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与山西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真正的、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武昌起义后不足两旬，山西同盟会员即行响应在清廷的侧翼和清军的后方点燃了起义之火不仅彻底推翻了清政府在山西的专制统治，而且极大地动摇了清廷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孙中山先生说：“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提到山西辛亥革命，不能不提到阎锡山，阎锡山在山西长达30多年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说也是从辛亥革命确立的。所以研究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史，不研究阎锡山在山西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是不行的。本文想就此作一粗略的探讨，请同行指正。
同盟会初建的参加者
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当时日本留学生中集结了一大批反清中坚力量，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拥护者和宣传者。阎锡山在东京这一革命党人的集散地除学习专业知识外，受到的直接影响主要是如何推翻清廷统治的革命思想，所以他到日本仅三个月即参与了革命党人的一些活动。
　　1905年 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拟同黄兴等闲谈筹组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为了欢迎这位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8月13日，东京华侨和留日中国学生1300多人专门举行盛大集会。全上，孙中山作了长篇演讲，批驳了保皇派反对革命的谬论。会后阎锡山反复体味中山先生的讲话精神，认为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对于挽救民族危亡来说真是太适时了，以后他曾多次提到：“中山先生以先知先觉的德慧，高瞻远瞩的眼光站在时代的前边，领导革命，遂能一呼万应，全国同心，不久实行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这说明孙中山的思想对阎锡山确实产生了很大的震动。阎锡山曾多次前往拜谒、请教孙中山，经过几次晤谈，他对“革命救中国”所存疑问逐步消失，一时成了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信仰者。
　　1905年 8月20日，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全在日本东正式成立，最初参加革命运动的同志当然都参加了同盟会，阎锡山的入盟由同盟会重要领袖黄兴监督，表示奉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言。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许多留日学生踊跃加入，阎锡山除自己捷足先入外，还介绍了赵戴文、康佩珩、赵之成、徐翰文等四个小同乡一起加入。
　　同盟会成立后，其领导人对清政府派来的学军事的学生特别关注，因为这部分留学生回国后就是清政附组织新军的骨干，掌握了他们就等于掌握了新军，对领导起义夺取政权极为重要，孙中山黄兴亲自对这些留学生作教育争取工作，并在同盟会内部秘密组建了军事干部组织——“铁血丈夫团”，吸收同盟会中特别积极的分子，予以专门的培养和特殊的联系。“铁血丈夫团”的成员共28位，其中山西就占有四位，分别是阎锡山、温寿泉、乔煦、张瑜。
起义前兵运的组织者
1909年 4月，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被安排在山西陆军小学堂任教官。与他同期回国的温寿泉被安排在山西大学堂任兵学教官，张瑜、马泽崧、李大魁等同盟会员以及黄国梁等革命的同情者被分配到山西陆军督练公所任教练员。由于训练有方，三个月后，阎锡山升任陆军小学堂监督（校长）。这一年恰恰是革命事业极端困难的一年，被迫远走欧美的孙中山虽然极力鼓动人心，图谋再举，但意组织不起一次反清起义。在革命处于艰难之秋，阎锡山瞻望形势，认为革命党人要掌握兵权，就得实实在在下基层搞兵运工作。
1909年11月，清政府陆军部召集由日本归国在各省服务的士官学生举行会试，拟按成绩分别录用。这客观上为革命党人中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汇集北京互通情报提供了一个绝好机合。山西参加会试的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等。会试结果，阎锡山名列上等，被赏给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副军校的军衔。另外，温寿泉名列优等，被赏给炮兵科举人，并授予副军校的军衔；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等被分别赏给步兵、马兵、轻重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这次会试对同盟会会员来说，名份是次要的主，主要是为了重新聚首，商讨起义大事。会试以后，清廷陆军部发出了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当的指令，正好为同盟会担任新军领导职务开了方便之门。
山西编练新军始于1902年，到1919年12月才经陆军部编定为暂编陆军第43协（旅），下辖第一标、第二标，统归山西督练公所指挥。协统领（旅长）是阎锡山熟识的姚鸿发。而标统分别为齐允和马增福，二人皆是旧式军官，无带领新军的知识和经验。陆军部的指示发布后，温寿泉被任命为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黄国梁、阎锡山分任两标教练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团长）。
不久，姚鸿发调山西督练公所任总办，总管全省兵事，第43协统由谭振德接任。谭接任后根据陆军部指令，第一标改称第85标，标统仍为齐允；第二标改称第86标，标统为马龙标，旋以夏学津接任。夏学津是山西巡抚丁宝铨的心腹，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但治军却有一套办法，颇得旧官僚们的倚重。另外，齐允是旗籍贵族，虽然治军无能，上方也不敢有所得罪。革命党人要取得兵权，必须除掉这两个障碍。为此，阎锡山等组织开展了与夏、齐的斗争。经过周密部署，谨慎运作，倒夏工作初战告捷，夏被调离军队，马龙标复任86标标统。之后阎锡山等同盟会员又巧妙地利用了“文交惨案”，使丁宝铨想提拔夏学津重带军队的计划无法实现。不久，省抚只好顺水推舟，通令黄国梁接任第85标标统，阎锡山接任第86标标统。
阎锡山出任第86标标统后，山西新军的实际领导可以说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的手里了。虽然第85标标统黄国梁不是同盟会员，但很同情革命，经过阎锡山的推荐，常越任第85标教练官，南桂馨任85标军需官，马开崧任86标教练官，乔煦任第一营管带（营长），张瑜任第二营管带，都是同盟会会员。反对革命的实际上只有第85标第三营管带熊国斌和第86标第三营管带瑞镛（满族）了。
而且，新旧军力量对比也明显形成新强旧弱之势。山西新军计有一个混成协（旅），下辖两标，共4000人，都驻防太原，且将校中大部分不是同盟会员就是阎锡山的同学，旧军共有13个营，但总兵力也不过4000人左右。且驻在省城太原的只有三个营。
为了进一步发行军队，控制新军，为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阎锡山连续办了以下几件大事：实行征兵制：征集了拥当于全协人数十分之六的山西农工青年，也撵走了十分之六的外省籍“老营混子”，使新旧兵比例发个了很大变化。整理军队：整理军队的计划是姚鸿发提出的。阎锡山借此与姚商定从两标中挑选优秀士兵成立一个模范队，并争取到同盟会员王嗣昌、张德荣任一、二两标的模范队队长。模范队名义上作训练的表率，实际上作起义的骨干。积极在基层官兵中发展组织：阎锡山还与姚鸿发商量决定了“旧兵退伍，补充新兵，教育一年”的办法，以借此机会让一批有文化的同盟会员下连队当兵或任文书职务。同时利用旧兵退伍的时机，召集第85标第一、二两营准备退伍的正目（班长〕宣誓结盟，激发他们同仇敌忾，后来旧兵中的不少人也成为起义的骨干分子。
提前举义的动议者

