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府的底色
作者：张丙辰
到达光山的第二天，我们就近先到司马府参观。不算高大的旧式门楼，飞檐耸脊，矗立层阶之上，一块“司马府”的牌匾高挂，倒也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庄重。司马府是一个完整的四合宅院的格局。
曲径通幽，小桥流水，典雅秀丽，中规中矩，和司马光笃实沉稳、不事张扬的个性十分吻合。不大不小的院落使人油然想起孔子“儒有一亩之宫”的名句。暮春时节，繁花落尽，但雨肥梅子，风梳翠竹，依然使这古意盎然的小院充满生机。
靠近门楼处，是那尊“司马光砸缸”的少儿群雕，主人公的铜头已经让游人抚摸得明光锃亮。砸开的缸洞口，那个倒霉的落水者正随水流冲出，引起大家一阵关于史实的争论。
焦点是：究竟是缸破水泻，缸中得救？还是石开大洞，人随水出？哪一个更合逻辑？我无意于这种细节的纠缠和穿凿，寻一僻静处伫立，陷入对司马光仁心义举的深思。
《宋史》记载了这件事的发生和背景：“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春秋》是孔子为鲁国修撰的编年史，《左传》是对孔子《春秋》进行解析阐发的名著。司马光七岁便沉浸其间，废寝忘食。在这样的道德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才有善良的基因，才有仁爱的本性，才具备临难不苟的大智大勇。
孔子“仁”的观念构成了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道德成长的精神乳汁，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至远。“仁者爱人”，司马光沐浴着儒家的阳光，从小便打上了仁爱的道德底色。他临难不苟破缸救人的举动不仅是智者之举，而且是仁者本怀，只有从儒家思想中才能找到真正的活水源头。
我在司马府的小径上逡巡，潮湿的墙壁上布满斑驳的青苔。在这个小院中发生的救人故事过去了一千多年，人心不古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江河畔、池塘里、河湖港汊，依然有儿童在戏水，依然有儿童会溺水，但我们还能期待这样智勇双全的少年才俊吗？变生不测，方寸大乱；遇难不救，落荒而逃；甚至佯装不知，连个呼救报信的都没有。
面对媒体调查和采访，家长百般抵赖，唯恐与自家孩子扯上干系。家长不仁不义，对儿女的示范必然出问题。纵然把《三字经》《弟子规》倒背如流，欲使子孙仁义礼智岂非白日做梦？
南边的一排房子里布置了司马光生平事迹的展览，图文并茂，琳琅满目，可以清晰了解司马光成长的路线图。从20岁中进士到68岁辞世，司马光虽在新旧党争中有许多不如意，但煌煌几百万言《资治通鉴》，足可大慰这段寂寞时光。他位极人臣，可圈可点之处极多，但我想说的却是司马光的孝子行状。
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中进士甲科，任华州通判。若干年后，为了方便侍奉双亲，司马光毅然舍弃了将要升迁的机会，呈请改任平江通判远徙杭州。后父母相继去世。司马光又辞官归里，在山西夏县守孝三年，直到嘉祐六年，才复官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这些涉及伦理亲情的尽孝情节，在司马光一生宏图的背景上显然微不足道，在今天更被视为家长里短的琐事。但在封建社会里，“孝”却是国家政权稳固的基石。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然后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古代统治者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求忠臣必于孝子，求孝子比于情人——这里的“情人”，是指有情有义的人。
汉代是弘扬孝道最鼎盛的时期，孝文帝之后的每一位皇帝，其身后的谥号都加上了一个“孝”字。不仅如此，还把孝的观念具体运用在官吏的选拔上。从民间“举孝廉”“选贤良”，都首先强调“百善孝为先”。
退休之后，我回老家小住的机会多了。在农村治丧的灵棚上，都还能看到“吊者大悦”“卧冰求鲤”的横批；田间地头的丘墓上，不少石碑还刻有“木本水源”“慎终追远”的字样，但很少人能说清它的含义了。
十年浩劫中，祠堂损毁，祭祖烧香成了封建迷信，孝子贤孙成了蔑称，鼓励揭发批判自己亲娘老子成了新时尚，对传统孝文化的冲击前所未有，危害深广。以至于现在，随便打开电视的民生频道，不履行赡养义务、与父母对簿公堂的事件屡见不鲜。
