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花儿红（散文）_杨星让
院子的北墙根一溜儿栽着五棵石榴树。五月，石榴花便红红火火地开放在枝头。
石榴花儿开放时，母亲便在园子的石榴树前忙活起来。先扫出一块空地，插上一只只线筒，那些线筒呈扇形，母亲要“接线”了。母亲踮着一双小脚，从东头跑到西头，又从西头跑到东头。不停地跑，线筒子哗哗哗地响，那些线在母亲的手里聚拢，缠绕在两头的线柱上。
我一直认为织布是母亲一项浩大的工程，一年四季母亲都在为这一工程在准备，在忙碌。那些线穗子，是母亲一冬天纺出来的。夜间，我们睡下了，母亲在纺线，我们便在母亲纺车的“嗡嗡”声中入眠。线纺好后，要缠线、接线、浆线，有时还要染线，那是为了织出花条纹或花格布。之后梳理、上机，整个工艺流程才算完成。母亲织布，是在磨面做饭忙完家务后，叼空儿坐在织机上织布，我很少见到母亲能有整块的时间专心织布。我们一家人的衣服鞋袜就是这样在母亲的手上织出来的。
我们那儿管这种手织粗布为“棉子”，细细思忖也颇有道理。它是由棉花纺织而成，不就是棉花的儿子嘛。母亲手巧是公认的，她会剪花、捏花、织布也是一流的。母亲织出的棉子，平实缜密。我们上学常常要求统一的蓝裤子、白上衣，算是我们的“校服”。母亲用染料把白布染蓝，给我们做裤子；又把白布用漂白粉漂得雪白，做出的衣服白得晃眼，像洋布做的。我穿着母亲做的“校服”，心里十分得意。
那时纺棉花有过一次革新。木匠用你家的边角木料，做成一架纺花车，功效提高了十几倍。于是家家户户都打纺车，“哗啦啦”纺花声响成一片，像是乡村大合唱。
织布却还是传统方法。母亲坐在那架老式织机上，瘦小的身躯使劲去蹬，身子向后一仰，梭子在经线中穿过，“啪嗒啪嗒”地响，布匹便在母亲的怀里一点点成长，慢慢地肥胖起来。如果是织花格布，布面上的梭子就不是一只了，另外一只就是红的或别的颜色。母亲要记着这只梭子织几下，那只梭子织几下，如果错了，花纹就不对了。
从小到大，我就是穿着母亲手织的土布，感觉很温暖。在外求学，总觉得母亲就陪伴着我，那土布有着母亲的味道。
参加工作时，我才十几岁。母亲为我准备了新被褥、新衣服。衬衣衬裤都是母亲手织的粗布。我穿着一身新衣去了几百里外的城市。来到这座城市，置身于新的同伴之间，我没有了自信，觉得自己像一只“丑小鸭”。站在那些城市青年中，尽管我一身新衣，但和那些穿着随意、甚至衣服破旧的城里娃相比，一眼就看出了自己的土气。我偷偷地把衬衣衬裤往里塞，生怕他们看见了笑话。
那个年月，买什么都要票证，买布当然要“布证”，我们叫“布票”。一天一位要好的同事兴奋地对我说，街上卖的的确良裤子，不要布票。我俩赶忙前去排队购买，一人一条，八块钱。我俩穿上新裤子，专门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我俩手插在裤兜里，那份得意，那个臭美。那张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
斗转星移，岁月轮回。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提高，细米白面没有粗粮更有营养；化纤合成的的确良、涤卡布料，没有手织粗布好。粗布穿着舒适、透气吸汗、冬暖夏凉、绿色保健。于是，家纺粗布受到人们的青睐，成为人们的追求，甚至成为了时尚。
走进石榴花家纺公司，看到琳琅满目的土布制品，有高档衣服，有女人们喜爱的旗袍，有床上用品，真是一应俱全。
这儿简直是一个土布纺织博物馆。那久违的纺车、织布机，让人分外亲切。于是有人坐上去纺线，有人拿起梭子织布，倒也像模像样。她们大概找回了童年的记忆，少女的回忆。
谢杰，“石榴花”的董事长，一位优雅的女士。她带领着她的团队，正在创造一项项骄人的成绩。她的“万名万户妇女创业致富”项目，能带动周边闲散妇女劳力，利用空闲时间，每月织布收入一千余元。一名妇女一年收入一万余元，一万名妇女呢？
石榴花，多么朴实的名字。那商标图案，既像太极图，又像两只首尾相连的凤凰在翱翔。
石榴花，花开时节红似火！
作者：杨星让，笔名杨柳。山西省万荣县人，中共党员，1953年生。1969年毕业于阎景中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临汾工作，1984年调入《运城日报》任副刊编辑，2013年退休。山西省作协会员，运城市作协原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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