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巡河东（二）
（三）检阅禁旅西巡途中，康熙帝不断与随行皇子及八旗兵将进行骑射训练与打猎。在太原府，率诸皇子及善射侍卫等射，命总兵以下、千把总以上及太原驻防官兵射。善射者记其名，以备将来简拔。至黄河岸，率诸皇子射，继令山西官员及扈从诸臣射。在西安的数日，康熙帝亦天天演练骑射。
同时，直接考察驻军，检阅官兵骑射，善者赐金，劣者革退遣还京师。
（四）祭祀神只
纪念性的祭奠活动贯彻于康熙帝西巡始终。西巡的次日，康熙帝传谕大学士马齐：“朕所经之地，若有应祭岳渎、历代帝王陵寝，皆预奏闻。”把祭奠岳渎和帝王陵寝作为重要事宜布置。如在山西洪洞县，遣官致祭女娲陵。在终点站西安，祭奠的皇陵就太多了，这里不作详述。就说说在蒲州的事。
一是虞舜庙。
史料记载虞帝庙在蒲州城东门外明教厢路。
二是河渎神庙和西海神庙，在蒲州城南门外。
《晋政辑要》卷六记载：“蒲州城南门外，旧有河渎神祠，建自唐开元十五年（727年）。祠右又有西海神祠，建自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国朝以来，历次遣官致祭。康熙四十二年奉御书‘砥柱河津’，榜悬于河渎庙殿；又奉御书‘源远流长’榜悬于海神庙殿。后俱勒石建立碑亭……”历年加封号、修葺情况详见《晋政辑要》卷六、《永济县志》卷十二。
《永济县志》卷十二“河渎神庙”条记载：“在城南门外，开元十五年始自朝邑徙祀于河中……国朝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书‘砥柱河津’榜悬庙殿，守臣勒宸翰于石焉。御碑亭贮殿前，雍正初庙貌复新。”“西海神庙”条记载：“在城南门外，元至元十二年敕建。国朝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书‘源远流长’榜悬庙殿。守臣勒石构亭以贮，如河渎庙，雍正初与河祠并新。”康熙不仅前去祭祀，还为神庙题写了匾额。御书碑石“砥柱河津”现存蒲津渡遗址博物馆。
《山西通志》卷七十二“秩祀略”载：“康熙四十二年，敬书‘砥柱河津’，诏令‘河渎’为‘西渎’，润毓大河之神，并遣官司祭告。”
自古迄今，国家之崇拜者，惟“五岳”“四渎”而已。《礼记·王制》中亦将“四渎”与“五岳”并列齐名。五岳就不说了，这里只说四渎。《史记·封禅书》云：“四渎者，江河淮济也。”是指南渎长江，亦称大江；西渎黄河，亦称大河；东渎淮河，亦称大淮；北渎济水，亦称大济；是四条独流入海的大川。历代王朝皇室为了表示对“五岳”“四渎”的崇敬，不仅热衷于修祠、建庙、祭祀，还不时地封号加爵于敬仰之神。
三是汤陵。
“汤”是指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汤陵在今万荣县百祥村，距蒲州不到二百里，但康熙没有亲自祭拜，可能嫌有点远。那个年代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一天肯定回不来，怕圣上太过劳累，那就像往常一样“遣官致祭”吧。
《荣河县志》卷十三载：“国朝康熙四十二年，仁皇帝大驾西巡，过蒲州，告祭汤陵。”据记载，康熙朝（在位61年）遣官致祭汤陵6次，而整个清朝（268年）遣官致祭汤陵31次，重修1次。而且每次都有圣谕祭文，这些《荣河县志》中均有详细记载。
中国是传承千年的礼仪之邦，历代王朝通过祭祀圣君先祖，祭拜名山大川，表达他们的追念和敬意。学者说祭祀礼仪在清朝的康、雍、干三朝达到了一个巅峰，并因此而影响到民间。建立宗祠、家庙之风由此而盛。
（五）游历胜迹
康熙皇帝的西巡队伍一路马不停蹄的往前赶。入山西境后，在省城太原府逗留了三天。十一月初八到运城，初九在虞乡，初十住蒲州，在蒲州境内也就两天多的时间，史料和县志上的文字记载都很有限，但毕竟还是让笔者查到了，县志上记载还游览了伍姓湖。
当年伍姓湖的景色如何，且看《永济县志》的记载：“伍姓湖，在县东三十五里，临晋县西南四十里，虞乡县西北二十五里，三县界会处也。”明时旧志云：“湖旁昔多楼台，居人环绕，每夏荷花尽发，灿若霞锦，杂以绿萍红蓼，渔人罟师，水凫沙鹭，欸乃间作，飞浴相翔，至为胜观。其后景物尽变，唯湖光一片。数十年来，水益就涸。干隆癸酉岁，秋雨既盛，复见涟澜弥潴云。湖中有大堤，南北相属，堤上有桥，若行画中。湖滨旧有明襄垣王子所营别墅，独擅幽奇。沧桑以后，沦灭无迹矣。”
《临晋县志》卷六记载：明襄垣王逊燂，天顺五年自代徙封于蒲坂后，襄垣宗人聪瀺、聪泈、俊槯、俊杓、俊襟、充焞等皆娴文章。俊襟字若讷，尤博雅而不慕荣利，于伍姓湖筑室卜居，与诗人隐客日啸咏其间，自号“芦花散人”，其诗名《佩兰集》。尝自记云：地偏心远，轩榻皆幽，烟波渺弥，沙鸟上下。秋则芦花吹雪，夏则莲叶披云。把钓浮舟，开窗待月。村樵渔子共话，田园可以忘老。岂直世荣之俱淡耶。
伍姓湖的繁盛期是在明朝。《蒲州府志》《临晋县志》《虞乡县志》上均记载有“芦花散人别墅”。
虽距当时已逾百年沧桑，景物尽变。但伍姓湖湖光烟波，不减当年，有清乔光烈、牛运震、周景柱等名人诗文为证，频见于史志上的记述。如此这般好的景致，康熙帝一行自然是要聊发雅兴顺路游览的。
还有其他的记载吗？
再看《永济县志》卷十二：景福寺，在城南二十里六管山。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西来黄衣僧禅号石乐丹子创建，原名万代寺。于四十二年仁皇帝西幸，喇嘛叩驾，奉谕更名“景福”，御书匾额。历年修葺，俱载石记。
这个景福寺，就在永济市韩阳镇辛店村附近。
康熙此举有点令人费解，当时蒲州城里就有寺院，就是在城外也有几个较大的寺院如普救寺、万固寺、栖岩寺等。康熙帝为何只接受万代寺喇嘛的觐见，又为其寺院题匾更名呢？
要把这事说清楚，且让我再铺叙些文字——
县志记载，早在康熙西巡的六年前，万代寺已由西来黄衣僧石乐丹子创建，黄衣僧即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僧人，又称黄教。我们知道，清朝是满族入主中华。因此宗教信仰也带有明显的边地民族色彩，就是非常重视藏传佛教喇嘛教。
康熙帝发现满意的官员则予以提升。如西巡即将结束时正好要题补陕西学道，康熙帝指出：“朕西巡至山西谘访，闻山西学院汪灏考试从公，居官甚清，不但晋人称之，即他省人亦皆称其公廉。各省督理学政者俱不及也。着从优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并兼理陕西学政，如往还考试，路途遥远，听请展限数月。”汪灏的升迁很快，得自于康熙帝在山西调查所得的好名声。(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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