有人说，这是社会的文明进步；有人说上法庭表明要依法办事了；有人说，这是和国际接轨，欧美人的亲伦关系就是利益分明。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些时髦观点，但我知道，文明的田野里如果容不下一座祖坟，清明的坟头如果看不到缭绕的青烟，世道人心肯定会出大问题。
司马光对大宋忠心耿耿，贡献卓著。嘉祐六年，他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在谏官的位置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认为谏官的天职就是矫正时弊，抨击邪恶。国家的治乱兴衰“全在人君”，因而“治国首先是正人君”。他任谏官的第一道奏折就是《论君德》。文章分析人君之德分为“仁、明、武”三个方面，三者兼备则国强。
在《言御臣上殿扎子》中，司马光对靠混年头而升迁、不问真实才能的情况提出批评。主张因材授人，量能施职，用人、赏功、罚罪为致治三道。加上人君三德，合称司马光“治国六言”。
司马光所指斥的官场痼弊，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在多有。但这样敢言直谏、忠心赤胆的“朝廷”命官却如同凤毛麟角。遇事绕矛盾，逢人打哈哈，在讲究“领导艺术”、注重“工作方法”的堂皇借口下，有多少本该忠烈的肝胆趋于油滑？为了一己的私利和前程畏首畏尾，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便大打折扣。
司马光是儒学教化下的人格典范，他的忠诚和奉献让朝廷感动。于尚书左仆射任上辞世之后，皇帝赐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从这一连串的身后头衔便可看出大宋皇帝对司马光一生的倚重。
司马府院子左前方有一座六角亭，上边悬挂着“养粹亭”的牌匾。旁边一块石碑上，刻有乾隆年间光山县令撰写的《司马井养粹亭铭并序》，介绍了这口井几度兴废的经过。名曰“养翠亭”，取《易经》“井养而不穷”之意。“井之功，养不穷。非浚则源澭。德之至，养乃粹，非诚则类翳。”铭文不长，但落脚在做人要诚实，却暗含了司马光幼年时的一个故事。
一年秋天，有亲戚从山西老家带来一袋鲜核桃，幼小的司马光剥了半天也没有把外面的青皮剥下来。有经验的保姆把青皮核桃放在开水中烫一会儿，再捞出来，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剥皮问题。司马光的姐姐大为惊讶，问是谁的好主意？司马光夸口说：“你看不出来吧，是我想的呀！”这事正巧被父亲司马池看到了，便对司马光大声呵斥：“小子何得谩语！”并借机给司马光讲做人必须坦诚的道理。这件事对司马光震动很大，从此一辈子再没有说过一句谎话。
我十分佩服司马池老先生的教子之道，并由此联想到孔子对孔鲤“不读诗，无以言”的训诫。人性的善恶是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曾经在两位圣哲中发生了口舌之争。
但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或者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毫无例外地强调早期的教化之功。“墨悲丝染”“诗赞羔羊”，幼儿早期教育是个“打底色工程”，任何细节都不可忽视。“为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为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文明教化就应该从娃娃抓起。
从司马府出来，我一直在汇聚和梳理记忆的碎片。两个小时的时间足以把这个一亩之宫看得仔仔细细，但最后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只有“忠孝节义”的儒家人格。
这些人格曾经与日月同光，让多少后人高山仰止。由司马光，我想到了诸葛亮、关云长；想到了岳飞、文天祥；想到了方孝孺、袁崇焕；想到了江姐、许云峰等钢骨耿耿的忠臣义士，甚至想到了《出师表》《陈情表》和《祭十二郎文》。
传统文化的广原上，激荡着一种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气，让人崇敬，让人膜拜，让人追随和效法。而现在，我却隐隐有一种担心：这种浩然正气似乎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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