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与司马迁的古史观

《史记·五帝本纪》构建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传承的古史谱系，这一谱系长期遭到质疑，并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神话历史化的例证。然而，随着地下文物不断出土，史前文明不断发现，我们不仅需重新审视司马迁构建的五帝谱系，而且更需重新理解其为何书写，以及其中蕴藏的古史观念。

    以雅求美的书写原则

    关于《五帝本纪》的书写，该篇篇末的“太史公曰”，给出了三个重要信息：

    一是创作动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说明司马迁的创作缘于《尚书》没有记载尧以前的历史，希望补缀历史缺憾，补齐中国上古史发展脉络。这样的使命感，体现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勇气和魄力。

    二是文献来源：“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说明司马迁所据文献以传世文献为主，田野考察资料为辅。传世文献，主要有《尚书》、诸子百家著作、《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国语》等；田野考察资料，主要是司马迁前往传说中五帝到过的空桐、涿鹿、东海、江淮等地，向当地长者调研获得的口耳相传资料。

    三是文献处理方式：“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参以前段所引，可知司马迁将搜集到的田野考察资料与传世的古文进行过对比分析，剔除“不雅驯”者，而保留下典雅之训。所谓“古文”，即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所云：“若《五帝德》、若《帝系姓》、若《谍记》、若《春秋历谱谍》、若《国语》、若《春秋左氏传》、若《孔氏弟子籍》，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司马迁将田野考察资料与《五帝德》等古文典籍对比分析后，还得出了它们对五帝风教记载具有一致性的重要结论。
    以上信息，表明了《五帝本纪》书写的基本原则：全面网罗文献资料，择雅黜野，析理探赜，按照时间先后次序，对五帝历史进行整齐编排。

    就《五帝本纪》对五帝谱系的言说来看，黄帝为少典之子，传位给其子颛顼，颛顼传位给族子帝喾，帝喾传位给其子尧，尧将帝位禅让给同族玄孙舜。这一帝位传承依据的不是嫡长子继承制，而是继承者的德才。如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帝喾“顺天之义，知民之急”；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舜“行厚德，远佞人”。并且，五帝均勤政爱民，知人善用，重视教化，功勋卓著，深受百姓拥戴。这样的书写，展示的是一幅理想的政治图景，体现的是一种以雅求美的古史书写原则。

    继往开来的古史观

    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疆域空前阔大。诚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说：“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当时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往来、融合，盛况空前。回溯过去，是为了构建当下，开创未来。受时代感召，司马迁通过对古史的回溯，对五帝时代进行整齐、重构，“为后世史家立则发凡”（钱钟书《管锥编》）。基于此，他描绘的五帝时代蓝图除了君明臣贤、以德治国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幅员辽阔的大一统。黄帝时代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空桐，北至涿鹿；颛顼时代东至蟠木，南至交趾，西至流沙，北至幽陵；帝尧时代东至旸谷，南至南交，西至昧谷，北至幽都。这些五帝疆域的描述，其实是建立在古史传说与汉帝国实际疆域基础上的想象，体现的是汉武帝时代大一统的思想。

    二是民族和谐的大融合。根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五帝其实并非直系亲属关系，而是分属于远古时代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氏族。但在《五帝本纪》中，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的子孙。此外，夏禹、殷契、周后稷均为黄帝玄孙，秦、匈奴亦为黄帝的后代，东越、南越、西南夷的先君也都可以溯源到黄帝。这一书写，其实是将汉武帝以前各民族的文化记忆进行了重构，表现了早期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要而言之，《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在大量早期文献和文化记忆基础上所进行的文化建构。它虽然不是“信史”，却包含了上古以来各民族丰富的历史记忆，说明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虽有“拼凑”之痕，却符合中华民族多源共生的融合过程，体现了大一统的文化理想。正因为如此，“炎黄”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才被后世所认可，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起着无可估量的巨大凝聚力量。　

（龙文玲/文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