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仰的世界里没有“冷板凳”——梁宁作品
在信仰的世界里没有“冷板凳”——感慨于父亲的“党史”工作情怀
梁 宁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中共中央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热潮。某个周日回乡，和曾经从事过多年党史研究工作的父亲说起这个话题，父亲严肃地说，这是“党史”工作的春天，党史工作可以更有作为了！
1994年，父亲调任运城市（现盐湖区）党史研究室主任，开始从事党史研究工作。那年他46岁。此前，他是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从新闻采编到党史研究，先不说这两种岗位的业务跨度有多大，仅就两种工作的性质而言，一个热热闹闹，众人羡慕，一个冷冷清清，少人问津。
我不知道父亲那时有没有心理落差，因为至今，我没有听到过父亲关于此次工作调整的任何“说辞”。只是听到过别人议论，说父亲新闻采编业务精通，却不谙人情世故，此次调整也是“明升暗降”云云。
我那时刚走出校门，对众多职业的性质知之不多，但从大家的议论中，套用现在的话，父亲似乎是从“高光时刻”步入了人生的“黯淡时光”，是从若市的门庭里一下子被挤到一条“冷板凳”上。
当然，这都是别人的说法而已。据我所见，父亲听从调遣，走上新的岗位。面对新工作，父亲似乎没有“调整期”，他把自己对新闻事业的痴情很快转换成对党史工作的热爱。他克服了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很快全身心投入工作，除了常规性整理、编辑、研究本地党史资料之外，父亲还发挥新闻采编的特长，积极主动与曾在运城战斗过的老革命、老战士联系，进行电话采访、书信采访、实地走访，从他上任到“退居二线”短短9年时间，就写出了数十篇与运城和盐湖区党史有关的文章，发表在各级报刊上，被编辑收录在多种书籍里。父亲还编印了几本书，主编的《三打运城》获得了省级奖项。
多年来，父亲用自己对党史工作的情怀、行动和作为，让我深深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信仰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冷板凳”。他在别人都认为的“冷冷清清的地方”干得“热火朝天”、劲头十足。
199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父亲采访了龙居镇的离休干部解天佑，撰写了《从稷王山到中条山——解天佑革命活动采访记》，根据资料和电话采访撰写了《抗日英雄胡尚礼》，同年还编印了《运城抗日斗争纪实》一书，比较系统地整理了当地的抗日斗争历史。
胡尚礼是盐湖区人，在河南省军区政委任上离休。1996年，父亲前往郑州，送去《运城抗日斗争纪实》一书的同时继续深入采访，就《抗日英雄胡尚礼》稿子征求意见，对稿子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该文后来被编入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三晋文化研究会编著的《三晋英模》。
这一年，父亲还陪同老干部杨克恭、靳守法去三家庄乡郭家卓村访问原安南县（安夏办事处）飞行组组长杨士英，后于2000年写了《杨士英同志生平》，还参加了杨士英的葬礼。
从事党史工作后，父亲勤于钻研史料，对曾经在运城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老干部”十分崇敬，他克服当时通信还不方便的困难，想办法主动联系这些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父亲很快同这些“老人”们取得了联系，有的还成为忘年之交。
1996年10月，父亲赴京向老干部赠送《运城抗日斗争纪实》一书，并为纪念运城解放50周年作准备。他见了赵辉（女）、干玉梅（女）、吴林泉、北沙、牛云霄、周逸（女）、白涛（女）等老干部。
1997年运城解放50周年之际，为了完成纪念专题片《浴火凤凰》，父亲随运城电视台赴京采访了杨秀山、北沙、桂绍彬、薛清池、徐国贤、韩文高、汤骏、田维新（女）等。父亲专门负责联系这些受访者。可以想见，若父亲前期未和他们取得良好的沟通交流，采访拍摄能否顺利完成还真是个未知数。
2001年，父亲主编的《三打运城》出版，他亲自赴京给老干部薛清池、汤骏、北沙、吴林泉、柴泽民、陈晓送书。陈晓（原某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回赠给父亲《山西新军》和《我们战斗在前哨》。此次赴京期间，父亲又重点采访了北沙同志，回来后撰写的《特别行动》，经北沙及夫人晓阳审阅后被《党史研究工作年鉴》《河东文史》《党史文汇》等书刊采用。
2002年，父亲前往成都采访老干部史兰英（坑道爆破攻运23旅旅长黄定基遗孀）并送去《三打运城》。史兰英给父亲讲述了黄定基的故事。后来父亲撰写了《坑道爆破与黄定基旅长》，文章先后刊载于《运城日报》和《党史文汇》等。
在成都，父亲偶遇新疆军区离休干部高明正，攀谈中知晓他当年是独四旅十三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参加过三打运城战役，便送给他一本《三打运城》。后来，高先生还给父亲来了信，并邮寄给父亲一本他编著的回忆录《从吕梁到天山》。
