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古论今话舞台
说古论今话舞台“有多少村庄就有多少戏台。”这是人们对山西的共识。据《中国戏曲文物志》的一份统计，全国现存可查古戏台两万余座，山西统计数字为3719座。
行走山西，无论在晋南盆地、黄河河畔、晋北高原，还是沁河两岸，都会看到星罗棋布的别样舞台。它犹如散落在村落里的遗珠，书写着中国古代建筑的珍贵资料，述说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梨园春秋盛景。每逢春节来临，你会看到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信心满满地整理、装饰舞台，请来一台大戏，盼望来年风调雨顺，家和万事兴。每每锣鼓敲起，台上台下互动演绎的，必定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悲喜人生。
中国古代舞台被定格在历史的风景线上，见证着中国戏曲历史的发展。
舞台离我们现在有多久？我国现存最早的戏台是金代戏台，它位于高平市王报村二郎庙内。台基右下方石板刻有铭文“时大定二十三年岁次癸卯秋”，即公元1183年。依此记载，我国最早戏台的“年龄”接近840岁。了解山西舞台建筑形制的人大都知道，有村落的地方，就会有不同时期、不同样式的古戏台身影。年代久远的大都建在庙宇间，近代的多在村中心，其格式大同小异。正如梁思成论述的那样：“山西中部南部我们所见的庙宇多附属戏楼。”即便有个别异类，也都反映了能工巧匠的睿智和匠心。
在元代，山西即成为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舞台建筑大体为地面设方形台基，其上四角立柱，上搭屋顶一般为单檐歇山顶，个别为十字歇山顶。到了明代，戏台建设规模与结构有所变化，戏台建设出现了“新款”形制：将戏台建于神庙山门或过道上的“山门戏台”，山西民间称之为“过路台”，墙壁上留凹槽，演戏时插棱木、铺木板为戏台，平时拆除做山门。明朝末期，剧场又出现了新的附属建筑“二层看楼”。
清代戏台数量最多，出现了戏台建设的全面繁荣与多样化格局。除了原来的单体戏台外，明清两代还出现如运城市池神庙的清代三连台，万荣县庙前村后土祠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戏台。前面为两个戏台,中间门洞深处是祠庙的大门过厅，在3米高处，棚着楼板，组成了三个戏台，形状似“品”字，故称为“品”字戏台。首部就是山门过厅戏台。它的建筑是在祠山门门洞搭上一层3米高的木板，上面演戏，下面可以照常过人。穿过祠山门门洞上的戏台，迎面便是两个风格相同的舞台，排成并台位置，和前面过厅台前后搭配，正好成为“品”字形。每年农历三月十八和十月初五，是后土祠的古会，要请剧团演戏，而且是三个剧团，三个舞台，同时演出。
在新绛，我们看到的舞台，其构造更为巧妙，它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建在两条路的夹缝处，南通钟楼，北连鼓楼，乐楼坐南面北，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前檐插廊，台基高为2.5米，明间宽大，并出抱厦一间，屋顶当心间凸起，犹如阁楼形制，据传上下可以同台唱戏。楼北面有逐阶增高的石砌七星坡，直坡段主台阶为71阶，坡高为70米，是城内过年过节戏曲活动的主要场所。舞台前坡道宽广呈倾斜状，平时不唱戏，可作为道路行走，唱戏时观众可以坐在坡面上就势观看演出，不占场地，且没有任何遮挡，一举两得。
戏曲发展与古戏台建设相伴相生、互为见证。从有记载的元代起，元杂剧四大家的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除马之外，关、白、郑以及其他杂剧作家，如石君宝、李寿卿、刘唐卿、乔吉、孔文卿、狄君厚等都是山西籍文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更是以乡土情怀的浓郁情愫，根据崔莺莺、张生历史遗存相关史料，写下流传千古的爱情佳话。之后，戏曲在山西不断得以创新开拓发展，并孕育出被称为梆子正腔的蒲州梆子、中路梆子、上党梆子和北路梆子等多门类梆子戏。明朝中叶，弋阳腔的传入又丰富了山西的戏曲剧种。清代以降，花部兴起，山西的戏曲活动更为繁盛。民国时期，山西戏曲秉承清代的演剧传统，四大梆子被当地分别贯之“大戏”，演出如火如荼。
戏曲大家如日中天，戏剧名角如数家珍。戏曲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从古戏台出发，开拓出更为广阔的表演舞台，延展出更加多元的表达空间，使戏剧名角脱颖而出。以近代为例，晋剧郭兰英、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冀美莲、程玉英、刘仙玲等为代表，蒲剧有以阎逢春为代表的“五大名演员”（王秀兰、阎逢春、张庆奎、筱兰香、杨虎山）成为标杆式的人物。阎逢春出身梨园世家，为蒲剧著名表演艺术家，被誉为“蒲剧泰斗”。他博采众长，刻意求新，唱做念打，独具一格。他的唱腔苍劲有力，刚柔相济；表演激情潇洒，舒展大方；尤善于运用特技刻画人物。他是戏曲绝技帽翅功的创始人，梢子功、髯口功、鞭子功皆有独到之处。“俊英腔”也为一绝，其先吐字、后发声，抑扬顿挫，声声入耳为听众喜闻乐道。他们的事迹已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戏剧家大辞典》等。在山西、陕西、河南、内蒙古等地区，阎逢春的《跑城》帽翅表演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尤其在山西晋南地区，人们奉之为圭璧，行家里手也极为叹服。
可以说，底蕴厚重、多姿多彩的戏曲文化已成为世界了解山西的窗口。戏剧舞台林立、戏剧人才辈出的山西，发展舞台巨大，必将再创辉煌！
(梁冬)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