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1号 发表于 2020-1-17 17:41:09

超凡入俗普救寺(永济)

小时候去过普救寺,留在记忆中的就是碎瓦颓垣、荒草枯木。一座寂寞的古塔俯视着一线黄河,三座佛洞积满柴草杂什。印象中似乎还有一位老人住在窑洞里,也不知是僧是道,拟或是乞讨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普救寺重建启动,历时数年。寺院竣工后,我曾多次参观过。后来因工作关系,我走过国内外不少地方,看过许多庙宇寺观、圣坛道院,有了比较的基础和参照物。作为认识事物一种便捷方法, 比较能更好的认识个体的特征。比较来比较去,结论是:家乡的普救寺虽然规模不大,历史不是最长,且居于一隅,但别具一格,魅力无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光彩将会更加璀璨耀目。
一、先声夺人看山门
乍看,普救寺的山门并无凸显之处。环视一下,就会发现山门前的广场很宽阔。但实际上广场并不大,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皆因广场一侧是突兀如削的土丘,一侧是巍然高耸的寺院,另一侧则是一条宽广笔直的大道直通蒲州城遗址。人的视觉往往随参照物的不同而变化。小中见大、窄中有宽,山门广场又提供了一个美学例证。

更令人称奇的是一座正对山门的影壁墙,壁上有前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写的普救寺三个大字,字高数米,题款日期1994年1月31日。曾询问有关人士,为何不将主席的题词作为匾额悬挂正门。答曰,山门匾额是原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所题,两旁的楹联“普愿天下有情,都成菩提眷属”亦出自赵老之手。赵题词在先,江题词在后。故以维持原状为好。我笑称,有一定道理,但难说服我。 更换题词的例子数不胜数。灵隐寺匾额系江泽民所题,此前该寺亦有匾额。中国民航用邓小平的题字替换了周恩来的题字,北京大学则用毛泽东的字替代原匾额。另外,中国文化传统也是尊者居首,物以尊者名。比如,参观少林寺,导游会告诉匾额是康熙的字,承德避暑山庄是某某的字。普救寺有这么好的资源,不加利用,实在可惜。多年之后,后人可能不会知道赵朴初,但一提到寺名是国家主席所题,其感受就会有所不同,既是评品书法亦是一件趣事。

赵朴初的楹联也蛮有特色,亦佛亦俗。既有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祝福,也有愿天下人眷顾佛门的祈愿。他并非要求众人都皈依佛门,而是希望大家以菩提为念,慈悲为怀。如要评说切题,赵老的题词真正照顾到各个方面,尤其是隐喻那传唱百代的《西厢记》。
二、借势构筑巧布局
中国的佛教寺院布局一般有两种,早期的以塔为中心,随唐以后以殿为中心。前期寺院布局源于印度佛教观念,大塔高耸,形象突出,成为构图主体。僧人们活动多环塔进行。隋唐以后,中心塔式佛寺逐渐减少,用于宣讲义理的大殿和讲堂就自然成了寺院的中心。而普救寺的布局则是多个中心。细数起来,西轴上有莺莺塔、大雄宝殿和梨花深院;中轴上有土窑式的菩萨洞。大雄宝殿内供着三尊石佛。这三尊石佛皆为立姿,其中释迦牟尼佛像高三点九米,均是八十年代修复普救寺时在塔后三十三米处出土的。从佛像的艺术风格看, 应属南北朝时期的作品。据说,另外两尊佛像出土时没有头,现今的佛像头部是后加上去的。塔院的西侧建一小亭,亭前有一击蛙石,敲击一下会有数声蛙鸣。听蛙亭拉近了古今距离,使得庄重的莺莺古塔显现出一种亲切亲和的形象。

见过的佛寺大多以中轴线展开,由山门始,多个殿堂院落依次递进。也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轴线的,但多以中轴为主线。而普救寺的建筑布局则为上中下三层台,东中西三轴线。西轴为唐代,中轴为宋金两代,东轴为明清形制。 西轴线是主,轴线上有大钟楼、塔院回廊、莺莺塔、大雄宝殿、梨花深院;中轴线上有天王殿、菩萨洞、弥陀殿、罗汉堂、十王堂、藏经阁;东轴线上有前门、僧舍、枯木堂、正法堂、斋堂、香积厨等。从塬下到塬上,殿坛楼阁,亭榭塔园, 逐级升高,逐一展开,给人以雄厚庄严,一步一景之感。
    此外,寺内还建有一些与《西厢记》故事密切关联的庭院,如张生借宿的“西轩”,崔莺莺一家寄居的“梨花深院”,白马解围之后张生移居的“书斋院”等 。寺后是一地势高低起伏,花木扶苏的小花园。园内有假山、双亭,荷池、 曲径、鹊桥,亭桥相接,曲径通幽 。莺莺的“拜月台”掩映在青松修竹之间。

