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市绛县陈氏石工家族史料述评

摘 要：2014 年运城市绛县刊布明清时期 435 则石刻资料，本文在查阅全部石工题署和其他信息的基础上，归 纳分析了 28 则石刻资料，揭示出明代晚期陈氏石工家族从稷山县迁居绛县的史实以及从事刻石的具体 活动和题署姓名的一些文化特征。这组史料丰富了对地方史的认识，也坐实了运城市曾有一个连续五代 从事刻石的家族。

关键词：绛县；石工家族；技术移民；稷山石匠；陈氏家族

中国古代有“物勒工名” 的传统，就石刻而言，著名研究者曾毅公指出，“隋唐时代此风逐渐兴盛，再以后， 附在铭（石）刻上的工人名字则由个体而扩大为一家一族，由一家一族而扩大为一集体”，如祖孙、父子、叔侄、兄弟。这种“一家一族” 从事刻石并“扩大为一集体” 的历史文化现象，古代运城市也有。2014 年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绛县卷》， 收录明清时期 435 则石刻资料 。其中一通明代万历时期《重修南柳泰山庙碑》， 现存南樊镇南柳泰山庙，刻工题署“石工：稷亭先人陈福，男万仓、万良，孙一策、一书、一经”。这是一家三代人合刻石碑的署名。稷亭，稷山县的别称 [4]，先人，意指陈万仓、陈万良亡故的父亲陈福。陈一策，陈一书， 陈一经为陈家第三代人。以此碑为线索，追溯绛县关联陈氏家族的石刻，另有 27 件。其中 22 件较为确切，5 件疑似。笔者将确切的 22 件陈氏家族石刻作品，予以编号， 按照时间、碑石名称、现存地、具体署名的格式依次摘要记录，述评如下：

1、明万历十七年（1589 年）《明故赐进士奉直大夫秦州知州莱庵张公墓表》， 现存横水镇柳庄村，题署“稷山石工陈万仓、男陈策陈书镌”[1]。程章灿先生曾指出， 某些石刻中会“省去名字中指示辈分的那个字”，“这是宋辽金时代刻工题署的一个习惯”。所以， 陈万仓之子陈策、陈书，即上文所述陈一策、陈一书。根据这则题署，推测陈家三代人镌刻《重修南柳泰山庙碑》的时间，应早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 年）。这件石刻还表明，宋金时期石工题署的省刻习惯，明代时仍在民间延续。

2、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晋陵庄慈悲泉记》， 现存磨里镇庞家岭村，题署“本县石匠：陈一经刊” [3]。自署“本县”，说明陈一经应该已定居绛县。

3、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歪头山创建庙宇记》， 现存磨里镇回马岭村歪头山（以下简称歪头山）庙院，题署“ 石工： 陈万良， 男陈一经、陈一学”。它证明了陈万良与陈一经、陈一学的父子关系。

4、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朝山建醮碑记》， 现存歪头山庙院， 题署“ 本邑玉工陈 学、□□ □、□□□”。陈学，应为陈一学的省刻，省刻的历史传统前文已有说明。这则题署说明陈一学也定居绛县。

5、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绛州绛县北续里重修万善洞记》，现存大交镇续鲁村洞子沟万善洞遗址，题署“玉工：陈万良，男陈一经、陈一学，徒孙李清福、陈东海镌”。绛县刊布的石刻资料中，“陈东海”仅出现一次，与陈氏家族应无血缘关系，下文其他石刻题署也反映了这一点。

6、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朝山建醮碑记》， 现存歪头山庙院，题署“本邑玉工人：梁进寿、陈一京仝造”[7]。 “一京”，即“一经”，下文第 14、16 号石刻题署和述评可证。

7、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歪头山明代石狮题记》， 石狮现存歪头山庙院，题署“斜曲玉工人：陈一经、梁栋”[8]。这则题署说明陈一经的定居地在斜曲村，即今绛县卫庄镇斜曲村。

8、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歪头山石狮底座题记》， 底座现存歪头山庙院，题署“ 玉工： 陈一经、孙彦光、梁栋”[9]。同年陈一经、梁栋在歪头山庙院合刻一尊石狮（第 7号石刻），共署“斜曲玉工人”；合刻另一尊石狮时，增加了孙彦光，去掉了“斜曲”镌记，说明孙彦光（下文述及）有可能不是斜曲村人。

