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染的载体
复原汉晋纐缬绢裙
布匹是扎染的载体，没有纺织也就没有布帛、丝锦，没有了诸如此类的载体，也就不可能有在载体上的任何涂染的美术工艺。
我国纺织的历史从现存的史料看，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或西周。在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都曾发现过不少玉蚕，说明当时人们对蚕桑的重视。到了春秋战国，丝织工艺进步很快，从现有发掘出来的实物和文献资料上看，当时的丝织品种类繁多，图案精美。及至汉代，丝织品和染织技法有了长足的进步，品类已可分为绵、绫、绮、罗、纱、练、纨绢、绨、缎等十数个类别。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中原地区以临淄、襄邑等地为主的丝织生产中心。
我国传统社会以男耕女织的基本经济形态形成之后不太长的时期，社会思潮中便出现了对“织女”的崇拜。汉代画像石星像图中就有“织女”的美丽形象。西汉长安昆明池畔也发现了“织女”的石雕像。这些文物中的“织女”，也就是我国民间无数从事纺织、刺绣、缝纫等手工艺劳动生产的妇女的神化形象。
西晋绞缬上襦
在古代文献中也有许多纺织生产劳动的记述和描绘。比如《墨子·辞过》：“女工作文采”，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织女的劳动已经不仅只是纺织布帛，而且在布帛、丝织上“作文采”了。孟郊《织妇词》说：“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生动地描绘了织女们艰辛的劳作；王建《织锦曲》写道：“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一梭声尽重一梭，玉腕不停罗袖卷。”描绘了织女的心灵手巧的纺织劳动。正是她们夜以继日的劳动，创造出举世闻名的中国纺织、织染的精品。
古代织女们进行纺织的原始织机是什么模样？我想，大致就是文献上说的“踞织机”。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了汉代铜贮贝器，它的盖上有从事纺织的雕铸人物，从画面上看，这种原始的踞织机是手脚并用的。又从出土的汉代锦绮实物上看，当时的织机已经可以斜织和提花了。东汉王逸《机织赋》：“纤纤静女，经之络之”，“动摇多容，俯仰生姿”，是对织女劳作的精彩描绘。正是她们的辛勤劳作，织就了“方圆绮错，极妙穷奇，虫禽品兽，物有其宜”的精美纺织品。
汉代铜贝器出土地的晋宁属滇池区域。当时滇池区域已有河蛮部族（西南夷中的一个强大部族。河蛮后来分为白蛮、乌蛮两支部落，分别是白族和彝族的先民）居住，我们有理由推断：在汉代，地处边陲的云南纺织工艺已经相当发达，其中必定有河蛮的纺织品，也就是说，必定有白族、彝族先民们的纺织品。
在云南元谋大敦子，洱海及金沙江流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发掘出大量四、五千年前原始的石质、陶质纺轮、纺锤等工具，证明了新石器时期云南已经有了纺织生产这更进一步说明，当时不但有了棉、毛、麻等织物，并且能利用天然染料，印染出白叠花布。可见南诏、大理国的纺织技术已与中原不相上下了。
又据《滇志》记载，云南丝蚕生产也很发达。赵州（现大理市凤仪镇及其周边地域）丝是遐迩闻名的，汉时就有赵州丝出口到掸国（缅甸古称）、身毒的历史。南诏时期，洱海区域就生产出著名的“红布”，鹤庆也有“井口布”出口的记载
复原古代扎染布料
《前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说：“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得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毒身国……”大夏人所说的“贾”，很可能就有西南夷，即我国西南边陲的土著、商人、马帮。因为，早在北方丝绸之路开辟前的几百年，西南夷就通过数百年艰辛，以叶榆（现大理古城）为起点开辟出了一条秘密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通过这条密道，西南夷早就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有了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张骞听说的“蜀贾”、“蜀布”，我怀疑有误。一、也许大夏人不太能识别我国商贾的籍贯、口音，随意说成是“蜀”人“蜀”布。张骞当时并未到过云南（张骞是从大夏沿北方丝绸之路返回长安后，向汉武帝奏报他的见闻，受汉武帝派遣才到云南来探查西南夷的秘密通道的），当时他即使见到了西南夷运到大夏的商货，也未必能够认出哪些是云南的商品。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商贾运去的商品中必有产于云南白族的布帛、丝绸，这是毋庸置疑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作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叶榆、永昌的民间纺织业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和产量。这就为大理白族先民的扎染染织奠定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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