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点灯 （散文）——杨星让

老师是点灯人，点亮学生的理想，点燃学生的追求勇气。

我的老师叫毕星星，因此我要写一篇《星星点灯》。

《星星点灯》是一首歌的名字，我只记住了两句歌词：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

——题记

一

一九八二年，我写了一篇所谓的小说，投寄给《河东文学》，不久便收到了退稿，内附一封信，写信的就是毕星星老师。毕老师在信中详细指出作品的问题，写了好多意见。对我触动最大的一条意见是缺乏细节描写，人物概念化。细节！毕老师一下点化了我，让我豁然开朗。毕老师建议我修改，我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而是另起炉灶，重新写了一篇小说。不是缺乏细节描写吗？我搜索脑海里的记忆，想起小时候村里时常走动的两个小贩。这两个人物我烂熟于心，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闭上眼睛也能描述出来。铺开稿纸，我一口气写出了《小贩》，又投寄给了《河东文学》。

不久，我接到地文联通知，让参加地文联召开的文学创作座谈会。我到地招会议室报到时，桌子上摆放着一摞《河东文学》。我拿了一本找了个位置坐下，翻开刊物，赫然发现自己的《小贩》，内心自然激动不已。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才见到毕老师，认识了毕老师。那次座谈会开了几天，但我与毕老师见面不多，交谈就更少了。

我生性懒散，写过那么一篇小说之后再没动笔。一天接到毕老师的来信，是一封约稿信。毕老师在信中说，他准备出一期《河东文学》青年作者专号，约我写一篇小说。编辑老师给我这么一个初学写作者来信约稿，我自然不敢怠慢，赶写出一篇小说《三嫂》寄了过去，这篇小说很快在《河东文学》青年作者专号上发表了。这时，毕老师调往《山西文学》，走时，毕老师给我说，他准备带上《三嫂》，看能否在《山西文学》上发一下。我抄写了一份，让毕老师带上。《三嫂》在《山西文学》上发表后，毕老师给我讲了发表经过。毕老师调往太原时，带了五篇稿子。他先拿了两篇让主编西戎老师审阅，西戎老师看后摇摇头，表示两篇都不行。毕老师回到宿舍把剩下的三篇稿子反复掂量，最后选出谭文峰的一篇小说和我的这篇《三嫂》，又拿给西戎老师。西戎老师看完，夸赞这两篇小说好。他让副主编周宗奇老师写个编稿手记，同期重点推出。

我写了两篇小说，第一篇发表于《河东文学》，第二篇发表于《山西文学》。

说我运气好，不如说我遇到了一位好编辑、好老师。

正是因为毕老师给我的那封退稿信，让我注重了细节描写。他的话，点亮了我的心灯，且牢牢镌刻在脑里。我写作时，脑子里首先想这篇文章有哪些细节可以用，哪怕一篇小文章，没有几个好的细节支撑，我是不动笔的。毕老师的教诲，让我在写作方面避开了弯路。

二

毕老师和我，就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你投稿，我看稿，觉着不错，给你发表，这就很不错了。但是毕老师觉得我当时的工作不适合在创作上成长进步，他想让我换个单位。毕老师积极地向一些文化部门推荐，其中费劲最大的是想让我到文化馆当创作员。为此，他多次跑文化馆向馆长举荐，还给地文化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写了一封推荐信。对毕老师的热心，我发自内心感动。那时的我很幼稚，看着毕老师为我到处奔波，求人找关系，我不知道怎么报答，连一支烟都没给他递过，他也不抽烟。

《运城报》准备改版，想创办一个文学副刊。《运城报》总编找到文联，让文联给推荐一名这方面的人才。毕老师正好在场，当即向总编推荐了我。总编说那好吧，让他明天到报社见我，拿上他发表的作品，有手稿更好。总编走后，毕老师马上骑着自行车来找我。我那时住在火车站邮电局院内，毕老师是从最南边跑到最北边，专程过来告诉我，又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

第二天我去报社见了总编，第三天早上就接到报社办公室电话，让我办理调动手续。就是这么简单。这大概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至于调动中遇到了一些波折，那是可以另写一篇文章的。麻烦不是来自报社，而是我当时供职的单位。

我到报社上班后，毕老师常常回运城，那时毕老师的家还未搬到太原。他回来也不忘工作，四处奔波采访，而且经常带着我。我进了报社，是编辑也是记者，但真正沉下去实地采访，却是跟着毕老师学习的。毕老师曾是军报记者，采访当然是一流的。毕老师很会与采访对象沟通交流，对一些事情非要刨根问底，弄个明明白白，从来没有似是而非的情况。因此他的文章出来后，没有人说不真实，没有人找麻烦。毕老师有着记者的良好修养，对一些感兴趣的事情很敏感，能敏锐地发现并捕捉到新闻素材或者是文学素材。有一次毕老师带我去听温元凯的报告，温元凯在演讲中说了一个小故事。回来的路上，毕老师说这个可以写一篇小说。回到家我很快写成了小说《肿瘤》，毕老师走时带上这篇稿件回太原，很快，这篇小说就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了。

