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文化及其现代性转型
关公文化，是指与关公相关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集合体。其中，关公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人格气质及其对国内外社会精神的深刻影响，是历史上关公文化的核心支点。
学界谈及文化传统问题时，通常将其区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前者指社会精英使用其所掌握的文字工具记载下来的文化传统，它多半由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所创造和主导；后者指城乡社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主要由基层大众通过节日、礼俗等社会活动所体现和推动。
而历史上的关公文化却是集大传统和小传统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化现象，特别是在关公故里山西运城，关公文化呈现出自身的卓特品质。我们从这里既可以清晰地看到关公文化史的源远流长，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从关羽、关公到关王、关帝不断升腾的神圣火焰。
关公文化所蕴含的深层道德意蕴是什么？我们如何从近两千年的关公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来为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编织出更为瑰丽的壮阔图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次讲述的内容。
由人到神：多面关公的不断擢升
关羽本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东汉末年刘备集团的重要将领，经过近两千年的历史运演，今天已经成为我国民间信仰中最为著名的神祇之一。在中国古今社会，无论是繁华闹市还是穷乡僻壤，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凡夫家中，皆可寻觅到扑朔迷离乃至变化万千的关公身影。关公的地位上升，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这些三国时代政治地位远在关公之上的领袖人物黯然失色，甚至在民间能够比肩代表高雅文化的“万世师表”孔子。
关公何以成为中华民族雅俗共赏的杰出神祇？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追根溯源。历史上对关公最真实的记载出自西晋时期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关羽传》，但该书对关羽的记载仅有900多字。之后裴松之搜集史料200多种，完成《三国志注》，多出原文十数倍，对关羽生平作了更为详细的记述。在之后的历代史书中，对关羽的记载多少不等，但真正将关羽形象推向“高大上”巅峰的作品，当属元末明初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综合上述各种文字材料，可将关公的生平事迹概括如下：关公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为云长，河东解良人，即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解州人，生于公元160年，卒于公元219年。关羽年轻时除暴安良，曾怒杀当地恶霸吕熊，之后逃往外地，在河北涿州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在其5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他驰骋疆场，辅佐刘备的三国鼎立大业。在近两千年的关公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关公文化留下了众多遗存，作为关公故里的运城就是其中之一。据《关氏家谱》记载，当年关羽逃往外地后，官府欲将关姓族人赶尽杀绝，关羽父母年迈体弱，行动不便，为了不连累儿子，投井自溺而亡。关姓其余族人被迫外迁，有的就近隐姓埋名，有的远走他乡，其中一支沿路向北，迁往安邑古村（即今天运城盐湖区北相镇西古村）。运城当地有众多关公文化遗存。比如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关帝家庙，位于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常平村西，明代和清代经过多次扩建和修葺，于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著名的盐湖区解州镇关帝庙，是目前海内外保存最完整、规格制式最高、占地面积最大的关帝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要寻找历史上关公崇拜成为中华民族影响最为广泛的神祇崇拜这个历史现象的答案，就必须对关公由人到神的历史流变过程及其被不断擢拔升华的运演轨迹进行探赜索隐。
历史形成的关公文化中，关羽实际有多重面孔。
首先，正史记载中瑕不掩瑜的关羽。学界之所以将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关羽传》视为记述关羽的可靠材料，不仅因《三国志》被列为正史使然，更因它是介绍关羽生平的最早史料，且《三国志》中的关羽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凡人，在他身上既有卓尔不群的优点，诸如忠义扶汉、勇冠三军等；又有常人无可避免的缺点。如描写早期关羽与刘备的关系时，“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可见，关羽与刘备私下里亲密无间，但在公开场合又高度维护刘备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描写关羽心理活动和性格特质时，“羽闻马超来降，旧非古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比谁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里把关羽心高气傲、争强好胜、彰显自我的人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许正是因为陈寿对关羽瑕不掩瑜的客观真实记述，才使《三国志·关羽传》获得了信史的可靠地位。
