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室典籍神秘失踪，人类文化史的巨大损失

周室典籍神秘失踪，人类文化史的巨大损失。

人类发明使用文字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与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符号属于文字的标准有关，当然也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有关。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一般来说即早于4200年前）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它们通常被保存在陶器、骨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根据中国远古传说（它们也是人类早期记录信息的载体），伏羲时代已经创造出复杂的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已经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

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有“典”字和“册”字，它们又连称为“典册”；从其文字的象形结构可知，它们是用绳子将若干个长方条形的木版或竹版串起来，其用途则是在上面刻写或书写文字。根据古人的记忆，殷商先人“有册有典”，也就是说那时便已经有图书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典册实物，最早的只是战国时代的竹简。

根据《尚书序》记载，我国上古帝王遗书有《三坟》（记述三皇事迹，“坟”可能指泥版图书）、《五典》（记述五帝事迹，“典”为木简或竹简图书）、《八索》（即易经八卦的原版，“索”为结绳纪事符号体系）和《九丘》。《尚书序》解释《九丘》为：“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显然，《九丘》一书正是国土资源白皮书。

随着文字的使用，记录有文字信息以及符号、图画的载体（亦即图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们被集中收藏起来，以供人们查阅和长期保存，于是便出现了图书馆。据《人类文明编年纪事》（德国学者维尔纳•施泰因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一书，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赫梯王国首都哈图萨斯（今土耳其波加兹刻伊）已建有图书馆，收藏着大量楔形文字泥版文献，内容涉及法律、条约、编年史、庆典记述和书信等。约在公元前650年，尼尼微（亚述）泥版大图书馆收藏有20 000多块泥版，内容包括用苏美尔文字写成的古老诗歌、教科书、语法书，以及有关买卖、交换、租赁、租佃、利息和封分采邑的文件、契约。到了公元前2世纪，罗马已经出现了图书出版和发行业。

中国的图书档案文献馆，至少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吕氏春秋•先识》记有：“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这表明我国在夏代已有图书典籍，商代当然也有典籍图书，而且这些图书最终又都被收入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里。

令人遗憾的是，周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档案、文献典籍在2500年前神秘地失踪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占卜后被遗弃的殷商甲骨文和周朝甲骨文），它们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而去；以致我们今天不得不下大力气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为的是搞清楚西周的编年史、商代的编年史、夏代的编年史（其实，我们还应当搞清楚先夏史，而周室典籍中很可能也有先夏史的内容）。

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因嫡长子不久亦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乱，嫡次子王子丐被立为周敬王，庶长子王子朝将王子丐驱逐出王城（今日洛阳）并自立为王；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国出兵支持周敬王复位，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遂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此事件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从此，这批无价之宝的图书文献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上，除了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春秋战国以前的图书档案文献资料的实物。

由于管理周室典籍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而王子朝又是有计划地撤离，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推论，即与王子朝同行的应当还有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员和学者，其中很可能也有大思想家老子，因为老子长期供职于周王室图书馆，而老子之所以辞周退隐当亦与此事变有关。至于王子朝携带周室典籍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表明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正统继位人；

事实上，《左传》还记有王子朝撤离王城后曾派使者去各诸侯国寻求支持，显然他仍然在为复位而努力。据此，我们还可以推知，王子朝除了携带周室典籍之外，还会携带走相当数量的周王室青铜礼器，以及大量的工匠，因为青铜礼器也是王权的重要象征。

那么，王子朝奔楚之后定居在什么地方，周室典籍又到哪里去了呢？目前流传下来的史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线索是《皇览》（三国魏文帝时编写的百科全书）的记载：“（王）子朝冢在南阳西鄂县，今西鄂晁氏自谓子朝后也。”也就是说，王子朝的墓在今日南阳石桥镇；此外，今日南阳地区的镇平县有地名晁陂，这些地方可能都是王子朝后裔的聚居地。据此，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看法，即王子朝奔楚之后，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定居在楚国都城，而是选择在既安全又靠近周王室所在地的南阳定居；与此同时，王子朝也不会把周室典籍交给楚国君臣，而这样做的目的仍然是要保持自己是周王室合法继位人的宿求。

公元前505年，周敬王派人入楚刺杀了王子朝，《左传》在记录此事时没有再提及周室典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此之后的2500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文人学者去追寻周室典籍的下落，这批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就这样被国人遗忘了。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道篇》记有孔子曾准备把自己的著作送到周王室图书馆，似乎表明周敬王有意征集天下图书重建王室图书馆；此外，所谓孔子五十岁才读到《易经》的说法，以及所谓孔子删编《书经》、《诗经》的记载，均表明着周室典籍的外传（实际上是孔子只收集到很少一部分外传的周室典籍）。事实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和私学的兴起，恐怕更是直接受益于周室典籍的外传。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谈到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奇书《山海经》，它仿佛是在西汉时期突然冒出来的，可是它记载的内容却非常古远。根据笔者对《山海经》长达二十余年的研究，现存《山海经》一书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周代的《海内五经》这四部分内容合辑而成的，其中《五藏山经》乃是帝禹时代的国土资源考察白皮书（画家孙晓琴根据笔者对《山海经》地理方位的考证，创作出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记述的447座山，以及相关的水系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自然动物和由人装扮的神异动物473处、人文活动场景95处一一绘出。

那么，究竟谁是《山海经》一书的编辑者（包括翻译和部分内容的改写）呢？这个问题已经争论许多年了。笔者认为，《山海经》的编辑者，正是追随王子朝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员、学者或其后裔，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足够多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而且，《山海经》一书由于其具有独特的政治、军事、经济价值，很可能被王子朝作为见面礼送给了楚王，并被楚国作为机密文献深藏起来；事实上，在先秦诸子百家里，唯有屈原的著作（《天问》、《九歌》等）中引用了大量《山海经》里的内容。此后，秦国灭楚，《山海经》等典籍被收藏入秦国图书馆里；接下来，刘邦率先兵入咸阳，萧何将秦国图书馆的图书典籍悉数收藏，其中应当包括《山海经》一书；刘邦平定天下后，由于时过境迁，《山海经》的军事地理价值不再重要，该书才被解密，世人方知有《山海经》一书。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外传的并不是全部的周室典籍，而且也不都是周室典籍的原本或原始文献，而是有选择的抄写本。也就是说，追随（自愿或被迫）王子朝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馆的官员和学者（及其后裔），为了谋生而开始了抄书、编书、卖书的生涯，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图书出版业了，它的出现正好与私学的兴起同步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

最后，强调指出的是，两千五百年前发生在我国的周朝王室藏书整体失踪案，对人类文明文化史来说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一项巨大的损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它们，那又将是人类的一大幸事，许多千古文化之谜都将迎刃而解，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