9、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重刻玉皇宝殿碑记》， 现存歪头山庙院，题署“本邑玉工：陈一学、门徒邓道同镌”[10]。自署“本邑”， 再证陈一学定居绛县，第 4 号石刻题署（也在歪头山庙院）“ 陈学”， 应为陈一学的省刻。

10、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绛县太阴等乡青凌等里俱在官庄村众善作醮碑记》，现存歪头山庙院， 题署“玉工：陈一学、男陈纪， 梁栋刊”[1]。这则题署可证陈一学和陈纪父子关系，陈纪为陈氏石工家族第四代人。此外，梁栋与陈一经合刻第 7 号石刻，共署“斜曲玉工人”， 与陈一学父子合刻则无此镌记，说明陈一学父子的定居地可能并不在斜曲村。

11、明天启三年（1623 年）《重修三清宝殿碑记》， 现存歪头山庙院，题署“本村石匠孙彦真、孙彦光、陈一学仝刊”[2]。碑文首句“大明国山西平阳府绛州绛县太阴乡孙王里舍财姓名于后” 的 201人舍财花名中，亦镌刻有孙彦真、孙彦光、陈□学。题署和花名记录证明陈一学定居于“太阴乡孙王里（村）”（今绛县安峪镇孙王村）。此外，孙王里舍财花名中有陈一德、陈一道；“本村梓匠” 题刻有“陈德（或为陈一德的省刻）、陈一道”， 不排除他们与陈氏石工家族有血缘关系，可能与陈一学为同辈人。

12、明天启五年（1625年）《重修玉帝神庙妆绘神像碑记》，现存磨里镇东官庄村， 题署“玉工陈一经、李尚会、徒郭守道仝刊”。郭守道有可能和前述的李清福、陈东海、邓道同以及下述第 13、17、18 号石刻中的郭子道、张寿、李胜家、□□兰、孙厚兴、刘王尹一样，均从师于陈氏石工家族，学习凿石刻碑的手艺，这也是“由一家一族而扩大为一集体”的路径之一。

13、明天启六年（1626年）《文庙明代石狮题刻》，石狮现存绛县博物馆，题署“玉工仝镌： 陈一经、陈一学、梁栋、男陈纪，徒：郭子道、张寿、李胜家”。能雕凿县文庙石狮，间接说明陈一经、陈一学技艺水平较高。郭子道、张寿、李胜家三人为其徒。此外，这则题署资料与前述第 7、8、10 号石刻联系，可知陈氏兄弟和梁栋同刻碑石的合作关系，至少延续了 15 年，“由一家一族而扩大为一集体”的迹象较为明显。

14、明崇祯元年（1628 年）《圣公圣母殿宇碑记》， 现存歪头山庙院外，题署“玉石工： 陈一京、男陈纲； 陈一学、孙彦真”。陈纲为“陈一京”的儿子，如果“一京” 与“一经”同为一人，那么， 陈纲则为陈一学的侄子，两人的叔侄关系下文第 16号石刻题署可证，由此坐实前述第 6 号石刻镌记的“ 一京” 就是“一经”。陈纲也是绛县陈氏石工家族第四代传人。

15、明崇祯三年（1630 年）《大交作醮朝山碑记》， 现存歪头山庙院外，题署“石工梁进贵、梁标、陈□”[6]。歪头山已见 9件陈氏家族石刻作品，即前述第 3、4、6— 11、14 号石刻，这则题署中的“陈□”，或许就是陈氏家族的石工。

16、明崇祯六年（1633 年）《创建宝殿施财碑记》， 现存歪头山庙院外，题署“玉石工匠： 陈一学、孙彦真、侄陈纲、□□□、孙厚琚”[7]。这证明了陈一学与陈纲的叔侄关系，陈纲之父 “陈一京”（见第 14 号石刻题署），即陈一学兄弟“陈一经”。 对照前述第 3 号和其他石刻题署可知，陈一学从事凿石刻碑至少有 32 年。将这则题署与前述第 8、11、14 号石刻联系比较，可知陈氏兄弟与孙彦光、孙彦真（应为同辈兄弟）同刻碑石的合作关系也有 20 余年，这种合作关系， 可看作是“由一家一族而扩大为一集体”的例证。

17、明崇祯八年（1635年）

《郇王村中街南北巷重修门楼施财碑记》，现存安峪镇郇王村，题署“石工陈一经， 徒□□兰”[1]。对照前述第 2 号和其他石刻题署可知，陈一经从事刻石至少 39 年。

