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薛西街，一处不断变换的风景

有人问，汉薛是哪儿？

我说，汉薛是运城市万荣县东最大的村子，镇政府所在地，一个越来越好的地方。

我介绍汉薛村时，把这么一句放在本文最前面一定不是多余的，在汉薛人眼里这句话必不可少，至少在这个既非名人故里又非山川秀美之地，明确标示出了吾村的地理方位及特点。除此之外，作为自己的家乡我当然清楚，在汉薛，有些东西是站立的，有些是行走的，也有些东西在慢慢蒸发。看过我很多文字的人大多已经熟悉“汉薛”这个地名了，她多次出现的我的文章里，甚至在我的小说里也悄悄地虚构一处文学地标上的“汉薛”，只不过她换了一个名字叫——歇村。其实在当地，汉薛的另一个名字就叫薛村，本地“薛”的发音与“歇”相同，由东西两个薛村合二为一，我意会的“歇村”取了此地可作商贾武将“歇脚、歇马”、文人雅士“歇养、歇心”之义。不过，汉薛作为古万泉县东乡的集贸与交通要冲，由“薛”而“歇”也决非虚妄。

很多汉薛本地人和关心汉薛的外地朋友通过网络报纸看到了我写过的《汉薛以东》，他们觉得我应该趁手热接着再写《汉薛以西》。我心里暗忖，汉薛在本地人眼里虽是几千口人的庞然大物，但在外人眼里不过一个小地方，要按东西南北方位顺序来写，或许有人还等着看你写春夏秋冬四时流转呢，那样倒是平常且累赘了。对汉薛来说并无更多意义，不过是流水账似的“流水有意”，而外面那些走马观花者必是“落花无情”，哪个有心思在意一处村子的那点家长里短呢？不如拣要紧的说两句，大家尚存兴趣。那么，汉薛的要紧处何在？窃以为，就在本文标题所取的四个字：汉薛西街。

尽管现在的汉薛以村中心十字路口为基点，辟出了东西南北四条主街，但在我眼里体量最大、位置最佳、发展最快、距离最长的街区，就要数汉薛西街了。且不说以前的西街，就现在而言，西街之于万荣汉薛好比华尔街之于纽约、新宿之于东京、南京路之于上海、滨江道之于天津。若是照着作家梁鸿那样写一本《出汉薛记》，可以从任何一个方位写出史诗般的漫长跋涉，而唯有穿西街走运稷线才是汉薛通向繁华、通向城市、通向远方的必由之路。如果说“汉薛以东”是村东人活动最多的地域，那么“汉薛西街”则是所有汉薛人和汉薛以外人到汉薛的必经之地。且看一个村子西街上的政商阵容，你就明白西街之于汉薛决非浪得虚名。我曾测过，从汉薛十字街口的“奎娃鞋店”步行至西街尾的“车站饭店”大约一公里多的距离，而这千米之地却聚集了镇政府、供销合作社、信用社、国税所、粮站、花站、汇民银行、派出所、邮政支局、生资公司、国家电网、兽医站等诸多单位，至于大大小小的饭店、超市、商铺、果库、快递、电商和家户，再借两只手也数不过来。

