垣曲古城东关陶鼎
□田建文
垣曲古城东关陶鼎的发现，与垣曲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一位退休工人周正民有关。周先生热爱历史文化，对当地考古工作多有帮助。我与他是要好的朋友。
十多年前，2004年9月28日，他给笔者打来电话，说他在垣曲发现了陶鼎残片。9月30日，正好另一位朋友要去垣曲古城，希望我作陪。一到周正民家，我就急着要看陶鼎，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件器表遍布泥塑的古代艺术品，属枣园文化！也就是古城一期文化的文物。太少见了！我提出由我修复、拍摄、发表，他爽快地答应了，遂有我的这篇短文。应我的要求，他写了发现过程如下：
“2004年8月27日，发现于古城东关（他描述时，参加过古城东关发掘的王文武在场，给他讲那个地方是古城东关），陶鼎发现于水和淤泥中，当时我看到了一块大陶片，感到很稀奇，就冒着危险下到水中，经过1个多小时的搜寻，找到了差不多所有的残片，现唯缺一足”。
器物马上修好了。这件陶鼎，夹细砂灰陶略泛褐色，当为烧制过程中火候不均匀形成的斑驳。尖唇，窄折沿，沿面略下凹，沿背稍鼓，小口，腹中部稍靠下外鼓，圜底，腹下部靠外有三个近圆状锥足。各足上部饰一横细密的锯齿纹，足跟略残。
口径15.2厘米、腹径26.2厘米、腹深21厘米、残高26.7厘米。器表4种泥塑，一为“羊形”，整体作圆角竖长方形，为小羊爬坡状，既形象又抽象。上为双大犄角，侧面刻有大嘴，下为上卷短羊尾；一是“花卉形”，边缘似葵花，但花心横竖两刀一分为四，中部上鼓；一是“倒三角形”，乳钉构成的倒等腰三角形；一是“三角形”，乳钉构成的等腰三角形。
这些泥塑，分两层遍布整个陶鼎上，颈部有各3个“羊形”“花卉形”和“倒三角形”相间排列，鼓腹部有各6个“羊形”和“三角形”相间排列。
东关陶鼎“羊形”“花卉形”是何含义？图案表现是宗教还是纯艺术的内容？都需要多方面的讨论。但由4种花纹排列可见，先民的数学已达到一定水平，几何、等分运用得很熟练。祖先的智慧，令人赞叹。
同时，它闪现出原始艺术的火花，同陕西华县泉护村隼面、鹰鼎，山西襄汾陶寺蟠龙盘，内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鸟形壶，河南临汝阎村鹳鱼石斧图等陶器一样，不可多得甚至绝无仅有。
垣曲古城东关，报告中说发现了6件陶鼎，有1件能够复原，“矮领，鼓腹，圜底”。“东关一期典型单位陶器器形统计表”显示，钵26.6％、罐23.4％、盆17.2％、器座9.4％、碗（小钵）和瓶均7.8％、鼎和器盖均2.1％、壶1.6％、缸和盂器盖1％。可以发现陶鼎数量很少但特征明显。
对古城东关仰韶文化遗存的认识中，“鼎均为矮沿鼓腹圜底尖锥足，早段仅见很小的尖锥足，无完整器。中段为矮直口，圆锥足略外撇，最大腹径在中部或略下移。晚段为垂腹直锥足，最大腹径位于下腹部”。那么，这件泥塑陶鼎是晚期的遗物。
东关遗存主要属枣园文化晚期，过去我认为：“枣园文化晚期的年代在距今六千六七百年以降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那么，这件陶鼎最迟距今6400年左右。
枣园文化，是1991年5月薛新明、杨林中和我一起调查翼城枣园遗址时发现的，随即提出它是盛极一时的庙底沟文化的前身，后来又感觉到“庙底沟文化”源流和谱系已同开始命名时有很大的距离，况且尊重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考古工地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用“西阴文化”取代它，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无奈和者甚寡。
我在《零口遗存的认识问题及其他》，重申了以前的观点，并认为东关为枣园文化晚期的典型单位。
枣园遗址枣园文化的陶鼎，1991年调查没有发现。1999年发掘时，出土过少量但没有能够复原的，在陶器比例上依然处于钵、盆、罐、瓶、壶之后，皆夹砂红褐陶。
1993年我与李永敏、吉琨璋试掘侯马褚村遗址时，发现了3个鼎足，这批遗存属于枣园文化晚期。“若从大的文化分区、谱系关系研究的目的出发，枣园遗存无论早、晚段都属于磁山—后岗一期文化系统”。鼎足纵狭缝特点见于后岗一期文化中，现在我还是倾向于是受到后岗一期文化的影响。
当然，还有可能褚村的遗存较东关要晚些。晋中的太谷上土河属于后冈一期文化，枣园与褚村受其影响顺理成章。现在，枣园文化发现的陶鼎已有十多个个体了，能看出器形者均为圜底罐加三足而成。
古城东关与河南西部是跨越黄河的近邻，占据地利之便。其影响远至枣园文化西缘的零口。
鼎的发生地在黄河流域的东部。东关陶鼎的发现，再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化的交流、传播和影响是产生一种新文化的重要途径。
我们一直关心着由枣园文化迈进到西阴文化的结构问题和形成机制。张忠培先生的黄河流域两大考古文化系列群，互动的过程中，在前沿地带即山西临汾、运城两个盆地的晋南，激励出枣园文化，它兼容并蓄，吸收了两大考古文化系列群的特点后，跨跃为西阴文化，开始对周邻地区的一一整合，形成了仰韶时代最为辉煌的一个标志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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