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与红军东征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向胜利。山西与陕北仅一河之隔，山西境内山脉连绵，险关林立，十分有利于我党我军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就对在山西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有过设想和部署。渡河东征之初，毛泽东曾明确指出，红军东征主要是看准了在山西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指出红军东征山西是“以发展求巩固”的唯一正确抉择。
1936年2月，为了打通抗日的通道，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向全国发表了《东征宣言》，毅然挺进山西，以图北上绥远和东赴河北，实现对日直接作战。从1936年2月20日红军东渡黄河（红一军团在陕西绥德沟口渡河，红十五军团在清涧县河口渡河）突破天险进入山西开始，就同阻拦红军抗日的蒋介石、阎锡山的军队展开了殊死搏斗。红军在山西历时75天，转战50余县，歼敌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筹款30万银元，在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和农会，山西8000余名热血青年参加了红军。后来蒋介石派其中央军10个师进入山西，红军为维护抗日大局，避免损失国力，实现团结抗日之目的，于5月5日主动回师陕北。
东征红军曾途经运城的闻喜、新绛、稷山、河津四县，不仅让运城人民看到了希望，点燃了运城人民抗战必胜的激情和信心，推动了运城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还对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红军东征以实际行动，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为后来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利契机和条件，是中国革命走向高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
（一）红军东征到新绛
1936年3月中旬，红军分成左、中、右三路大军，林彪的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长驱南下，沿汾河西岸进抵新绛、侯马，而后挥师西进。攻克了襄陵和侯马后，新绛阎顽政府紧关城门，不让群众出入，把南关雍裕纱厂也拒之城外不管，造成了雍裕纱厂资本家与阎顽政府间的矛盾。中共新绛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动员与资本家关系好的工长范忠发说服雍裕纱厂老板张善枕，准备了白洋9000块、白布800匹、酒席50桌，迎接红军的到来。地下县委书记李永秀派纱厂工人李希元去侯马给红军送信。红军得此消息后，派五十名马队来到新绛县南关，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去雍裕纱厂接受了支援物品。广大群众称赞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许多老人感叹说，“我们活了七八十岁，见过许多军队，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部队”。接着李永秀也去侯马与林彪接了头，并带回了林彪写给新绛阎顽县长的招降书。
1936年4月，红军在侯马隘口沟，与国民党军激战一场。隘口大战胜利后，红军奉命回师陕北，路过新绛县汾南三家店村，沿路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文侯村小学教员郭炳仁闻喜讯，在该村村口书写七言绝句一首：“民廿五年国共战，国军大败隘口山，红军回师过汾南，胜利凯旋史空前。”路过新绛县刘峪村停留期间，红军大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积极筹款扩红。该村青年宁喜林、张笃信等人此时参加了红军。红军从刘峪村到稷山县西魏村时，也有3名青年加入。
