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坛圣手——蒲剧艺苑大师墨遗萍
1949年12月，蒲州梆子人员参加山西省文代会在太原留念。前排左起：张庆奎、墨遗萍、杨虎山。二排左起：筱嫒娜、原月仙、曹金凤、宽城。三排左起：琴娃、运生、郭进才。
墨遗萍，原名李毓泉，笔名云外天，河津市小梁乡南原村人。他生于1909年，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延安中央党校第一期学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墨遗萍任山西省剧协副主席、蒲剧学社社长、文教厅创作组组长兼文艺丛书社主任，原晋南蒲剧院副院长，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艺术顾问。
□姚俊虎
献身革命不彷徨
墨遗萍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李洪辰为清末名儒，为人诚笃，乐施好善，在乡间深得人心。墨遗萍上小学时就崇拜历代名人，熟读四书五经，尤以战国名家墨子学说为最。他视墨子“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为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等理念为座右铭，青年时期就以墨为姓，更名遗萍，寓“才高志远、洁身自好”之意。
1923年年末，墨遗萍在家乡读高小时，受河津早期中共党员邓国栋及《响导报》等宣传马列主义读物影响，面对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之社会现实，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高小毕业后，他与进步人士联合创办了“新我学术社”，积极宣传革命理念。
1930年，墨遗萍经“辛亥革命”老人景梅九先生引荐，与运城地下党负责人阎子祥、姚晋太取得了联系，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翌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墨遗萍带领革命群众捣毁了贪污腐败、热衷于宣传“曲线救国”的国民党河津县党部，并成立了“民众抗日联合会”。
1933年，墨遗萍身份暴露，成为敌人追捕的“共党要犯”，地下党负责人让他转移到陕西宜川第一高小教书，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5年，墨遗萍来到延安甘泉一带。同年10月，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后到达陕北。墨遗萍在延安再次入党后，被组织安排到陕西省委机关，做宣传组织工作。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墨遗萍在延安与艾思奇等同志筹备边区文协，领导战地服务团（亦称二大队）在陕北巡回演出。其间，他与柯仲平、马建翎等同志创建了“民众剧团”（又称戏剧研究所），带领文艺工作者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9年年末，墨遗萍调任怀庆专署秘书兼二科科长，一手创办了《函友》周刊，受到延安各界的广泛欢迎，谢觉哉、周扬等曾为刊物写过不少文章。有一天，他在送报途中巧遇毛主席，赶忙呈上新出版的刊物。毛主席高兴地对他说：“《函友》办得好啊！我很爱看这类小报……你们辛苦了，回去请代我向办报的同志们问好！”
耕耘梨园意悠长
1941年冬，墨遗萍调任陇东粮食调剂处处长。不久后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他因宜川教学经历，受到康生领导的“鉴定组”怀疑。在接受“甄别”期间，他积极参加业余剧团活动，既是编导，又为演员，原中国剧协副主席姜炳泰，就与墨遗萍合演过《河神娶妻》，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曾出席观看。后来推出的《正气图》《洪承畴》等剧目，均为墨遗萍那个时期的佳作。
1944年年初，毛主席指示对在整风运动中搞过头的同志一律平反，墨遗萍奉调延南区合作社领导剧团。这一阶段，他创作的剧目有：《天河配》《张凤娇》《满天飞》《岢岚县》《棠棣之花》《是谁之罪》《龙女牧羊》《青天县》《柜中缘》《清官轶闻》等。其中部分剧目，后来被编入华北人民戏剧丛书。
1946年8月，墨遗萍来到太岳解放区担任剧协主任兼《太岳文化》杂志编辑。在这里，他与著名作家赵树理成了好朋友。墨遗萍向赵树理介绍了许多历史传说和戏剧轶闻，而且边说边唱，还附带演员动作，到了滑稽之处，墨遗萍一本正经，反惹得赵树理开怀大笑，夸赞他“是北路梆子的大行家，南路戏里的全把式”！
1949年7月，墨遗萍到北京出席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同年12月，他参加了山西省第一次文代会，被推举为“蒲州梆子首领”，后来担任山西省剧协副主席，创办了山西蒲剧学社并任社长。翌年春，他获任省文教厅创作组组长兼省文艺丛书社主任，并筹办了省蒲剧学社直属剧团（又名省蒲剧实验团），后成为大众蒲剧团。
有一次，在省艺干校编导班为学员讲课时，墨遗萍用“一江春水向东流，大雨催得浪花稠。怒火狂卷江心处，金波未已船到头”七言诗，把文艺编导从开头——发展——高潮——结局，以及舞台表演起、承、转、合之间的连接手法，表述得一清二楚，给人以高潮迭起、出神入化之感。
1952年，墨遗萍被调往山西大学任副教授。其后，他在授课之余，认真研究古代戏剧，进一步丰富了戏剧创作理论。
1956年春夏之交，墨遗萍到北京《剧本》月刊任编辑。当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影响下，戏路拓宽了，剧目开放了。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有人提出编导在剧词中尽量少用老百姓听不太懂的古诗文言，改掉较为烦琐的封建礼仪，墨遗萍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传统剧目多年形成的艺术风格，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剧本就是一部好书，一段唱词恰如一首妙诗，可以帮助人们学习文化知识，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素质，决不能因噎废食，顾此失彼。