大凡着墨市井百态家长里短的故事都是好文章。我曾经想写一篇小说，名字就是《风流西街》。后来怕被人对号入座，恐哪次回村路过西街时，被拦住讨要说法，就放弃了。当然，这个“风流”并不完全指的是生活作风方面，而是毛泽东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风流，也有辛稼轩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风流，在我眼里这个“风流”还有引一时之风气之风流。现在的汉薛西街，商业的味道浓了些，我少年时期的西街则偏重于文化，在村里我最心仪的几处颇有文化气氛的地方几乎都在西街。比如，镇政府，我们私下里习惯沿袭过去叫“公社”，少时常混进去看报看电视看宣传栏中的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那时，镇政府的管理也宽厚，晚上凑在大会议室的长椅上安安静静看电视人家也不撵，只是别人看什么只好硬着头皮跟着看什么，看了很多那时的电视剧、春晚和德德玛唱的歌，也跟着书记镇长看了不少不同层级“全会”的新闻报道。说句不谦虚的话，个人理想信念和政治觉悟之所以初心如磐，恐怕有赖于当年在“公社”蹭“文化”、耳濡目染打下的“童子功”。前几年，在京偶遇一位大领导，一番寒暄后竟是万荣老乡，不由得亲密有加。接着再叙，得知他家老父亲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汉薛镇工作，遂觉如亲人相见。等他描摹出父亲当年的大致模样，我禁不住拊掌大笑说，可能某年某月某日晚上我还在令尊大人带领下学习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呢。他闻之诧异，问我何时参加工作加入组织，我开玩笑说那时算是以预备身份列席会议，并说明原委。说完又一起大笑，直笑得肋骨疼，好像这几条瘦弱的骨头上还穿着许多年前的时光。

当年西街还有一处吸引我的地方，便是文化站。文化站内有几排平房，墙上除了四围有招贴画之外不记得再有什么陈列，最主要的功能便是放映露天电影。与平日大队老式的16毫米胶片放映机不同，文化站的电影放映机确是层高一级，可以达到普通影院的放映水准。那个时候，正是武打电影风靡全国的年代，八十年代比较有影响力的国产港产武打“巨片”，几乎都是在当年的文化站看的，比如《少林寺》和《少林小子》《南北少林》等，还有《南拳王》《武林志》《自古英雄出少年》《塞外夺宝》等等。银幕上刀剑叮当、风云诡谲，一遍遍激荡着少年心扉，令人无比向往那个风雨飘萍、沧海横流的虚幻江湖。万荣县曾是全国学拼音学普通话示范县，在青谷村开过全国现场会，国家领导人吴玉章还亲临万荣观摩。那时镇文化站的电影放映员叫引召或陇生（音）竟然也能用标准的普通话给幻灯片配音，当他们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播报电影讯息时，已不再像大队放映员那样使用“彩色战斗故事片”的噱头，而是换作“彩色遮幅宽银幕武打片”。也许是电影文化的魔力使然，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声音也充满了诱人的磁性，而且很大一部分有赖于由他们带给大家“遮幅宽银幕武打片”的喜讯，我分明感觉得到他们在播报的同时内心也是激动的，好像那些电影他们参与了拍摄，或是他们提前先看了一遍，得忍住按捺不住的剧透冲动。记得接近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一部叫《西安杀戮》的动作片，香港导演张彻的代表作，动作和枪战场面极为火爆，打斗的同时增加了有惊人耗弹量的枪战情节，电影讯息是大约是陇生广播的，他以李默然式的配音模式，用深沉的男中音把“西—安—杀—戮”拖腔念出来，完全符合张彻对此片的定位，残酷而暴力，神秘而诡异，一种时尚新潮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文化站的遮幅宽银幕是好，但是需要买票，奈何电影常有票不常有，不买票的时候我们像猴子一样爬上隔墙外的泡桐树观看，睡着了从树上掉下来也摔不坏，爬起来接着上树看。在树上观影虽不便，却阴差阳错有了俯瞰的视角。八十年代的农村夜晚灯火还没有多少，黑寂的村庄衬托下，西街文化站的一方小院显得格外明亮而喧闹，尤其是那块宽银幕在略微促狭的文化站院内显得超级宽阔，音响也超级震撼。有人说文化站的电影已经跟城里的电影院差不多了，除了露天之外，没有什么不好。我那时还没去过城里的影院，不过露天对于我们也是好的，自在、洒脱、开放、不羁，没有固定座位，任意坐哪儿都行，电影看累了还可以抬头看天上的星星，文化站的星星比别的地方都稠。