18、“明代勒石”的《歪头山庙施财碑》，现存歪头山，刻署“本邑石匠：陈标、陈刚，侄男陈士琦、陈士瑚， 师弟孙厚兴，门徒刘王尹”。陈纲之子为陈士琦、陈士瑚（下文第20 号石刻题署为证），这里的陈刚应为陈纲，其子被题署为“侄男”，说明陈标与陈纪、陈纲一样，也是陈氏家族的第四代石工。值得注意的是，这通碑刻题署中，首次出现陈氏石工家族第五代传人陈士琦、陈士瑚。

19、清顺治三年（1646 年）《重修祖师殿宇金妆圣像碑记》，现存歪头山庙院， 题署“石匠陈一瑚刊”[3]。疑陈一瑚为误抄，应为第 18 号石刻题署的陈士瑚。怀疑的理由是，碑石剥泐容易导致“士”字显形为“一”； 其次，歪头山毕竟是陈氏家族四代人长期刻石的地点， 那里的石刻资料中尚未发现过“其他”陈姓石工。再有， 如果陈一瑚不是误抄，那么他可能与陈一学、陈一经一样，同为陈氏家族第三代传人，但带来的问题却是，其同辈人的名字寓意不相类从， 其晚辈陈士瑚的命名未作避讳。基于这三方面的理由， 笔者推测，陈一瑚为陈士瑚的误抄。

20、清顺治六年（1649 年）《重修祖师殿宇碑记》， 现存歪头山庙院，题署“石匠： 李宗杨、陈纲， 男陈士瑚、陈士琦、陈士璯刊”。依此可证第 18号石刻所记， 陈刚即为陈纲；陈纲有三子， 陈士瑚、陈士琦、陈士璯， 他们是绛县陈氏石工家族的第五代人。

21、清顺治八年（1651 年）《重修五老殿宇碑记》， 现存歪头山庙院外，题署“本邑石匠杨如进、陈玉瑚同刊”[5]。以第 19号石刻题署述评中的第二条怀疑理由为基础，疑“陈玉瑚”为陈士瑚的误抄。另外，刊印的拓片图中，隐约可辨“玉”字无点，中间一横过细、下横过短，或应为“士”字。此外，需要提到的是，这通碑阴面施财花名刻记，“斜曲里梁□、陈士崎各银一钱”， 对照前述第 7、14、19 号石刻题署，斜曲（村）有石工“陈一经”，陈一经之子陈纲，陈纲之子有“陈士琦”。施财花名中出现的斜曲里陈士崎，就应为陈士琦，这也是对陈一经三代人定居斜曲村的一种证明。

22、清顺治十四年（1657 年）《东华山庙摩崖石刻》， 位于卫庄镇张上村东华山庙， 题署“石工：梁标、男如玉， 陈士奇”[6]。 前述第 6、7、8、10、13号石刻题署表明， 陈氏石工家族常与梁姓石工合刻碑石。此碑刻题署“陈士奇”，“奇”“琦”同音可通假，陈士奇应与陈氏家族第五代陈士琦为同一人。目前所见，这是绛县陈氏石工家族镌刻时间最晚的一处石刻。

包括明代万历时期《重修南柳泰山庙碑》，上述陈氏石工家族石刻总计 23 件。明万历十七年（1589 年）《明故赐进士奉直大夫秦州知州莱庵张公墓表》存放在绛县西部横水镇柳庄村；绛县东部磨里镇（回马岭村歪头山、庞家岭村、东官庄村）存放有 17 件；其他 5 件分别存放于绛县东部南樊镇南柳泰山庙、大交镇续鲁村、安峪镇郇王村、绛县县城、卫庄镇张上村东华山庙。观察这些石刻存放地，可初步得出结论，绛县县城东部是陈氏石工家族活动集中的区域，时间最早的明万历时期《重修南柳泰山庙碑》和《明故赐进士奉直大夫秦州知州莱庵张公墓表》存放地，是陈氏家族活动区域的北界和西界。这片活动区域中，应该还有其他陈氏家族的石刻作品有待发现。绛县陈氏石工家族五代人，可作如下概括：

第一代，陈福。他从稷山县来到绛县的时间应早于万历十七年（1589 年）。

第二代，陈万良、陈万仓。题署时间最早为明万历十七年（1589 年）， 最晚是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他们二人是否定居绛县，暂未发现确切史料。