其次，文学艺术中完美无瑕的关公。关羽在世时就有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被吴国杀害后，对他的各种传闻更是广泛流行于历代市井说唱艺术之中，如元代关汉卿就写有《关大王单刀会》《关张双赴西蜀梦》等作品，但真正将历史记载中真实的关羽升华为“文学艺术中完美的关公”，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功劳当拔头筹。在该部长篇历史小说中，“关羽”变成了“关公”，在人们心目中，关公逐步演变为不可亵渎、神圣无比的精神偶像和道德楷模。除小说之外，以关公题材为主的各种戏剧、雕塑、绘画、楹联等，也是历代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改革开放后，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更是借助现代传媒技术，极大地强化了关公在人们心目中完美崇高的伟岸形象。
再者，民间信仰中无所不能的关公。关公在世时就已经被民间百姓所崇拜，后经一千多年的氤氲化润，我国儒、释、道三家均把其奉为神明，时至今日，他已经成为“三教通神”，在民间百姓的心目中，他更是演变成了“民间全神”和“万能之神”。农民供奉关公，祈愿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工人尊敬关公，祈愿国泰民安，经济繁荣；商人尊敬关公，意在发财致富，义中求利。仅以关公被尊为武财神为例，就有各种版本的传说，其中之一是：关公年轻时曾以磨豆腐谋生，他精于理财记账，发明了“日清簿”，商家效仿，称关公为理财神。南方人则认为关公的青龙偃月刀锋利无比，锋利的“利”字和丰厚利润的“利”字是同一字，故关公被视为武财神。
最后，封建王朝祀典中至上圣帝的关公。关公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曾获得过封建王朝的大量封号和谥号。生前他曾被封为别部司马、中郎将、徐州太守、偏将军、汉寿亭侯、荡寇将军等，死后更是获得历代王朝的众多谥号，特别是宋、元、明、清4个朝代，在众多皇帝的大力推崇下，关公的地位一路飙升，逐步成为皇家祀典中的至上圣神。如：宋徽宗赵佶封其为“崇宁真君”，宋高宗加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元文宗封关公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到了明代，对关公的谥号开始由“王”晋升至“帝”，明万历四十二年，明神宗朱翊钧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统治者对关公的封谥有增无减，乾隆三十二年，加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光绪五年，对关公的封号长达26字，即“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此外，清代对关公的崇拜作出了明确的制度性规定，即“县县设文庙（孔庙），村村设武庙（关庙）”，致使关帝庙的数量远超孔庙，关帝由此成为全民崇拜的对象。
历史上关公文化的核心内涵
历史上的关羽之所以经历由人到神的擢拔跃升，既有身居庙堂的高官显贵出于维护统治利益需要而大力提倡使然，也有遥远山村的草根小民为摆渡迷茫心灵而需要渡船所致，但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关公的道德品行和人格气质满足了不同时代价值信仰重构的精神需求。质言之，在关公身上蕴含着历史上的中华民族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历史文脉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那么这种核心内容是什么？主张刚、毅、直、俭者有之，认为孝、悌、忠、信者有之，可谓众说多岐，未归一是。笔者在此删繁就简，将关公文化道德意蕴的核心内涵归纳为：忠、义、仁、智、勇。
忠：“忠”在中国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中占有极端重要的位置，曾参对孔子思想作过概括：“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孔子自己谈到君臣相处之道时也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宋代大儒朱熹将“忠恕”二字释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而在历代皇帝给关羽的谥号中，“忠”字一直占据核心位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上的关羽以“兴复汉室”“志存一统”作为人生的基本信念，以“春秋大义”“尊刘贬曹”作为自己的正统史观，以“宁死不屈”“忠节相尚”作为自己的人格追求。当时刘备兵败投靠袁绍，关羽被迫降曹，仍旧维持对刘备的忠心。此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之所以极力推崇关公，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忠君守义、武艺高强的关公来激励自己的文臣武将们能像关公一样，尽忠心于君王，献勇武于社稷。
义：作为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范畴，“义”包含主体的道德人格、处理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伦理准则等多重含义。首先，孔子把“义”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很多时候还被延伸为人外在仪表的端庄合宜，如《说文》曰：“义，己之威仪也。”又云：“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其次，义被用来指涉处理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伦理准则，如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等，《孟子·告子上》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关公身上，“义”是仅次于“忠”的重要道德品格，同时也是关公为人处世的基本伦理准则。就其“义士”品格而言，在正史《三国志》以及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关公都保持“守信重义”的义士形象，忠义、节义、恩义、情义、仁义都与关公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关公的义士形象也体现在后人作品对其仪容仪貌的描绘上面，很多小说将关公美化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的仪态轩昂、正气凛然的英雄形象。除此之外，关公文化中包含的众多民间传说，也反映了关公处理义利关系时所遵循的“先义后利”原则。如湖北荆州是历史上关公事业巅峰和功败垂成之地，当地就有一个传说，当年关公镇守荆州，曾有一些地痞流氓侵害当地商家利益，关公秉公办案，在制裁各种不法行为的同时，鼓励商家要“重诺守信”“童叟无欺”，于是，当地众多商家悬挂关公画像于店中，既是要借关公威名自我保护，也是要彰显本店秉持关公倡导的“以义获利”的商业伦理原则，以此吸引更多顾客。由之，关公逐步演变成了“武财神”，进而传遍全国各地。