与文化站的热闹不同，位于汉薛西街的新华书店是一处安静的乡村文化地标。于我，西街书店是常去朝拜的圣地，而且是西街最好的去处，没有之一。村里的书店，多年以来我一直尾随其后，穷追不舍，当年它落魄在南街菜市边的一处逼仄陋屋，图书与瓜菜为伍摆在一起，门脸是黑门黑窗的家户模样，下地式的脚底（本地俗语，相当于地板），撞头式的门楣，个子高点需要低头哈腰钻进去，光线也不好，唯一的好处是没有书架，图书摆放几乎是开放式的，有点像现在的自选书店，不买也可以翻一翻。后来，不知哪一天书店忽然就搬到了阔绰的西街上了，而且是正南正北的阳面临街正房，一水的水漫青砖铁锈色朱门，连柜台也是青砖砌的基座顶着木板镶的玻璃柜组合，高得像鲁迅眼里“比他高一头”的当铺柜台。西街书店不算小，只是书不甚多，看书买书的人更少，书自然随便翻不成了。不过我到书店即便不是为了买书，单是闻一闻书香、看一看书皮也是愿意的，新书的油墨香味有一种新学期刚发新书时的感觉，闻其香如入芝兰之室，欲语还休、如梦如幻，令人痴迷。那时的书跟现在的价格相比只相当于一个零头，这是我们在孔夫子网淘旧书时常有的错觉。八十年代的书好像是很便宜，廉价到了几角几分钱的感觉，厚一点的一块两块算是到顶了，可那时口袋没钱，十块钱的大团结即是一笔巨款，家里能拿出千元的便是富裕人家，等到村里有了几个万元户出现的时候，怎么看怎么觉得像传说中的资本家。一日中午，正值盛夏，西街书店被桐树掩映着像是睡着了一般，店里的人也半睡不醒地没心思招呼我们三个比柜台高不了许多的孩子。书的味道太诱人了，柜台又太高，我们仨小家伙纵身一跃正好可以把腰搭上柜台往书架看，瞥见柜台内侧地上也摞着书，胆大的四眼就顺手抽了一本下来，趁人不注意赶紧撤退。一路上并不知道是什么书，但摸着四眼贴在跨栏背心内侧的大厚书，我们心花怒放，像是掘到了宝藏。心理学研究表明，那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是一种“病”，一种干坏事时肾上腺突然增值产生的兴奋，这“病”一直到了西街的僻静处才有了解药。拿出来一看，却大为扫兴，是研究《反杜林论》的一本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不是四眼他们的菜，顺手丢给了我。那时我正在家里看一本1963年版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作者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是我那时盲目追求高大上的政治理论著作，当时家里挖地三尺能找到的三本书分别是《毛泽东选集》中的一册、《反杜林论》和一本竖排繁体字版的《三国演义（上）》。这三本书中最需要解读的正是烧脑的《反杜林论》。此书我能看懂且吸引我的地方是与正文文字一样多的注释条目，有许多德国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识，还有许多奇怪的德国名字的注释，比如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时候我无比惊奇于生命中某些近乎宿命的巧合：中考时，我成绩最好的一科是政治，结果顺理成章地成为高中时的政治科代表，高考适逢九十年代初，全国正是一片浪奔浪涌的下海热潮，我唯恐避政治不及地报了清一色的经济专业，结果却在第一志愿流档后被无情地调剂到了备受冷落的政治系。大学时，政治专业要读很多原著，老师心不在焉地告诉我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定要读的，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内在联系。听到《反杜林论》的那一刻，我脑子里嗡得一声瞬间闪回到了汉薛西街。原来当年四眼丢给我的一本《反杜林论》研究专著竟是政治专业的“武功秘籍”，其价值不亚于华山论剑众高手争夺的《九阴真经》，可惜那本书到底还是心亏悄悄还给了西街书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后来西街再也没有了书店。