红军东征在新绛的活动在新绛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共产党、红军全新的革命者形象和革命队伍的雄姿，使得革命活动在新绛迅速发展。新绛党组织不失时机地和自己的部队取得联系，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支援红军，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到了部队，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笔。
（二）红军东征到稷山
1936年4月8日，红军东征途径稷山，在三界庄、范家庄、仁义、下柏、贾峪、下迪、吴嘱、位林等村镇设立驻点。进村之后，东征红军主要办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宣传抗日主张。他们提着墨桶，刷写标语，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时还帮助群众挑水砍柴，和群众和气相处，不损害群众财物，用自身的言行塑造着红军在百姓心中的形象。第二件事是开仓济贫。东征红军驻村了解情况之后，一般都会召开群众大会，让群众揭发地主罪行，帮助群众批判长期压迫他们的大地主、大恶霸，打开地主的粮仓，将粮食、财物发给缺衣少食的贫苦农民。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稷山汾北的43个村镇共发放139户地主7500石以上的粮食，衣物更是无法计数，光是在柏东窑罗可换家，衣服就拉走了三大车，吴城吴闷儿一家，东西摆满了一庙院。第三件事是给地主抗日派款。东征红军对罪大恶极的大地主除了开仓济贫外，还根据他们的家财状况派款，要求他们拿出力所能及的抗日款项。凡是当场交款的立即释放回家，推诿不交的，红军就把他们带走，一般两三天后释放，还处决了少数民愤极大的恶霸。
在稷山，阎锡山的公道团、防共保卫团及地主反动武装与红军也多次作战，企图打乱东征红军的计划。1936年4月11日拂晓，一股国民党军从甘泉村东顺涧槽到大佛寺后贾峪村北，企图偷袭红军，红军早已觉察，留下小部分兵力，大部兵力绕道下柏村，将国民党军包围，出其不意打死敌二十余人后立即撤退。敌援兵赶到后以重机枪、追击炮密集射击三个制高点，将太上庙的石碑打成碎片，柏树打成几段。红军都只是摇旗呐喊，偶尔回击，使敌不敢前进。国民党军经过一整天密集射击后才敢冲上太山庙，但红军早已撤退。
红军在稷山停驻的人数不多，参加太山庙、位林沟、五里桥战斗的战士不过百人，却一再阻击了号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汤恩伯师、翁国华旅。
（三）红军东征到河津
1936年4月9日，红军先遣队进抵稷山的下迪、西薛、底史村，河津西王村。次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团长陈正湘、政委罗元发率领下，由隰县、汾城、新绛、稷山进入河津县，驻扎在黄村、西王、樊村和边山一带村庄。
红军行动神速，如神兵天降，地主绅士惊慌万状，阎县政府人员都做好了随时化装潜逃的准备。当地地主老财则携带家眷、财物纷纷跑进县城，躲在县城的富户达60多户。受阎锡山的反共宣传影响，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离开家园躲避红军。
红军进驻当地，不损害群众利益，帮助群众担水扫院，向群众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专打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红军以自己严格的纪律教育群众，外逃群众陆续返回。北里村有个李姓的大地主，平时对农民巧取豪夺，欺压百姓，民愤极大。在红军主持下，他家仓库被打开，一大批缺吃少穿的穷苦群众得到了救济。通过与红军的接触，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贫苦百姓的军队，汾河两岸人民真心拥护红军。在外地工作的共产地下党员姚五福专程赶回来，与红军取得联系，走家串户，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消除群众对红军误解，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短时间报名参加红军的青年达50多人。
红军在河津县还召开了追悼共产党员邓国栋烈士大会。邓国栋，河津东黄村人，是山西省较早的共产党员。1924年在太原从事党的革命活动，1927年回到晋南开辟党的工作。1928年被敌人抓捕，同年12月在阎锡山的监狱牺牲。这位共产党员曾劝父亲免去贫苦农民的地租、烧毁放债契约的事，早已深入人心。红军举行邓国栋烈士纪念会时，参加大会的有1万多人。这个纪念活动，发动了群众，密切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
