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青铜器
山西有青铜铸造工艺的最早样品
山西青铜器发现的最早记载，可以上溯到西汉武帝时期，武帝元狩元年“得鼎于汾上”，遂改年号为“元鼎”。唐玄宗开元年间，又在汾阴发现青铜鼎，并将汾阴县改为宝鼎县。宋元明清，青铜器屡有发现，不断改写历史。
上世纪20年代，最为引人注目的发现是浑源李峪村的青铜器，这些精美青铜器成为民国时期认识山西青铜时代的最初印象。
上世纪30年代，在晋西高原发现不少晚商青铜器，山西再一次令人瞩目。新中国成立后，晋国与三晋的青铜器，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内容之丰富，制作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一些重要墓地，如闻喜上郭村墓地、晋侯墓地、洪洞永凝堡墓地、太原金胜村赵卿墓、柳泉墓地、万荣庙前墓地、绛县横水墓地、曲沃羊舌墓地、翼城大河口墓地等被科学发掘，为青铜器断代提供了极大帮助。
山西发现最早的铜器地点是距今4000多年的陶寺遗址。陶寺遗址共出土了4件铜器：铜铃、铜齿轮型器、铜环及仅剩口沿残片的铜盆。铜铃顶上无纽，铃内无舌，铃腔窄小，是早期打击乐器的雏形。
铜铃及铜环都是纯铜制品，而铜齿轮型器与铜盆则是砷青铜，尽管不能作为青铜器，但它们均采用了范铸技术，成为研究青铜铸造工艺的最早样品。
山西夏商青铜器技术与中国同步
山西是探索夏文化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二里头文化夏县东下冯遗址中，发现了红铜凿和青铜镞以及铸造青铜斧的石范，还出现了青铜容器——铜爵。铜爵比青铜工具和兵器工艺复杂，没有长期的铸造技术积累很难完成。这说明山西在夏时期已经同二里头文化中心区一样，表现了高度的文明同步和技术自觉性。
商汤灭掉暴虐的夏桀，山西“近水楼台”，距离早商文化中心区仅一水相隔，黄河以北的平陆、永济，山西东南部的黎城、长子都发现了青铜器。最为著名的是1990年在平陆县坡底乡前庄村发现的商代早期祭祀遗址，出土了一批二里岗期铜器，主要有大型方鼎和圆鼎。这些“大体型”显示了王权的威严与不可亵渎。
晚商青铜器集中出土于晋西高原，以灵石旌介和石楼青铜器最有地方特色。灵石旌介青铜器，出土了上百件，很多有族徽“丙”，由此确定了“丙”国或“丙”族的所在地，成为了解山西晚商政治地理结构最为重要的资料。
这个时期的山西青铜器，有很大一部分具有殷墟铜器的一般特征，还有一类独特的器物，比如石楼出土的龙形觥，造型别致。还有一些工具类小件青铜器，是殷墟青铜器中没有发现的，有学者考证它们来自遥远的卡拉苏克文化。这说明商代的山西从来不寂寞，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绚丽多彩。
晋国青铜器堪称两周重器的代表
武王翦商，成王“桐叶封弟”，唐风晋韵，有了关于山西的故事。西周的山西青铜器，成为晋国最大的实物支撑。
晋国青铜器是山西两周时期最为重要的青铜器。20世纪50年代以来，侯马晋国遗址、曲沃晋侯墓地、太原赵卿大墓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将晋文化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在晋侯墓地，114号墓中出土的晋侯鸟尊，是山西出土的最早晋国青铜器，鸟尊十分逼真，写实的同时又匠心独具，华丽而不失质朴。造型奇特的猪尊和兔尊，惟妙惟肖。晋国青铜器以新颖的器型、精巧富丽的纹饰和卓越的范铸技术，成为中原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散发着晋文化雄浑大气的独特魅力。
晋国周围还有很多小国。2004年，在绛县横水横北村发现西周时期墓葬，出土青铜器千余件，发现多座规格较高的墓葬。出土青铜器中很大一部分有铭文，出现了一个历史文献中从未发现的倗国。
同样的小国青铜器还发现在翼城大河口村，这是一处霸国墓地，霸国未见史书却出土了惊世重器。霸国墓地出土的尚盂，就是少见的长篇铭文青铜器，记载了王使和侯国封君间的交往，是了解西周早中期高等级贵族之间聘礼内容的典范。那时候，小国在山西就像漫天星斗，对晋文化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赵卿墓青铜器铸造工艺到达巅峰
晋景公在迁都新田之前，晋国尽管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春秋早期的山西青铜器发现很少。新田时期，在晋国都城遗址发现的并不是青铜器，而是铸铜址上的陶范，这是在用另一种模式阐述文明。
从整个东周时期的青铜器中，可以看到太多侯马陶范的痕迹，“侯马模式”成为东周青铜器标准化生产的样板。蟠螭纹与蟠虺纹随处蔓延，青铜器生产的秩序在山西逐渐形成。
晋国中心区以外，在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呈现出代表性的特征，如体型硕大、秩序谨严，晋国青铜器铸造工艺走向巅峰。金胜村还出土了更为精致的鸟尊、巨大的青铜鼎、错金的或刻纹的铜器，尤为重要的是全新图案题材刷新了历史的色彩与构图的古板，形成了新式纹样，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从晋国到赵国，三晋文化终为一体。晋分三家，晋系青铜器并没有“三分”其特色，继承传统却又更加进步，实用器物越来越多，还有很多刻铭铜器记载了监造者、铸造时间、地点等信息，表述自由而格式统一，形成了这个时期青铜器的“商标”。
青铜时代伴随秦汉一统中华落下帷幕。在汉代，山西青铜器尽管还有一些工艺精湛的器型，但已不是时代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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