　　武昌起义告捷后，各省纷纷响应。山西巡抚陆钟琦却慌了手脚，立即召集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和协统谭振德以及下属衙门的高级官员会商对策，认为新军不可靠，应该调到省城以外驻防，决定立即调巡防队两旗到太原守卫巡抚衙门和弹药库等要害部门。同时陆钟琦还采取缓兵之计，想叫他的儿子陆亮臣暂且稳住阎锡山，然后再由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存在山西的5000支德造新枪运3000支到河南，再把新军第85标、第86标分开，一标调临汾，一标调代州。

　　当时清统治者为了防止新军造反，平时是不许新军携带子弹的，有枪无弹难以举事，因此同盟会员们都在积极准备，待机发难。

　　1911年10月28日，山西巡抚突然命令第85标标统黄国梁率一队先行出发，85标其他各营待命出发。但在未出发前，不得发给子弹。在这紧急关头，同盟会核心成员阎锡山、张瑜、温寿泉、乔煦、南桂馨等以送行为名齐聚黄国梁家中商讨对策。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阎锡山就曾参与过谋划将来国内起义时实行“南响北应”的战略。这时，会议在他的力主下，集体决定提前在太原发动起义。在太原提前起义这一重大决策，是谁最先提出的，或者说是以谁为主决定的，笔者认为是由阎锡山首先动议，并以他为主决定的。这一结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得到支持和证实。