此次四川之行，为了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父亲多方打听与运城有关的老干部，采访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歇。在内江，他采访了卫瑞堂；在安岳，他采访安邑县南下老干部张振华等，并送了《三打运城》。据父亲讲，这些老干部一见到家乡来人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有人来了解情况，都十分激动、十分热情。
2004年，已“退居二线”的父亲在电视上看到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徐鹿学的事迹，十分感动，便萌生了采访愿望。那次，我向单位请了假和他一同前往。
此次北京采访，父亲还看望了老干部吴林泉和北沙。去北沙老先生家里时，我在场。记得刚到老先生家，他的夫人晓阳就让我们务必在他们家里吃饭，并亲自列出菜单，安排保姆买菜做饭。当时他们都已年过八旬，一是实在不愿意打扰他们，二是我也与同学有约，推辞再三，老人家才勉强同意。这次，我亲身感受到了“老革命”的盛情，才知父亲所说的“热情”，只有不及而无过之。这次父亲得到吴林泉赠的《岁月留痕》以及北沙、晓阳转赠的《六十年追踪》，父亲说，吃饭，哪里都能吃，而这些资料难得，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一晃，父亲退休已经十几年了。但是，他的“党史”工作情怀依然不减当年。退休以后，单位有事找他，他仍然积极参与。他发挥史志研究专长，参与编写了《盐湖区党校志》《安邑大事记》等史志书籍。今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尽管父亲已经退休，却还在为编写红色故事、讲党史、采访党史人物忙碌着。一些单位部门邀请父亲“讲党史”，他虽然已年过七旬，腿疼导致行动不便，但都执意应邀，且不问报酬。他经常说：“革命的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今年3月，父亲应邀准备给运城“汲盐书馆”讲盐湖党史，在撰写老八路吕云仙的稿子时，为了完善材料，他不断上网查询。4月中旬的一天，他在网上发现有一条最新消息，这位革命老人还在世，正在湖南湘雅医院老年56病房治疗，他决计立即前往拜访，希望得到更多的一手资料。这次，他的腿疼更加剧烈，行动已经有很大困难了，我劝他先治腿，但父亲说，老人已经是九十几岁的高龄，情况随时可能有变，为了抢时间，必须现在去。于是，4月23日午夜，我陪他乘飞机赶到了长沙，25日上午，在湘雅医院的老干病房，我们见到了这位“革命老人”的女儿孟临佳……
这次去长沙的三天时间里，我和父亲对当年的工作有些交流。父亲讲，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整体经济情况与现在不能同日而语，财政比较紧张，研究经费都很吃紧，出一本书，得费很大的劲儿。不像现在，国家富裕了，对历史文化也比以前重视多了，经费给得足，活也好干。其实，那时候，也没有人下任务，没有人考核指标，不研究不出成果也没有人过问。但，作为一名党培养多年的干部，拿着工资，不干活怎么能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奋斗、就在于付出、就在于奉献啊！
父亲的这些话，就像是影视剧里的“台词”，然而，这是在宾馆的床上，他面对他的儿子所说的肺腑之言。说这话时，我看着父亲竟然还穿着打了补丁的袜子，我的话不知从何接起，只是默默地听着，心里也泛起一阵阵涟漪。我觉得，父亲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信仰是十分纯洁、坚定和强烈的。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民革党员要以共产党员为师啊！父亲说，“民革”是共产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的重要力量，只要心里有人民，有国家，一样可以有所作为！你喜欢文化，完全可以发挥所长，用文化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
有人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我想说，大海是波澜壮阔的，可所有的波澜壮阔都来自每一滴水的奋进激昂。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滴水，他是9000多万滴水里普通的一滴。父亲25岁在农村入党，如今党龄48年，将近半个世纪，但他对初心和使命的执着，让我深切感受到，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身上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力量。
我一下子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能经历百年风雨而青春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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