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波与《西厢记》
“几度新翻待月记，双至西厢咏西厢。”1984年9月，秋高气爽，金果飘香，戏剧大师马少波偕夫人李慧中，应邀来运城讲学。开坛的主旨，是以《西厢记》为蓝本，阐发对古典名著改编剧中人物的塑造及剧本格调的提升。先生的博学宏识，尤其是对“西厢文化”的深入研究和精辟论证，使与会者无不感觉耳目一新、脑洞大开。那次抵运，先生一行还特地游览了普救寺，在莺莺塔下“击石听蛙”，在梨花院重温故事，他久藏于心的“欲借西厢听经文”的夙愿，终如得以偿。
作为当时的《运城报》记者，我随行采访，写下一篇短文——《今夜西厢月更圆》。先生看到报纸后，十分高兴，说：“没想到你们当记者的也这样热衷西厢文化，我们也算是心有灵犀了。”后来，李慧中把我的这篇短文，收录在《马少波研究文集》里，并给我邮寄了两本。
一
马先生祖籍山东莱州市朱由村，原名马志远。其父马侠村早年参加革命，叱咤风云，系革命烈士；母亲安香玉被捕入狱后，临危不惧，骂贼不屈，意志坚毅。受父母熏陶、教诲，马少波从小志向远大，13岁参加学生运动，14岁就主编抗日刊物《天外》文学半月刊。他19岁参加八路军，21岁入党，成为胶东解放区革命文艺队伍的领导人。
一手拿枪，一手握笔，豪气激荡，英姿飒爽，是青年马少波的光彩写照。他毕生致力于戏曲、话剧的创作以及文艺理论的研究，精品迭现，著作等身。其《闯王进京》《木兰从军》《打渔杀家》《关羽之死》《白娘子出塔》《正气歌》《宝烛记》《明镜记》《西厢记》等犹如满天星斗，璀璨闪烁。他的诸多作品，经由京剧、越剧、豫剧、昆曲、蒲剧以及话剧、电视剧等热演，各铸辉煌，盛极一时。
1981年6月2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访问北欧回京后，不顾旅途劳顿，于次日晚观看了《正气歌》。他对剧团领导和导演说：“请你们转告马少波同志，他这个本子写得很成功，文天祥的英雄事迹感天动地。希望他多写几个这样的好本子。”这年，马少波的话剧《岳云》、京剧《正气歌》、越剧《明镜记》先后在北京上演，创造了一年内，同一位剧作家的3个剧本在北京演出的纪录。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次年，马少波的6个剧本，又被搬上了全国各地的舞台。这种一人“包揽天下”的戏剧文化景象，实属罕见，堪称奇迹。
二
格调高雅，有的放矢，警策人心，与时俱进，是马少波作品问世即红，历久弥新的成功秘籍。全国抗战胜利前夜，受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启发，他伏案疾笔，创作了《闯王进京》，艺术再现了农民起义军由盛而衰，从胜利走向失败的沉痛教训，对防止革命队伍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受的不良风气，起到了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抗美援朝时期，他的《木兰从军》先由几家京剧社演出，轰动北京；改编成豫剧后，大名角常香玉担纲主演，数十年历演不辍，至今仍传唱不息，成名常派的代表剧目。
“身历烽火路，笔开菊苑春。关田两汉后，今马又一人。”这是著名诗人贺敬之写给马少波文学艺术著作陈列馆的题赠，盛赞马少波堪比古之戏曲宗师关汉卿、今之戏剧大家田汉，誉其承前启后，横空出世，独领一代风骚。
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化艺术新星，青年才俊马少波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与关切。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约请周扬、田汉、阳翰生、阿英、崔嵬、柯仲平、马健翎、马少波等文化界名流，到中南海座谈。马少波当时只有21岁，是在座中最年轻的。周总理环视左右，点名要他首先发言。1983年，卓琳同志观看了昆曲《西厢记》后，高兴地同马少波合影留念。1996年，王光美同志代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向马少波颁赠了“良师奖”。先生的京剧剧本《宝烛记》荣获文化部“文华奖”，其他作品获各项大奖无数。他获得的最高荣誉，是中国戏剧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
三
《西厢记》是马少波改编古典名著的经典之作。苏联时期，莫斯科演出了根据他的《西厢记》改编的《倾杯记》，风靡一时。