　　一、曾任同盟会总部执行部调查科负责人的谷思慎，武昌起义前夕，回省策动革命前，但不久因被人告密，不得已转赴北京，没有参加28日的特别会议。

　　二、参加28日会议的温寿泉更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并在留日学生会试中考到优等，在新军中威信尚高，但起义前并无实际兵权，所以提前起义的决定也不可能首先由他提出。

　　三、参加28日会议的黄国梁拥有兵权，但本人不是同盟会员，只是革命的同情者，不可能主动提出起义计划。之所以要以送行为名集中在他家中，并让他参加会议，本身就可看出同盟会领导人的良苦用心，明显是在拉他参加起义，主动争取这位兵权拥有者。

　　四、参加28日会议的南桂馨虽是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并在第85标中担任军需官，但屈居黄国梁之下，正如他自已回忆的那样，虽提议先南下后反攻，但被大家否决了。

　　五、参加28日会议的张瑜、乔煦虽忠诚革命并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在第86标任管带，但有上司阎锡山在场，显然起义计划不会由他们二人提出。

　　六、阎锡山是同盟会会员，又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同黄国梁是拜把兄弟，自出任标统后，更积极在军队中发展同盟会的力量，包括南桂馨出任85标军需官，也是他同黄国梁斡旋的；张瑜、乔煦又是他的部属，所以起义计划由他提出并最后裁定是合乎情理的。
起义全程的运作者

　　同盟会主要领导者决定起义之后，传达起义的决定在秘密进行着。主变通过三个渠道将决定分头传达下去：一是由南桂馨传达给同盟会员、85标的中下级官员王嗣昌、杨彭龄，并由杨转知李成林等。二是由张树帜奉阎锡山命到城外狄村第85标第一营进行联络，与士兵张占元、梁俊玉、柳殿魁等人见面传达，他们均表示赞成起义计划。然后，到营本部告诉督队官苗文华，苗愿同大家一道起义。张树帜只派人与第二营联络，并用暗语向阎锡山作了汇报。二是由阎锡山亲自向第86标中下级军官中的同盟会员传达。

　　杨彭龄、王嗣昌向有关同志传达起义计划后，即回兵营进行准备。他们与同盟会员、队官张煌和刘汉卿等研究后一致认为应争取管带姚以价（非同盟会员）参加并领导起义，姚欣然同意。同时决定挑选30名勇敢善战的士兵组成先锋队，由杨彭龄率领，张煌带左队在后紧跟，进攻巡抚衙门。

　　这天半夜，姚以价召集两营官兵，首先宣布起义。起义军顺利进入城内，第一营直扑满族集中居住的新满城（今新城街），第二营向巡抚衙门挺进，并很快攻占衙门。

　　得知85标已经起义后，阎锡山急派傅存怀等带兵到子弹库领取子弹，并直布“第86标兵变”，派第二营排长陈锦文守护军装局，第二营前队（模范队）排长张培梅、右队第三排排长金殿元率队到抚署西北酒仙桥，派右队队官王缵绪、后队队官吴信芳率部到抚署东北小二府巷，驱散了驻在那里守护抚署的巡防马队。阎锡山本人则亲临攻打新满城的前线督战，太原城守尉增禧缴械投降。至此太原起义即告成功，清政府在山西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此结束。

　　纵观山西辛亥革命的部署发动、起义及最后成功，与阎锡山本人是密不可分的。阎锡山不仅是同盟会初建的参加者和起义前兵运的组织者，而且是提前举义的动议者和起义全程的运作者。所以阎锡山在山西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我们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因他以后坚决反共，否定他早年的革命经历和进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