仁：儒家的仁爱发端于家庭血缘亲情之中，孔子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又说“仁者爱人”。孟子认为可以将仁爱推己及人，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仁爱在儒家美德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各种美德赖以生成的内在根基，并渗透到其他各种德目之中。这种仁爱反映到关公身上，就是以仁德行政，仁爱广土众民，亦即同情人、尊重人、理解人、善待人、帮助人。在历史上关于关公的民间故事中，关公特别关怀下层部属和普通士兵，他镇守荆州多年，深得百姓爱戴。在河北省涿州市的楼桑庙村，有一座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三义馆，在专门讲述关羽故事的展厅内，记录着一则“簪打姚斌”的民间故事。据说姚斌是一位独行大盗，经常劫富济贫，深得人心。姚斌母亲病重时，郎中告知，只能用一匹上好战马的心脏才能救治，当时人人皆知关公的赤兔马是最好的战马，姚斌救母心切，就乔装打扮成关公的样子来偷马，结果被营中官兵识破，姚斌被抓起来准备问斩，但关公得知他是为了治疗母亲疾病来偷马时，有感于他的孝心，免其死罪，只是让手下将领用簪子象征性地对其加以敲打。
智：这里的“智”等同于“知”，儒家《大学》篇把“格物致知”视作君子学以成人的前提条件，“格物”就是通过不断钻研去掉虚伪不真的杂质，“致知”就是要穷究根本、沿波讨源、找到事物最内在的发展规律。此外，儒家文化所探讨的“智”除了强调通过学习来提高君子的“智识”外，还高度重视君子对所学“智识”的贯彻执行，故在《中庸》中孔子讲：“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而历史上关公信仰中的关羽，恰恰通过自己的“格物致知”和“力行不怠”，走向了古代君子修己以安人的至高境界。在世界各地的关公庙中，几乎都有关公“手着长髯，夜读《春秋》”的座像，运城解州的关帝庙还专门建有“春秋楼”，旁书楹联：“青灯观青史，着眼春秋二字；赤面表赤心，满腔存鼎三分。”关于关羽读《春秋》，很多人认为《春秋》所记皆是“道义”，强调的是关公要从中汲取“道义”的力量。而我认为，孔子晚年编纂《春秋》一书，集其终生智慧于其中，内涉政治、经济、社会、天文、地理等诸多知识门类。古人强调关公读《春秋》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后人看到一个文韬武略、智勇双全的关公形象，这个信仰之中的关公既能格物致知、好学深思，又能身体力行、带兵打仗。在关公民间故事中，反映其智谋的案例众多，如关公在荆州任上，修整工事、囤积粮草、训练兵士，军容军纪焕然一新，为荆州防御和日后北伐做好了充分准备，表现出高度智慧的统帅之才。他更熟悉地理、洞察天时，利用秋季暴涨的河水，水淹七军，取得辉煌战果。
勇：勇毅力行是中华民族在践履道德方面所具有的一种行为品质，也是在道德意志层面所体现的一种崇高美德。孔子把“智、仁、勇”视为君子的三达德，其中仁是核心，智的本质就是知仁，而勇就是行仁，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知、情、意的完整德性体系。孟子更是认为，要使一个人的道德信念不被利益得失所动摇，达至“不动心”的境界，就必须有“勇”的顽强品格，孟子还区分了血气之勇、义气之勇和恪守道德信念的“大勇”。其中，在利害当前时，能够择善固执，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敢于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正所谓：“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可杀而不可辱”。上述品格在关公信仰中的历史叙述中得到了完美诠释。比如《三国演义》中就专门加工创作了关公“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以及脍炙人口的“过五关斩六将”“刮骨疗毒”等经典故事，这些流传多年的故事，正诠释了中华民族对“忠诚”与“勇毅”的深刻含义。
综合以上论述，我认为在关公的忠、义、仁、智、勇五种德性之中，忠、义集中反映了关公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时所呈现出来的道德风貌，仁则是忠、义行为赖以生成的价值根基，智、勇则是关公以仁为基础，逐步生成的个人杰出才能的集中体现。在这五者之间，仁是联结关公德与才综合素质的核心和枢纽，正是忠、义、仁、智、勇之间的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共同形塑出历史上关公信仰中那个德才兼备、“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的关公形象。
关公文化及其道德伦理思想的现代性转换
悠久的关公文化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如果不加以合理利用，精神财富也可能变为思想包袱。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科学看待关公文化：一方面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关公文化，充分发掘有关文化经典、历史遗迹、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复古主义的双重消极影响，大力推动关公文化实现全方位的现代性转型升级。我认为，要完成这一任务应高度重视以下3个问题。
