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杜任之
杜任之(1905~1988),原名勤职,又名杜力,力夫,曾用力戈、了然、当然笔名。今运城市万荣县城关镇七庄村人,幼年在曲沃县高小念书,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曾佩戴“不娶小脚女人”的布条,走街串巷,被传为美谈。杜任之民国15年(1926)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毕业,考入复旦大学。16年(1927)8月,进上海劳动大学。在“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时,于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受组织派遣到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和兵暴工作。18年(1929),到德国留学。
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同盟”,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确立了革命人生观并加入德国共产党,积极进行反法西斯活动。
杜任之21年(1932)夏,以反帝同盟成员的资格参加了在荷兰举行的“世界反战大会”。次年春在德国受到法西斯主义分子的盘查,离开德国到英国,并接受伦敦“反帝同盟总部”指示,回国策动抗日。
杜任之22年(1933)10月,被上海反帝同盟总部派到山西策动阎锡山抗日,通过留德同学的介绍,取得了“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兼山西大学讲师的公开职务。在太原多次向青年会和一些学校报告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为了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联络进步知识分子,组织了“中外语文学会”,出版了《中外论坛》,介绍国外革命理论,发起组织“西北剧社”,出版《文艺舞台》,撰写了《生活动力》一书和《争取民族的生存与文艺应有的动向》等论文,鼓励青年走革命道路。
杜任之25年(1936),杜任之和一些进步人士发起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被选为临时执委会委员,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在担任《突击》刊物主编时,编发了“西安事变专号”,撰写了《对内团结,对外抗日》等文章。同年秋,领导组建了“太原新生剧院”,编演国防戏剧,宣传抗日救国。
七七事变后,一些旧县长面对日军的进攻,纷纷逃亡辞职;杜任之为组织民众抗日,自告奋勇出任太谷抗日县长兼周围五县政治指导员;并请八路军教官训练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开展抗日游击战。
“晋西事变”前后,杜任之接受党的指示担任中共晋西特别组组长,与其他同志努力保护营救了许多遭受迫害的进步青年和地下工作者。
民国26年(1937)11月,太原沦陷,杜任之到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务主任,边教学边宣传抗日,动员许多青年到延安学习。杜任之编写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抗大被刘伯承指定为教学参考书。
民国28年(1939),国民党掀起第一次**高潮,杜任之把蒋介石发给阎锡山的消灭共产党的三个文件之一转送延安,印成《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广为散发,揭露了蒋阎的**阴谋,并不断向党提供阎锡山的机密情报。
民国29年至31年(1940~1942)春,国民党掀起第二次**高潮,杜任之和八路军驻二战区代表王世英,互相策应,分进合击,向阎锡山力陈“团结抗战”,与**倒退的利弊,终于使阎锡山“严守中立”,不敢妄动。太平洋战争爆发,阎锡山在日军的诱惑和压力下准备投降。杜任之与其他人一起组织力量,用“对日寇实行经济战”等各种办法阻止阎锡山投降。有人向阎告密,说杜任之“瓦解军队”、“企图组织兵变”等,被阎软禁10个月,险遭杀害。软禁解除后,任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
抗战胜利后,杜任之在山大边教学边联络进步教师和学生开展民主运动。
民国36年(1947)杜任之参加了民盟,参与筹建民盟太原秘密支部,和领导太原文教届掀起的“反饥饿罢教运动”、
民国37年(1948)7月,杜任之为了避免阎锡山的迫害,受中共指示秘密到北平搞民主运动,利用和傅作义的私人关系积极参与和平解放北平工作。北平解放后,代表山西省民盟参加民盟总部“临工会”工作,任民盟总部宣传委员、民盟北平支部宣传组组长,代表北平民盟支部参加市政协会议,担任大会副秘书长。
民国38年(1949)9月,杜任之从北平回到太原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不久被聘为山西财经学院院长。1953年,任山西省商业厅厅长。
1956年7月,杜任之调任北京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
1958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杜任之直言敢谏,撰写了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论文,同时创办并主编《哲学译丛》,翻译一些国外的重要哲学论著。
“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坐牢六年半,在狱中以一个中共党员的气节,据理驳斥了强加给杜任之的一切不实之词。粉碎“四人帮”后,历任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届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
1978年5月在全国政协文化组会议上,积极提出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同志平反的建议。杜任之不顾年老多病,积极从事科研工作,提议和参与筹建社会学研究所和政治学研究所,并担任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和政治学研究会副会长。
杜任之一生多有著述,主要述著有《孔子思想体系精华》(合作)、《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点》、《论主观能动性》、《全面开展社会学研究、为社会主义服务》、《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和批判方法论问题》,主编了两卷本《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编译了《分析的时代》。
1984年后,杜任之将自己的藏书3000余册赠送给万荣县图书馆,并多次赠款支援老战友遗属和家乡建设。
杜任之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为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
1986年6月18日在遗嘱中写道:“我的遗体可供医学机关或者医院作为病理解剖研究之用,骨骼可通过我原籍万荣县委赠送万荣城关中学制成整幅标本,作生理教学使用”。
1988年11月27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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