总体上看,普救寺的布局依山借势,把对称的建筑置于非对称的场地上,并巧妙地利用了地势的高差,使人们在寺内行走时看到的都是和谐而富有节奏的景观。在一个面积有限的范围内,安排出一幅巧夺天工、移步换景的建筑群。试设想,如把塔建在传统的中轴线上或以东为上的轴线上,人们的视野将受到限制,可能看不到一线黄河绕蒲州的景观,也听不到人们津津乐道的“普救蟾声”了。
三、千古绝唱《西厢记》
在我国,地以人名,地以诗名的故事太多了。岳阳楼之所以出名,是由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类似的还有江西的滕王阁、武汉的黄鹤楼 ,黄州赤壁,家乡蒲州的鹳雀楼等。 这些些楼、阁、石、无论改朝换代,无论兵祸天灾, 始终都充满着活力,都是万人仰止、名重千古。后人到此,除了观景,更多的是感受绵延不断的鲜活的历史。但因一出戏曲而使一座寺院天下扬名的则非普救寺莫属。王实甫的《西厢记》成就了普救寺,佛心慈悲也借西厢之风吹进寻常百姓之家。毫不夸张的说,没有王西厢,便没有普救寺的今日的香火鼎盛、梵歌绕梁。普救寺可能有盛有衰,但只要《西厢记》唱下去,普救寺的薪火便会永远传承下去。

《西厢记》的故事脱胎于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即《会真记》),经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的戏曲杂剧《西厢记》, 历时数百年。王西厢从根本上颠覆了元稹的初衷,塑造了反抗封建礼教、歌颂男女爱情的典型形象,发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公开宣言。

王西厢的故事梗概是:唐贞元年间,崔相国夫人偕天姿国色的女儿莺莺和丫环红娘返乡路经普救寺,借居寺内的梨花小院。河南书生张珙赴京赶考,游寺邂逅莺莺,二人一见钟情。 孙飞虎率兵五千将寺院围困,声言交出莺莺才肯退兵。崔夫人情急许诺:能退贼兵者,以娇女相许。张生应诺,请来好友白马将军,杀退贼兵。张生、莺莺两情相依,花园幽会,吟诗鸣心。红娘奔走传简,成就一双恋人。 事发,夫人责审红娘,一怒“悔婚”,立逼张生赴京赶考:功名不成,休想完婚!一双苦人儿洒泪惜别。后张生高中,有情人终结鸾俦。

对王实甫的主题变更,后世文人颇有微词,认为把一出悲剧变成了喜剧,失去了悲剧的震撼力。其实,戏剧的高下并不在于是悲剧还是喜剧。王西厢的大团圆结局反映了人们追求美好的强烈愿望。主人公对爱情的炽热追求,影响了无数痴男痴女。《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林黛玉偷看《西厢记》,为莺张的执着所折服,在大观园里演出一曲缠缠绵绵凄美的爱情故事。甚至薛宝琴也搞出一首隐喻人物命运的《蒲东寺怀古》:小红骨贱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

《西厢记》催生出西厢文化和西厢学。由《西厢记》衍生出的“红娘精神”更为人们津津乐道,同时,佛义的世俗化也与时俱进了。普救寺每年一度的“世界情侣节”使得西厢文化打上了世俗和时代的印迹。每年的情侣节期间,普救寺人如潮涌,观者如堵。清晨,情侣们在普救寺的广场前分别讲述相爱时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然后面朝中条山宣读“爱情誓言”,表达自己忠于爱情,建设美好家庭的良好心愿。夜晚,情侣们牵手漫步在小花园内,拜月亭前,在洞房红灯的灯影摇曳中,感受着历史的温馨和月夜的浪漫,低声细语,筹谋远景。

普救寺虽有几个中心,但只要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寺院的游览中心其实是梨花小院。那里是游人留影、议论、驻足时间最长的地方。普救寺有别于其他寺院的地方可能就在于这个小院以及围绕小院发生的感人的爱情故事。

梨花小院是一座具有我国北方民俗特点的三合小院,坐北朝南,南设院门。院内北房三间为老夫人的居室,室内右卧室、中堂、左佛堂;西厢房三间,为莺莺和红娘的居室。东厢房三间为莺莺弟欢郎的居室。 古朴玲珑的垂花门上悬挂着“梨花深院”的匾额 ,两旁书写有“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楹联 。 《西厢记》中“请宴”、“赖婚”、“逾垣”、“拷红”等戏,皆发生于此区区小院之中。

