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儿子谈夏县西阴村考古
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收录了1926年至1928年间，梁启超写给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的次子梁思永的信。几封信里都谈到那个时期的中国考古学，其中两封述及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运城夏县西阴村遗址。梁启超在1926年12月10日给梁思永的信中说：“李济之（李济，字济之）现在山西（原注：非陕西）乡下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写信给他告诉你的志愿及条件……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当时在美国念书的梁思永想要回国实习，梁启超打算让他参加李济的考古发掘。
1927年1月10日晚，清华研究院举行茶话会欢迎李济、袁复礼山西考古归来，梅贻琦、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及助教、研究生们都出席了，一直开到23时。当天夜里，梁启超点着蜡烛给梁思永写信说：“今天李济之回到清华，我给他商量你归国事宜。”接着，他兴奋地讲述了西阴村遗址发掘的事：“他（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
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原注：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这回意外的成绩真令我高兴。他们所发掘者是新石器时代的石层，地点是夏朝都城——安邑附近的一个村庄，发掘的东西略分三大部分，陶器、石器、骨器。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制丝。”
信里特别强调：“这几年来，瑞典人安迪生（今译安特生）在甘肃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指李济、袁复礼）想翻这个案。”可以看出，西阴村发掘刚一结束，李济就对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提出质疑。
梁启超接着写道：“最高兴的是，这回东西完全归我们所有，美国人不能搬出去……这是济之的外交手段高强，也是因为美国代表人卑士波（原注：他初到时我还请他吃过一顿饭）。到中国三年无从进行，最后非在这种条件下和我们合作不可。”根据李济1961年回忆，1924年至1925年，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人来到天津，他认识了汉学家毕士博（旧译卑士波）。
后来毕士博给李济写信，邀请他参加美国的团体，和他们一起从事田野考古工作。接到邀请信后，李济给毕士博正式回了一信，提出两个条件：
一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
一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毕士博没有立即答复，隔了两个多月，李济收到毕士博接受条件的回信，于是才有了转年的西阴村发掘。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发掘出来的几十箱文物，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库房里。
梁启超在1927年1月10日给儿子的信中说，李济在报告里还提到，“他们两个人（指李济、袁复礼）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原注：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梁启超勉励梁思永：“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1929年，梁思永回国帮助李济整理西阴村考古发掘资料。1930年，他用英文写的《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发表，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早期类型学研究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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