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天福神道碑中的故事
在古朴静谧、松柏苍然的稷山县青龙寺中，高耸着一通巨碑。巨碑原立于潞村庄姚氏祖茔，是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三月为纪念名臣姚天福而敕命修立的。
此碑双龙饰顶，龟趺托身，高3.1米，宽1.4米，厚0.7米，重量达7吨。碑额高1.23米，上面篆刻“大元故通奉大夫、参知政事、大兴府尹、赠正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平阳郡公，谥忠肃，姚公神道碑”，碑身四面镌刻，全文达五千字，可谓是恢弘巨制，在蒙元碑刻中实属罕见。
此碑详述了蒙元时期的能臣廉吏姚天福的生平事迹，其中部分内容为《元史》所失载，因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蒙元时代，这位跻身蒙古政治中心的汉人官员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透过这通姚天福神道碑，我们心中的疑问将得以解答。
13世纪，来自草原的蒙古骑兵横扫亚欧大陆，在中国北方建立金政权的完颜氏面临亡国的危机。金朝中后期，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成为官僚腐败的温床，新一批的女真武士丧失了先祖游牧时代的率真勇武，在与蒙古人的作战中节节败退。
蒙金战火不熄，各地汉族士人纷纷移家避难，有个名叫姚居实的汉人从晋南稷山逃难到晋北雁门，并做了当地赵姓进士家的女婿，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孩，即姚天福。
姚天福长大成人时，金朝已经覆灭，淮河以北的地区基本被蒙古控制。此时，姚天福为怀仁县推选为县吏，成为蒙古政权的基层公务人员。青年时期的他开始接触儒学，能够通晓《春秋》大义，并崇尚儒家所强调的忠孝观念。
碑文载“父母亦奇公日勖忠孝之事，而公之所见已不与常人等矣。”蒙哥汗时期，忽必烈驻军于白登，怀仁县受命向忽必烈幕府进贡葡萄酒，姚天福作为县吏随行，因其对答机敏，为忽必烈所注意，于是留为宿卫。
13世纪后期，忽必烈在汗位之争中取得胜利，攻伐南宋，建立元朝。这一期间，姚天福为蒙古权要塔察儿赏识，入御史台，成为中央监察系统中的一员，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
元至元十一年（1275），姚天福任御史，上任之初即向忽必烈弹劾回回大臣阿合马，忽必烈嘉其耿直，赐号“巴儿思”，碑文载：“国人谓虎为‘巴儿思’。”虽然受到褒扬，但是因为元宋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元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军事，所以对于善于理财的阿合马，忽必烈未作出相应的处分。后来，姚天福又弹劾扰民乱法的皇帝宠臣小甘浦，其人伏诛。姚天福在御史任上不畏强权，保民除奸，并且谏言恢复地方监察体系，这有利于推动元朝的政治清明，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当时的官民矛盾。
由于与阿合马不和，姚天福最终被迫离开御史台，出任河东按察副使。时值盛冬，朔方用兵，姚天福奏请免除太原百姓的劳役以安民心，又在太原发生饥荒时，先开官仓赈济百姓而后上奏朝廷。这些举动都为河东的稳定作出贡献。因此，归拜治书侍御史。
元朝平定江南，姚天福受命为淮西按察使。以前南宋将领大多在淮西安家，元朝守军经常在此地区屠杀掳掠，贩卖人口。姚天福知晓这一情况后，愤怒地说道：“这些百姓都是天子的臣民，谁竟敢这样做！”即下令严惩掠卖之罪，得以回归故乡的就有数千家。
江南地区的军功官员多渔猎新附百姓，姚天福亲自到朝廷弹劾，但蒙古贵族以其有功勋而不予惩罚。后来，姚天福又转任各地，均以民为先，严惩不法之徒，重教劝农，风化大行。对于元朝统治的稳固起到积极的巩固作用。
姚天福擅长判案治狱，碑文中记载了几则有名的断案故事。
滦城有一家旅店内发生一起杀人夺财的案件，死者是一名商人。县长急于捕获贼人而不可得，于是抓了旅店主人隆氏三父子进行审问。在严刑拷打下，他们被迫服罪。该刑事案件复审时，姚天福怀疑有冤情，但是县吏不肯改变判决。
姚天福问死者的母亲：“你儿子所带钞币有没有私人标识？”死者母亲回答：“有。”于是姚天福命人拿来隆氏所纳赃款，其中并无死者的私人标识。姚天福说道：“的确是有冤情啊！”于是暂时将隆氏父子收押，不处刑。后来，在德兴抓获真盗贼，隆氏三父子得以释放。
姚天福任山北辽东按察使时，武平县有一个名叫刘成的人暴死，其弟告官，怀疑是自己的嫂子阿李与人通奸，谋杀了兄长。县令丁钦验尸却查不出死因。上报于府，府亦难决。
府又上报给姚天福。姚天福命令道：“怎么可能没有死因，限期三天，查出死因上报。”府以此责问丁钦，丁钦忧虑不知所为。他的妻子韩氏问他：“怎么这样忧虑？”他回答道：“刘成案件有隐情而没有他杀的迹象，府责问十分急迫，况且姚公的命令不可违背，该如何是好？”韩氏问他事情的始末，说道：“验尸的时候有没有拨开头发观察死者的顶骨？”丁钦回答：“也曾观察过，没有什么异常。”韩氏说道：“你不知道，顶骨中定有物，只是用药涂过后泯灭了迹象。”丁钦于是再去验尸，清洗顶骨，顶骨开，发现长约三寸的铁钉，丁钦持此上报于府，府上报于姚天福。
姚天福得知是韩氏教丁钦验尸的办法后，说道：“应当奖赏韩氏。”于是留下丁钦，召见韩氏。姚天福夸奖了韩氏，并问韩氏何时嫁给丁钦。她回答道，自己本是莱州人，嫁给广宁李汉卿为妻。后来李汉卿死后十月，贫无所依，后嫁给丁钦，已经半年了。姚天福又问道：“李汉卿葬在哪里？”她回答道：“寄殡在广宁某寺中，因为没有钱财还葬。”姚天福将韩氏交付有司。
姚天福派人昼夜驰骋四百里，到达广宁，开启李汉卿棺验尸，其顶骨和刘成状况一样。使者持广宁文书及铁钉回报姚天福，姚天福拿铁钉给韩氏看，韩氏服罪。姚天福善于断案诸如此类。
姚天福神道碑作为一通记事颂德碑，讲述了一代名臣姚天福的传奇事迹，撰写者虞集高度肯定了姚天福的丰功伟绩，在碑文中称其人有“刚毅正直之材”“百折不回之气”。该碑立于元顺帝即位之初，在元代后期出现的蒙古贵族屡次政变、官僚机构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现状下，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为了真正坐稳帝王大位，打击那些削弱皇权的桀骜不驯的蒙古贵族，恢复当年忽必烈大汗对权力的绝对掌控，再现至元盛世，需要像姚天福这样忠于皇权、长于吏事、敢于惩罚不法贵族、维护王朝纲纪的人才。
姚天福在蒙古统治者的高压民族政策下，敢于与蒙古贵族争理，积极维护汉族百姓的利益，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儒家“用夏变夷”的思想。其断案的理念和手段也为我们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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