一是要具备历史大纵深的宏观视角，不断推动关公文化的综合创新。历史上的关公文化形成于中国传统社会，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由血缘和地缘因素相互结合构成的家国同构型社会。进入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步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社会，劳动密集型的大、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特别是城市和城乡之间现代运输网络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和生存方式。这种长时段、大范围、深刻性社会结构变迁，某种程度上，要求我们在弘扬关公文化精髓的过程中，必须不断赋予关公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方式，使历史流传的关公文化的基因内核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比如，作为关公故里，运城自1990年以来，每年都要举办关公庙会、关帝巡城、关公文化节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其中的“金秋大祭”至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仿古祭祀表演流程。那么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将更多现代化元素加入到“金秋大祭”流程之中，强化其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大餐属性？又比如，在传播关公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时，如何通过现代通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手段来实现？如何建构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关公文化资源数据平台？上述问题皆是关公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亟待求解的问题。
二是要拥有国际宽视域的开阔胸襟，持续拓展关公文化的海内外传播渠道。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已经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大势。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改革开放以来，运城以关公文化为载体，不断加强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文化成果，诸如：通过邀请海外文化名人举办关公论坛，扩大关公文化的影响力；通过关公圣像赴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巡游，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通过举办关公文化节吸引海内外游客，大力推动文化旅游业发展。上述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关公文化品牌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但必须看到，这些措施仅是在华夏文明圈内开展起来的，如何“跨圈”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关公文化传播格局，使更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关公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还需要我们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
三是要站在时代新高度，努力完成关公道德伦理思想的转型升级。历史形成的关公文化，不仅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示，特别是关公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思想，也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关怀意义。比如关公文化中赋予关公的忠于国家、义于社会、仁于施政、智于自然、勇于担当诸多积极因素，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富强、社会正义、与人友善等方面，均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而关公文化中对忠贞不贰、以义制利、扶弱济困、好学深思、勇毅力行等优秀品格的推崇，对于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也是有相当价值的。
总之，我们应从历史大纵深、国际宽视域、时代新高度正确对待关公文化，不断地促使它不泥于一曲，不止于古步，从而让关公文化与时俱进，并再现辉煌。
作者：靳凤林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伦理学会政治伦理委员会主任、北京伦理学会副会长。近年来，主要从事政治伦理和比较伦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参与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重点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代表作有《追求阶层正义：权力、资本、劳动的制度伦理考量》（人民出版社，2016年）、《祠堂与教堂：中西传统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等，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荣获国家和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3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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