《西厢记》的故事，就发生在古蒲州（今永济市）的普救寺。唐代时，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元稹写下了《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这是故事见诸文字的最早版本。蒲州为京师长安的屏藩重镇，交通发达，商贾云集，文化繁荣，信息畅通，西厢记故事不胫而走，飞传遐迩。
寒来暑往，日月轮转，挥手间三百年过去。到了金代，精通音律的董解元，以说唱的形式，谱写了《西厢记诸宫调》，又名《西厢记弹词》《弦索西厢》。在戏剧尚不时兴发达的金代，规模虽小却很普及的街头巷尾的民间说唱，显然对《西厢记》的传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西厢记》赓续的一座里程碑，被称为“董西厢”。
唐诗、宋词、元杂剧，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三座高峰。在诸多元杂剧作家中，王实甫以其《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蜚声剧坛，鹤立鸡群。它的问世，比世界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早三四个世纪。
四
王实甫，名德信，元大都（今北京市）人。他曾沉浮宦海，壮志难酬，后退隐归田。不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实甫钟情戏曲，魂萦氍毹，写下了14种元杂剧，收录在《录鬼簿》中。其中，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最为有名，影响深远，被称为“王西厢”，亦称“北西厢”。
“王西厢”虽脱胎于“董西厢”，但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格调高雅，文辞优美，人物更显活，形象更立体，戏剧性更强，更为人们喜闻乐见。元末作家贾仲明，与王实甫惺惺相惜，对其格外推崇，他在《凌波仙》吊词里，由衷称赞：“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清代李渔推之为“曲中之祖”，金圣叹则曰：“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
《西厢记》崇尚男女青年的婚姻自由，反对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宿命的封建婚姻制度，为追求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曹雪芹也把这股清新的空气，带进了暮霭重重的贾府，让贾宝玉和林黛玉“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五
正是由于《西厢记》对封建礼教的猛烈冲击，招致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恼怒与仇视，把《西厢记》诬为“淫书之首”，严厉查禁。本是平民出身的“和尚皇帝”朱元璋，南面称孤后，不仅丢掉了平民情结，连出家人的“阿弥陀佛”也不念了，只把《西厢记》当作洪水猛兽，格杀勿论。在这方面，清帝乾隆亦不甘示弱，传谕：“将现有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禁止。原版尽行销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唯该管大臣是问。”（《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
上行下效，一班趋炎附势的无耻文痞，也狺狺攻讦，大张挞伐，恶毒诅咒，“邪书之最可恨者”“王实甫当堕拔舌地狱”。
然而，禁归禁，骂归骂，不仅市井闾巷的布衣百姓暗中争相传看《西厢记》，连许多道貌岸然的王公贵族，也在“偷吃禁果”。要不，《红楼梦》里诗礼簪缨、钟鸣鼎食的贾府，何来“淫书”？尤其令人诧异的是，明代御制《永乐大典》，还将《西厢记》列为压卷之作。所幸这已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身后之事，他也只能紧闭双眼，装聋作哑了。
朝廷开了禁，坊间风更炽。李开先的《词谑》记：坊间刻本竟异想天开，以“崔氏春秋”标签《西厢记》，将其类比孔子的《春秋》，堂而皇之，广为传售。也许，这就是金圣叹所说的：“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