第三代，陈一策、陈一书、陈一经、陈一学。题署时间最早为明万历十七年（1589 年），最晚是明崇祯八年（1635 年）。陈一经定居于绛县斜曲村，陈一学定居于绛县孙王里（ 村）。兄弟两人从事刻石的时间，分别不少于 32 年和 39 年。陈一策、陈一书是否定居绛县，缺乏相关记载。陈一学定居的孙王里（村）， 有陈一德和陈一道，不排除他们与陈一学为同族人。

第四代，陈纪、陈纲、陈标，确切题署最早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 最晚是清顺治六年（1649 年）。陈纪、陈纲从事刻石的时间， 分别不少于 12 年和 22 年。陈标的题署资料仅出现于一通纪年不详的明代碑刻上。

第五代，陈士瑚、陈士琦、陈士璯。确切题署最早为顺治三年（1646 年）， 最晚是清顺治十四年（1657 年）， 陈士瑚、陈士琦从事刻石的确切时间，不少于6 年和9 年。

如果第 18 号明碑所定时代无误，则两人从事刻石的确切时间更长。陈士璯的题署资料仅在顺治六年（1649 年） 出现一次。

清顺治十四年（1657 年）以后，绛县石刻中再次见到陈姓石工题署的时间为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 也就是卫庄镇雎村的《北李第五世祖下院公墓表》，这通碑刻上题署“ 玉人： 陈□、陈谏言、陈锦仝镌”，这三人以及此后绛县石刻中的其他陈姓石工，除了同为“陈”姓外，尚未发现与上述陈氏石工家族有关的信息，笔者未将他们列入陈氏家族序列中。绛县刊布的明代石刻史料中，另有 5 件碑石，应该和陈氏石工家族有关。分别是：（1） 隆 庆 五 年（1571 年）《青原里坡底村重修二圣庙碣记》，现存横水镇坡底村，题署“石匠：黄旗、陈万夔、黄道”[2]。（2）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增修学宫碑记》，现存绛县文庙， 题署“石匠陈一儒刊”。（3）明天启元年（1621 年）《明承务郎陕西西平凉府固原州同知张公暨配李安人继配朱安人合葬墓志铭》，现存横水镇柳庄村，题署“石工陈一 忠 刊”。（4） 明 崇 祯十五年（1642 年）《重修观音堂碑记》，现存冷口乡宋西村，题署“石工陈一忠”。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
《重修香严寺碑记》，现存横水镇横南村，题署“石工： 陈一忠；男尧道、舜道”[3]。以上 5 件碑石，现存地点主要在今绛县西半部。从这 5 件碑石题署来看，陈一儒、陈一忠刻碑时间晚于陈万夔33—50 年。陈万夔刻碑时间， 距陈氏石工家族最早确切刻石时间明万历十七年（1589 年）相差 18 年。陈万夔和陈万良、陈万仓具备同辈人称名特征；陈一儒、陈一忠和陈氏家族第四代人陈一策、陈一书、陈一经、陈一学等人，同在绛县、同为明晚期、同为石工、同为陈姓，且具备同辈人称名特征。依此判断，他们和稷山县迁来的陈氏石工家族关系密切。但是， 陈一忠之子尧道和舜道，与陈氏石工家族第四代陈纪、陈纲、陈标，并无同辈人称名特征； 陈万夔、陈一儒、陈一忠的父子和兄弟关系无题署资料可证，他们也不曾和陈氏石工家族五代人的题署发生关联，甚至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和陈氏石工家族也有区别。基于这些理由， 笔者暂时未将他们纳入绛县陈氏石工家族序列。陈万夔、陈一儒、陈一忠与绛县陈氏石工家族的关系究竟如何， 期待新史料的发现。

国内研究石工的专著《石刻考工录》和《石刻刻工研究》出版之际，绛县石刻资料尚未刊布 ，所以这两册书中未见绛县陈氏石工家族。本文所做的史料归纳和分析， 扩展和加深了对运城市明清两代刻石手工业和地方史的认识，丰富了运城市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的社会图景。同时，也为古代技术移民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事例。绛县陈氏石工家族，是运城市目前发现唯一延续五代的明清石工家族，与此有关的几件关键石刻，应视作珍贵文物加以保护。

（丁金龙/文  作者工作单位：运城市文物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