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县与安邑，夏县与夏城，前些年是这么说的
20世纪50年代以前，安邑县东一带人们呼县城一般不称“安邑”，而呼作“安县”。如说“他在安县上学”“我到安县办点事”等。同时，呼夏县城也不称“夏县”，而呼作“夏城”。
如说“他到夏城上会（赶集），买了个猪崽”“夏城的白菜比这里便宜多哩”等。
为什么当地人这样称呼？人们可能想到的是为了从简，但恐怕并非如此，因为这两个地名在典籍中都曾出现过。
称“安邑县”为“安县”见于晋人《太康地记》。
《史记·郑世家》：“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张守节《正义》：“《地记》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属河东安县。”后世辑校本，将“安县”增改为“安邑县”。笔者认为，这里不是手民（雕版排字工人）弄丢一个“邑”字的脱字之误，而很可能是西晋时期安邑就有“安县”之称。
究其来源甚至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春秋末年晋国国君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尝试推行“以县为邑”，把大夫世袭的采邑逐步变作可由国君直接操控的“县”，从而开启了“郡县制”的探索之门。当时晋国许多邑都可以称“县”，由国君任命“县守”。“县守”虽然也称“县大夫”，但不世袭。在《左传》中，温邑就被赵文子呼作“县”，原邑也称作“县”，甚至连国都绛邑也称作“绛县”，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绛县老人”“绛县师”的典故。“安邑”极可能在此时就有过“安县”的名称。不过，《地记》在这里所说的“安县”，指的是当时司州河东郡治安邑县，所在地即今天的夏县禹王城，不是今天的安邑镇。
称夏县为“夏城”见于隋代大儒王通的《中说》。
《中说·问易篇》：“夏城牧豕者，以牧豕为业。文中子之夏城，薛收、姚义后过之而问途焉，牧者曰：‘从谁欤？’收曰：‘从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鸟有鸟，则飞于天；有鱼有鱼，则潜于渊。知遇者盖默默然！’文中子闻之，谓收曰：‘独善可矣。不有言者，谁明道乎？’”
文中子（公元580年~公元617年）设教河汾，不时带弟子在河东各地游学，《中说》中多处有“子在蒲”“子在绛”的记载，故这里“夏城”应是“夏县城”不误。这也说明在隋以前当地就有了“夏城”的说法。
这两个地名能够传衍，应该与历史上“安邑分治”有关。
大家知道，后来的安、夏两县是由汉、晋两代河东郡所在的禹王城那个“安邑县”析置而来的。至于析置的情况古今史地著作表述不尽一致，大体应该是：北魏太武帝神麚元年（公元428年），河东郡由禹王城迁往蒲坂。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将安邑县一分为二，在今安邑镇置“南安邑县”，而将禹王城的安邑改称“北安邑县”。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安邑县更名“夏县”，并迁至今夏县址。安邑号称“禹都”，更名之所以称作“夏县”而不称“禹县”，也可能和禹王城正式名称是“夏王城”有关。“夏王城”是见载于志书的。
如前所述，“安县”原本是夏王城“安邑”的又称，而夏王城在更名“夏县”之后也有了“夏城”的又称。
“安县”“夏城”同由夏王城发端，而后随着南、北安邑分置，便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分别保留了下来。
“礼失而求诸野”，这也是地名文化一份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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