六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西厢”是继“董西厢”之后的旷世杰作，堆起了元杂剧的一座高峰。要改编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皇皇名著，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丰富的戏曲积累、敏锐的时代嗅觉、果敢的担当魄力，断难胜任，弄不好便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声名扫地，成为文坛笑柄。
尽管如此，历史上还是出现了几位敢“吃螃蟹”的人。明代的崔时佩、李日华不畏人言、不惧权威，改编了昆曲《西厢记》，被称为“南西厢”。“南西厢”距“王西厢”相去甚远，被同时代的剧评家祁彪佳诮之为“割裂北词”“生吞活剥”。陆天池也是明代剧作家，他不屑崔、李的依葫芦画瓢，斥其“翻改纰缪”，干脆自己动手，另辟蹊径。可他“悉以己意自创，不袭北剧一语”的做法，南辕北辙，出力不讨好，以致胎死腹中，无果而终。
七
历史的一页翻过，文艺百花在新时代绽放。1982年，马少波伏案耕耘，创作了昆曲改编本《西厢记》。次年，该剧上演，剧场爆棚，好评如潮。
忠于原著，借鉴得失，推陈出新，顺应潮流，是该改编本的最大成功。“王西厢”原著共5本21折，内容庞杂，枝蔓缠绕，几天几夜才能演完。马少波慧眼识珠，删繁就简，去芜存菁，将其浓缩为10场，一个晚上，3小时内，观众即可大饱眼福，得到原汁原味的艺术享受。最为可贵的是，新剧剔除了原著中带有庸俗、色情成分的糟粕，使人物更加清纯质朴，主题更加纯净鲜明。
北方昆曲剧院特为此次成功演出发了简报，如实反映了社会各界的评价。周扬说：“剧本改得好，演出也很好。这是一次诗情画意的、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朱穆之说：“把这样的古典名著搬上舞台很有意义。有人说昆曲会灭亡，我看了上海昆剧院的演出和你们的《西厢记》，觉得南昆、北昆交相辉映，昆曲发展大有希望。”宋振庭则拍掌高呼：“好，昆曲万岁！‘王西厢’几百年没上过舞台，这次搬上舞台是一大胜利。”赵寻说：“在我看过的所有《西厢记》里，这是最好的、最完整的一个。”马彦祥在剖析剧中人物时说：“人物都是对的，红娘这个角色就应该这样演……”
八
专家们对昆曲《西厢记》的结尾尤为赞赏，认为那句“早些也月儿圆，迟些也月儿圆”，隽永凝练，韵味十足，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美好的想象空间，实属神来之笔。
其实，这并非偶然的灵光闪现，而是马少波于1972年上元节，写给夫人李慧中《酷相思》一词的结句。那时，他在北京遭受“四人帮”迫害，卧病在床，而李慧中则远在天津团泊洼干校“劳动锻炼”。上元节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两人却天各一方，难以团聚。马少波将此句引入《西厢记》，为“有情人终成眷属”主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给人力量，引人入胜。
九
《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在蒲州，蒲州又是蒲剧的故乡，有此深厚的地缘、戏缘关系，蒲剧很早就上演了《西厢记》。
据杜波、行乐贤、李恩泽于1989年编纂出版的《蒲剧梆子剧目辞典》“西厢记”条目载：“本剧系据元杂剧王实甫《西厢记》改编而来”，是“王秀兰演出的代表戏之一”。另外，还特别注明：“今存版本：1.运城地区戏校存王秀兰演出本；2.山西临汾蒲剧院藏马少波蒲剧改编本。”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王秀兰的演出本，是以“红娘”为主角的，所以由她饰演“红娘”。马少波认为这不符合原著的主要架构，是主次颠倒、喧宾夺主。于是，他将重头戏，又还原到“王西厢”上，让“莺莺”复位，成为主角。
由此看来，马少波先生对蒲剧《西厢记》，是作出了特殊而重要贡献的。如果没有后来的这个改编本，恐怕就很难拍出由武俊英、郭关明、吉有芳、裴青莲联袂演出的电视连续剧。
十
关于马少波先生为蒲剧改编《西厢记》一事，郭文顺撰有《马老为蒲剧院改编的〈西厢记〉》一文，刊登在1985年第4期的《蒲剧艺术》上。
据郭文顺回忆，1983年临汾青年蒲剧团晋京演出之际，剧团领导恳请马老为蒲剧改编《西厢记》，马老慨然应诺，并很快完成了重托。
2009年11月29日，92岁高龄的马老在北京溘然长逝。
大师虽已远去，文华犹灿，硕果犹存。仰望前贤，缅怀大师，新人踊跃，后辈传承，必将迎来新时期的戏剧繁荣，文艺复兴。
赵战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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