场决定性地位原则前提下，被改造为作为政治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以拯救和发展资源配置的市场体制。以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看，多党体制与一党体制之争，封建与郡县之争，它们几乎完全是一个层级的问题。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封建”“郡县”之争已经演变成今天的“一党体制”“多党体制”之争。也就是说，无论多党体制与一党体制，都存在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在这两种不同体制下是很不一样的，其讨论和建设的进路也是很不一样的。因此，一党执政体制条件下的人民民主依然是未完成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的文化自信就可能成为笑柄。
第三，是如何应对新生产力的挑战。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也是最保守的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可谓是生产力保守性的一种表现，但生产力的革命性依然随时都会爆发摧毁性作用。目前可能的生产力革命虽然被各种话语包装得天花乱坠，但在我看来，“从生产力角度描述是自动生产的一体化和智能化，从生产关系角度描述是既有劳动与生产的分离”。目前最热的话题之一是哪些行业和职业会消失，而新的行业和职业如何产生无人知晓。原来西方流行的“第三产业——服务业”观念，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应该说已经破产。我在《世界文明演进规则简论》一文(此文可点击进去)指出，“通过不断地创新和创业，在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时代，科研产业化本身会成为一个巨大母体，从自身分化出无数的新兴产业，将此前的产业人群乾坤大挪移到这些新兴产业上来，成为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运用机器进行研究的实验室如何分化出无数的新兴产业，需要相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或经济学理论对社会实践和公共政策提供总的指导。中国崛起正好处于人类历史的这一关口，如果在这一方面不能做出相应的理论贡献，我们的文化自信就可能会化为乌有。
经过电商对深度统一市场的促进、供给侧改革和一刀切的高压式绿色发展理念，独立积累型中小资本将大部分被摧毁，从而形成中小资本对大资本的全面依附，确立大资本的统治地位，此后的中小资本将通过借贷和融资等作为大资本的衍生物而存在，成为被大资本雇佣的中小资本家。这样的一种社会经济总结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属于典型的金融资本主义结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资本型总经济结构。当前的金融资本型总经济结构，基本上可以视为一种以资本信用为开端，以股份资本为结果的经济过程。这样一种经济过程在西方已经持续一个世纪。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的分册设想，如果不被社会主义革命打断，作为结果的股份资本就会转变为作为开端的股份资本，从而推动金融资本主义进入股份资本主义，从而在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时代新兴产业形成过程中更好地解决创业偏好、创新偏好、就业偏好和投资偏好等的总体平衡关系。
总之，这场文化自信运动虽然起源于建构中国崛起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本源观，但不能止于此，而应赋予全球社会崭新的时代内容。崭新的时代内容包括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从金融资本主义向股份资本主义转变、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全球政治体治理等。只有最终能够开创全球社会这些崭新时代内容的文化自信运动，才可能是世界历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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