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读书的背诵与抄写
读书是好事，但要得其法。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认为，古人的读书经验，对于如何才能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贴近文本，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含义，在今天还是具有值得重视的启发意义。
古人的背诵能力让我们吃惊
“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古人的背诵能力，今天看来很让我们大吃一惊。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已经能够背诵五经。有一天，他问老师：“从来都称六经，为什么只读五种？”老师回答：“《春秋》不足读也。”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一种看法，最典型的是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的评语中。可是黄庭坚说：“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据说他“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
宋代江阴有一个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见地方官。在候见厅里，他碰到另一名“意像轩骜”的士人先已等在那儿。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问候。对方见葛君穿戴贫寒，有点看不起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葛君非常不满意。坐了一会儿，他便问道：“你来见地方官，有没有‘衔袖之文’？”这是指古代士人为求长官、前辈的赏识，在见面时向后者呈献的代表作品，也叫“行卷”。那人自然没有忘记带着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那人素来自负，于是很得意地拿出自己的行卷给葛君。
葛君接过来“疾读一过”，口称“大好”，当即交还。不一会儿，两人一起见地方官。眼看谈话就要结束，葛君突然说：“我这些不成样子的文章，都被这位老兄占为己有。刚刚他呈献的那些篇章都是我写的。我可以当场背一遍，以作证明。”然后他就高声背诵起来，居然“不差一字”。在座的人们都信以为真，纷纷责备那个真正的作者。“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归而惭恙，得疾几死”。
有关葛秀才的传闻之词，未必完全真实。但是，当时人们的记诵能力强过现代人许多，则肯定是事实。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更不用说在纸张取代竹帛成为最基本的书写材料之前（此种取代之完全实现要晚至两晋之际），也就是当人们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贵、很稀少的几次机会能够接触到典籍的时候，人记诵文本的潜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这种能力不但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同时对很大一部分读书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证据呢？只要回忆一下唐人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宋人所谓“焚香礼进士，嗔目待经生”，个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证据。人们对科举的两个主要科目的重视程度大不一样。进士的取录标准是文学创作的才能，所以进士科成为展示读书人才华的主要竞争科目。考的人多，录取难，中选者也更受社会的尊敬。
明经科考的是记诵，可谓“手抄义疏，口诵集解，心熟笺注”，所以被当时人看作是一条“舍精就简，去难从易”的晋身之路。可见记诵已经变成古代士人的寻常技能。因此可以断言，古人的记诵能力普遍优于今天的人们。
司马光藏书万卷仍经常动手抄书
“录”就是抄书。书籍难得，靠抄书保存文本，这与记诵类似。
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为《送东阳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他回忆自己幼年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为什么说“不敢稍逾约”？当时人有“三痴”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借书与人曰痴”。意思是借书不还的事太多，所以书不可以轻易借予人。正因为如此，宋濂不敢逾约，否则再借就难了。
与记诵同样，录书也不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一种读书方法。所以古人有“一录则胜数过”的说法，意思是抄录一遍，其效果远胜于从头到尾读上好几遍。
司马光在位于洛阳的“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堂内藏书万卷。但他仍然经常动手抄书。除了整篇整本地抄录，摘录、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种途径。所谓“不动笔墨不翻书”就是这个意思。
“校”即校勘。在印刷术投入使用前，古书都曾经历过以记诵文本和抄本形式流传的阶段，记诵或抄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差错，致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辗转流传之中变得差异极大。这种情况即使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后仍大量存在。一是印刷本所依据的底本原有差异，二是刻板印刷过程中又可能出现新的错误。所以古人读书，在诵、录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对，以便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
这里有两层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照本改字，要做到不错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校书如扫落叶。院子里的落叶，绝不可能一遍就打扫干净。
校书也是这样。其次，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进行准确的判断与取舍，更是一件显现真功夫、硬功夫的难事。所以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钱大昕读《后汉书》卷六十八《郭泰传》，在传文末尾处发现有七十四字“词句不伦”，于是举出不依前文避讳体例称字而称名、叙事重出、书字而不书名、词意重沓等“四疑”，推测此七十四字本非《后汉书》中的原文。
此后，人们发现了一部嘉靖年间的福建版《后汉书》，是当时根据一种宋代刊本翻刻的，这个刊本中的《郭泰传》，果然如钱氏所言，没有那七十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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