如前所述，汉薛西街有镇政府和派出所，别看这两个单位行政级别不高，却正经是全汉薛镇政法系统力量最集中的地方，尤其是政法工作的宣传效应体现得尤为突出。上世纪八十年代，镇政府对面的贸易货栈临街墙上经常张贴有政法系统的各种告示，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严打”时的一系列公检法的通告，隔一段时间就贴一溜。有通缉“二王”的，有判处有期徒刑的，有划红叉处以极刑的。有一个落款的名字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时任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吕喜凤”三个字，而且还是醒目有力的手写体，每看一回都能由衷感到法律的威严。记得有大一点的孩子们指着吕喜凤的名字胡煽，说在运城，那些犯了事儿的，都是吕喜凤白天骑自行车带枪一个一个逮了，然后晚上也是她拿笔点灯熬油一个一个签字划叉，该判的判、该毙的毙，让她盯住了准跑不了，村里但凡有小偷小摸手脚不稳的提起吕喜凤的名字都能吓尿了。后来我查资料，了解到吕喜凤同志是1980年到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她在中院时正是八十年代风风火火的那几年，之前当过公社书记、县委书记，之后先后任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地委政法委副书记、书记等，办案风格泼辣果敢、不徇私情，常常是亲自调查、无私无畏，工作期间因病去世。那段时间，我开始攻读家里那本竖排繁体字的《三国演义》残本，号称“人中龙凤”的吕布一定是当仁不让的三国最厉害的角色，莫说刘关张一起上才打了个平手，就是曹魏、孙吴手下猛将如林又有哪个是人家吕奉先的对手呢？一个是书中的战神吕布，一个是告示上令不法分子肝儿颤的法院院长吕喜凤，不知怎么就把二吕联系在一起，男的就服吕奉先，女中豪杰当吕喜凤莫属。多年以后，就在当下某个时间，我还能清晰记起张贴于西街墙上的“吕喜凤”三个墨色大字，历经风雨冲洗，竟无褪色。我们之间既无交情也不认识，能被这个名字不断激活，只能说明当年汉薛西街有她签名画红钩的诸多告示令我刻骨铭心，达到了警示教育的效果。

最早，出汉薛村主要走东路再往南奔运城三路里和夏县闻喜方向而去，因此村东要略繁盛些，村西要比现在冷清。有外地朋友考证早先汉薛村西一片麦地中还有唐朝墓葬，古时尚存石人石马，因偏僻得以留存，倒是有些气象。后来，运稷线开通后，大道朝西，西去出村就必走村西了，西街才慢慢有了规模。虽然西街在汉薛村史中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极为重要，历来是新兴商业体集中发展的地方，除了前述镇政府、派出所、银行、税务、邮政、电力之外，当下更是囊括了桃果交易、电商平台、土产日杂、服务贸易等各种新老业态。如此，西街之于汉薛的重要性是当之无愧的，不仅经济体量大，又是出村要道，从西街一路向西，走着走着，便走向更远的地方。

有故乡的人，才有远方。此去经年偶尔回来看看，映入眼帘的西街已是物是人非，与很多发展中的中国乡镇没有分别，甚至单看照片几乎辨认不出来，完全没有了以前记忆里那种特别样貌和特定气息，似乎缺少点文化的点缀和增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长久。文化是可以管长远的，是可以文明精神的。如今的汉薛西街要是再增加点有地域特点的文化场所、地标建筑或土特非遗产品展销、风味美食集散就更好了。不过，看现在西街愈加宽阔、现代商贸愈加兴旺发达、人气也愈盛，生机勃发、蕴藉无穷，倒也令人欣慰。发展总会丢掉一些怀念的东西，发展也会让有的变得更好些。德国作家黑塞说，“没有永恒这个词，一切都是风景”，西街也是汉薛村一处不断变幻的风景。作为一地之风向，愿岁岁年年西街那一番风景，不惧风雨、常驻风流、引领风骚，让站立的挺拔成脊梁，让行走的看见远方，让蒸发的化为雨露。如此，汉薛西街，如何不是风流西街？

插图：原少杰

文：李耀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