红军在当地与阎锡山的公道团、防共保卫团及地主反动武装多次交锋。驻在东禹庙的阎军，借地形有利，与红军对峙。红军派百余名骑兵队迂回包抄，猛打猛攻，消灭了这股敌人，抢占了东禹庙。这时，蒋阎勾结，企图阻拦围歼红军，蒋介石调汤恩伯的第四师已到稷山翟店镇，并向北移动。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内战，消耗抗日生力军，红军奉命北撤。据资料记载，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于4月14日从西硙口上山进入吕梁地区，红一军团第一师独立十三团，在团长朱水秋、政委黄振堂的率领下，也由底史、西薛、史册、西王，经北里、樊村，顺利撤回吕梁山区，回师陕北。
1936年4月下旬，红军回师后，河津顽固县长海鹏运推行反动的“扫红”政策，声称每抓到一个共产党人赏银洋100元。这个反动政策助长了栾登奎等反动骨干的气焰，他们指派爪牙到处抓人，不作正式审判，有的只作简单审问，即宣布其为“共匪”，甚至于一些逃难或讨饭的外地人都被指为“共匪”密探。黄村的11名外地鼓乐手就是因鼓上有红布而遭杀害。此后凡身上有红线、红布以及系红裤带者，均视为“共党密探”。短短几个月，37名无辜群众被杀害。
（四）红军东征到闻喜
东征红军途经闻喜的礼元、东镇一带，时间虽然不长，却给闻喜人民留下了深刻记忆。1936年4月25日拂晓，4名东征红军骑兵手提冲锋枪，腰挂手榴弹，从侯马驰入闻喜境内，对驻扎在东镇的蒋阎军队发动了偷袭。当时，蒋介石一个营的中央军（时称南军）和阎锡山的一些地方军（时称北军）正在火车站内操练。红军战士利用空地外面的短墙做掩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发起猛攻。霎时间，手榴弹、冲锋枪一起射向敌人。意外的攻击，使敌人乱作一团。等他们回过神来，4名红军骑兵早已扬刀跨马向北飞驰而去。敌人立刻派出10余名士兵开火车头，向北追赶。红军骑兵沿公路奔驰，诱敌前行，敌人不知是计，加大速度追赶。机车头开到礼元文典村东地段，忽然前面出现了挖好的隐蔽大坑，敌人刹车不及，连人带车，翻进坑内。事先埋伏好的8名红军战士，看准时机呐喊着冲杀过去，当场击毙敌军3人，其余人等则跳下火车头四处逃命。红军战士堆上事先准备好的柴草，放火烧了车头，凯旋北去。
革命火种永不熄灭，红军精神薪火相传。东征红军途经闻喜，不仅让闻喜人民看到了希望，点燃了闻喜人民抗战必胜的激情和信心，推动了闻喜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还对闻喜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红军在闻喜埋下的革命火种，有力推动了闻喜地方抗日武装的建立，为以后抗日战争时期闻喜建立中条山和稷麓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五）东征红军对运城党组织的影响——建立红军晋南游击队
1936年春，为了配合红军东征，以嘉康杰、金长庚为首的河东中心县委，组织群众在夏县至闻喜的沿山岭一带村庄，张贴和散发传单标语，割电线、出布告，并在一些山头插上红旗，以迎接东渡红军。
1936年4月12日，红军东征回师路过运城，为打开晋南革命斗争新局面，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运城党组织，也积极活动策应红军东征。4月16日，嘉康杰在夏县东交口村召集金长庚、冯仰异、梁福才、曹金海等开会，决定成立红军晋南游击队。会后他们组织原河东游击队员和贫苦农民50余人，在4月18日晚举行了武装起义，成立了红军晋南游击队。红军晋南游击队负责人嘉康杰，队长冯仰异，副队长梁福才，他们连夜袭击了尉郭镇五区区公所，吓跑了区公所防共保卫团，还沿街张贴“分粮食、烧契约”等标语，并将一面由梁福才妻子王焕娥精心制作的镰刀锤头旗帜插上了村南的玉帝庙。4月21日夜晚，游击队又袭击了二区区公所王家河，缴获了4只手枪和一些弹药。接着还在中条山区广泛开展了“分粮食、烧契约”活动，公开处决地主、恶霸高广仁、高光德兄弟，影响波及闻喜、垣曲、平陆等县，吓得夏县县长用土封城门，白天也不敢放行。5月初，红军因战略转移离开运城。蒋军汤恩伯一部配合夏县、垣曲县反动警察局、区警、民团等“围剿”游击队，游击队成立不到10天即惨遭失败，大队长冯仰异、副队长梁福才和游击队员13人被杀，70多名群众被害，嘉康杰被悬赏千元通缉。此次斗争扩大了红军东征的影响，锻炼了运城党组织队伍，使以嘉康杰为首的运城党组织更加重视群众工作。
（参与课题人：张建国、徐文耀、杨海琳、姜婷、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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