有一次，毕老师带着我去临猗县城，我不知何事。到了临猗中学，才知道是参加一位老师的追悼会。追悼会场面宏大、规格也高，县教育局主持，县委书记致悼词。我们虽站在外围，但毕老师神色凝重。毕老师说，这老师叫南岩，我的侄儿，亲侄子。

几年后，毕老师写出了《特级教师南岩之死》，在《山西文学》头条刊发，并获得了那一届的赵树理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是否也因为此篇而获得，我就不太清楚了。

也是因了这篇作品，毕老师确定了自己的写作方式，那就是纪实性的散文写作。毕老师退休前担任《山西文学》副主编，编务缠身。退休后，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写作时间，接连写出了多篇在全国反响较大的作品。一次我在书店闲逛，看见一本当年的优秀散文选。翻开一看，有毕老师的散文《拷问英雄》。我买下来马上给毕老师送去，他当时正好在运城宾馆住着。毕老师接过书翻看着，说真不知道他的文章被选了。

毕老师退休后，迎来了他的创作高峰。他的随笔散文，在《随笔》《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刊上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好些报刊专门为他开设了专栏。很快，毕老师结集出版了《坚锐的往事》《走过带伤的岁月》《走出岁月的阴影》，被誉为“乡村记忆三部曲”。

毕老师曾给我推荐过一本书《中国在梁庄》，梁鸿写的。我仔细阅读了，但不知老师用意何在。不久之后，我陆续读到毕老师的《好社员都祥》《最后一个入社的女人》等文章，我才恍然大悟。他回归故土，研读乡村档案，扎根故乡高头，描写家乡的人和事。井喷式的爆发，终于结集出版了28万字的《河槽人家》。

毕老师的高头村，成为他的创作生活基地。犹如柳青的皇甫村；贾平凹的棣花镇；莫言的高密乡；陈忠实的白鹿原……有了这肥沃的土壤，有了这辛勤的耕耘，自然就有了丰收的喜悦。

毕老师对我是恨铁不成钢。他很认真地说我：“我一年写二十万字，你一年还不写十万字？我一年出一本书，你两年还不出一本书？”

毕老师说此话时语气温和，但我却羞愧不已，低着头。我知道我的脸红了，红得发烫，不敢抬头看他。

我深知自己的愚钝，更知自己的懒惰。人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辜负了老师在我身上花费的心血。

面对一个年纪只比自己小几岁、年过花甲满头白发的学生，老师只能无奈地摇头叹气。

三

毕老师这次来运讲学，是应运城市作协、运城文学院的邀请，对业余作者进行散文写作培训，时间两天。

培训班设在一家酒店，离我家不远。我知道因经费紧张，每个县都只有两三个名额，便寻思着，到吃饭时间就回家吃，不给培训班增加负担。

上午毕老师讲课，讲的就是他这些年写作乡村档案系列文章的经验。下午是与学员交流互动，解答提问。学员们发言倒也热烈，但似乎偏离了主题。我盯着眼前陌生的学员，看着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生活在农村的。对于农村，对于毕老师所讲述的农村人物事件，一无所知，一脸茫然。

我突然觉得这些孩子好可怜。乡村对于他们太遥远、太陌生。

我听了两天课。如果问我的收获是什么，我还是两个字：思想。

毕老师所写的这一系列作品，我们也能写。但写出来与毕老师的文章一比较，我们的作品就显得平庸，没有深度，没有厚度，更没有高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我们缺少思辨能力，只是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缺失了思想，显得浅薄、平淡，味如嚼蜡。

毕老师写作《拷问英雄》，是对那个特殊年代树立典型形象、模范人物的拷问、反思，但何尝不是对自己的灵魂拷问反思呢？那些典型模范人物，有些还是出自他的笔下呢。

一位优秀的作家，一定是思想家、哲学家。

因此，毕老师的书写便有了深层次的社会意义。荒唐年代发生的荒唐事，在毕老师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人们读后，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个年代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幼稚可笑的事情，这样的事以后还会发生吗？

那些乡村档案，那些我们视为垃圾一样的发黄的废纸片，在毕老师的手里却是金光灿灿的宝贝。每一页都是一个故事，都是一个乡村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更是一个国家的记忆。

毕老师化腐朽为神奇，把那些如同废纸片一样的档案，打磨成了一颗颗闪光的珍珠。毕老师用金丝银线穿缀起一串精美的项链。

毕老师的书写，便有了他的特殊意义。

毕老师的乡村系列作品，它的体裁是独特的，它的行文是独特的。它的独树一帜，已经引起了国内文坛的关注、争论。它究竟归属于散文、随笔，还是纪实文学？至今学术界争论不休。如果让我为毕老师的写作文体命名，我便将它称之为“星星体”。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国内的批评家、专家学者会去研究毕星星的作品。高校的学子们，会把它列入研究课题，成为他们的论文选项。

毕星星老师的作品，必将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我对这批学员说：若干年后，在你们中间出了几位知名作家，那不意外。因为你可以自豪地对着采访镜头说，我是毕星星老师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