说实在的,把王实甫笔下的西厢具象化总与想象中的西厢有一定的差距。比如,院内的影壁上书写的“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诗句就有时空颠倒之嫌。如能变照壁为假山竹丛,可能更合适一点,夜风摇竹,也可为莺张幽会提供些遮掩。再如,西厢似应再大一点,那么小的空间如何能使幽会得以成行。稍有动静,便会为崔母所知,何必还要欢郎说破。张生逾墙处,也是游人品头论足的地点。“门掩着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恨天不与人行方便”,由此推想,张生跳的的墙也要比眼前的高点。

普救寺是幸运的,一曲《西厢记》令其名垂千古,弥久愈新。
四、佛心眷顾有情人
王实甫的《西厢记》的故事定位在唐代于史有据。

唐代是佛教盛行的年代,也是佛教日益走向本土化的重要阶段。佛教的中国化基本上成型于这一时期。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教规简化易行,教义简明易懂。另一个标志则是寺院不再是凡人莫入的禁地。唐时一些文人、官宦、进香的男女都可借宿寺院。僧、士、官来往司空见惯。亦诗亦禅者大有人在。诗人们苦吟入禅,诗禅相依。王维的诗飘逸隽永,禅味十足。贾岛文场失意,便出家为僧,后来又还俗及第,但仍住僧院。

文人借宿寺院亦非个别。许多进京赶考的穷士子也常下榻寺院,省点食宿费。王播寄宿扬州惠照寺木兰院。可能是逗留时日长点,和尚也烦他了,搞了个饭后敲钟,让王播扑空而吃不上饭。王播高中后,重游旧地,众僧赶忙将他旧日壁上的题诗用碧纱笼罩,以示敬重。王感慨万端,写下一首讥讽世间炎凉的诗:“上堂已了各西东,可怜阇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可见,张生以“旅邸冗杂,早晚难以温习经世”要求借宿并非唐突,而是一举两得的做法,既可靠近莺莺的梨花小院,又可以借温习之名遮人耳目。同样,允许崔氏母女小住寺院也是佛门亲近官家、亲近百姓的善举。普救寺留宿应是当时寺院的一个普遍行为。

王实甫可能礼佛。在他的笔下,佛的大慈大悲展露得淋漓尽致。

剧中塑造了特殊的寺院长老的形象。普救寺法本长老是普救寺方丈,他为人慈悲善良,乐于助人,是一位标准的高僧。崔老夫人在护送崔相国灵柩回乡途中,在普救寺暂住做道场,法本长老给予了热情的接待;与他素不相识的书生张珙请求在普救寺借住,以便一门心思复习备考时,他也热情地答应了他的要求,甚至对张的过分要求也不拒绝 :“也不要香积厨,枯木堂。远著南轩,离著东墙,靠著西厢。近主廊,过耳房,都皆停当”。在得知张生与崔莺莺的恋情之后,他非但没有赶走张生,而且还为这对有情人提供方便。在贼兵孙飞虎包围普救寺,欲霸占崔莺莺为妻之时,法本长老亲到寺外与孙飞虎谈判,提出宽限时日。在张生与崔莺莺“长亭送别”之时,法本长老为他们设宴送别,表现出一位长者的慈爱之心。后来,法本长老得知张生得中状元后,并不存在郑恒所谣传的张生招亲之事,劝说崔夫人成全这对有情人的婚事。

剧中另一僧人远明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舍身送信,搬来救兵。远明的戏份不多,但形象鲜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佛教世俗化的趋势。他的“我经文也不会谈,逃禅也懒去参;别的都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只会斋得饱也只向那僧房胡渰,哪里怕焚烧了兜率伽蓝。则为那善文能武人千里,凭着这济困扶危书一缄,有勇无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禅宗顿悟精髓。远明是佛门豪杰,其侠肝义胆、见义勇为的举动,即使古贤今人也不得不钦佩。

《西厢记》僧人形象令佛门生辉,把“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教义演绎地真真切切。而这一切也没有须臾离开普救寺这个大舞台。从来佛寺不言情,唯有普救有新篇。一寺一戏,互为依托,一佛一情,相得益彰。普救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光华 ,与《西厢记》在戏剧史上的光华一样,双星璀璨,将永远不会泯灭。

游览普救寺,最宜在深秋。站在峨眉塬上,抚摸巍巍古塔,远眺如练黄河,放眼中条山间的柿林,《西厢记》的情景会再度呈现眼前:“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得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思逐野云飞,梦回大唐月,唱不完的《西厢记》,游不尽的普救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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