1956年年末，为落实党中央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政策，墨遗萍奉命回到临汾。他很快组织了专家团队，对全区戏剧舞台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摸底。他还把冯三狗、王存才、董银午、杨老六等著名老艺人请来，在倾听大家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给原文化部的领导写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推动地方戏剧发展》的专题报告，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赞许。
标新立异树新风
1958年，墨遗萍到新成立的晋南蒲剧院任副院长，对戏曲创作研究和传统剧目的发展方向更为明确，不仅带头提出了“尊重历史，不弃主题，标新立异，弘扬正气”的创作要素，还极力提倡以新作品、新人物、新形象拓宽蒲剧舞台。他对蒲剧音乐、唱腔改革和导演手法、表演技艺，以及舞台布置、化妆技巧，汇集整理出一套完整的操作流程。他还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为戏曲文化传承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963年冬，墨遗萍由临汾到河津县蹲点。他坦诚地对宣传部门同志表示：“我是河津人，理应关心支持家乡剧团，咱们就来个龙门剧团龙门人，编写一出大禹开凿龙门的戏吧！”他连夜动笔，仅用一个通宵，就把大型历史剧《龙门记》的内容提要、人物简介写了出来，不到两个星期，就推出一部四万余字、八个场次的演出剧本。该剧成功地塑造了“大禹凿龙门，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历史故事。著名作家孙谦闻讯后，曾开玩笑说：“墨遗萍先生十余天写一个剧本，而且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如果不是蓄谋已久，恐怕有抄袭的嫌疑！”
“文革”期间，墨遗萍一度被关进牛棚，受到了残酷批斗和精神摧残。然而，倔强的脾气，不屈的性格，造就了他面对险境大义凛然的气概。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年逾六旬的墨遗萍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他认为戏剧是包罗万象的立体文学，应认真剖析历史渊源，研究其社会影响和发展规律。他先写了新剧本《荥阳义》，接着写出了《蒲剧史魂》《蒲剧平仄一刻通》《蒲伶最者列传》《碗碗腔史话》等著作。为还原当年“改名换姓”之初衷，他还特意诠注了《墨子》专集，编写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谜语诠聚》一书。
联谊秦晋美名扬
1979年，墨遗萍从山西调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担任该院艺术顾问。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谈到蒲剧的历史渊源，将其崛起明确定位于明朝中晚期。他对眉户剧、碗碗腔的形成和秦腔、京剧的发展，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还研究了戏曲中的曲牌体、板腔体之演变，剖析了中国戏剧起源和各种历史传说，令专家学者们刮目相看。
1980年，对于当时在陕西议论较多的唐梨园遗址，墨遗萍认为，应在西安城南曲江池一带，因为那里当年是唐代京都的文化风景名胜区。后来听了陕西有关专家李尤白的考证后，他认为其观点是以《旧唐书》为依据，便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与李尤白共同提出建立梨园会馆的设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这项“建馆倡议”，自然引起了中宣部、原文化部，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及北京、河南、山西、甘肃、上海、天津、南京等省市文化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1982年，由于长期劳累，墨遗萍先生严重的心脏病时有发作。在去世前半个月，他郑重地向子女们叮嘱：“我早年参加革命，不为高官、厚禄，只有勤奋、清贫，我过去的稿费、剧本演出报酬，都用在剧团发展和戏剧事业上了，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好处，只希望你们做老实人、办实际事，不要忘记党的恩情，不要脱离人民。”
据墨遗萍身边人士回忆，他性格直爽、生活节俭，从不在个人生活方面多花一分钱。为了党的文艺事业，他总是“一门心思、一心向好，求真务实、求学奋进”。到了晚年，他坚决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十分关心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墨先生临终前几天，接连约见了好几位文化界领导和戏曲名人，对“戏剧研究院”的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他还自书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条幅，颤颤巍巍地贴在了墙头。就在去世当晚，他仍伏案查看资料，笔耕《梨园古都》，谁知这最后的乐章刚一开篇，他便溘然长逝了！
在墨遗萍先生追悼大会上，我国文化界名人周扬、曹禺、贺敬之、赵守一、张庚、郭汉城、张季纯、孙谦等送来了花圈、挽联。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山西省委宣传部、文化厅等有关同志，发表了悼念文章。时任陕西省文化厅厅长李若冰称：“墨遗萍是我国最早的艺术家、戏剧家、革命家之一，也是延安时期在苏区工作的最早的艺术团体领导者。”
1986年春，在西安参加西北、华北五省（区）剧院负责人会议期间，我与河东剧院经理李一然登门探望了墨遗萍先生遗属，在一间保存完好的书斋里，我们有幸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字画和作品，聆听了他的一些传说。望着墨先生坚毅、慈祥的遗像，我在心底里向这位三晋戏剧文化开拓者默默表达敬意。
1987年10月，临汾地区眉户剧团团长崔凤鸣邀运城剧院负责人观摩新排的剧目。其间，我慕名拜访了正在平阳的曹禺先生。这位文坛巨擘深情地表示：“墨遗萍先生敢于坚持、善于思考，他的许多文史理论，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他为人民用尽了自己的专长和精力，的确是山西人的骄傲，也是中国戏剧界的财富，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对文艺宣传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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