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幼儿园老师（散文）_谢全登

我的幼儿园老师

我的幼儿园老师姓朱，男性，教我们时已六十有余。

朱老师是一位很严肃的老师，不苟言笑，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虽已过去40余年了，仍历历在目。圆脑，不多的白发虽根根竖立，很冲也很刚，不怒自威。老师严谨认真，一身粗黑布衣服，总是浆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扑面而来的文化人气息让我们一群毛孩子都很怕他。

上世纪70年代末，村里没有幼儿园，为了让一群成天在外疯打的孩子早一点接受启蒙教育，村里决定办个幼稚班，于是把刚建成准备办供销点的房子腾出来作为幼儿班教室用，全村5岁6岁的孩子均可报名上学。一间教室，一个班，一个老师，无大班小班之分，统统“一锅炖”。

据说当初办幼儿园的想法确定后，聘请谁当老师也着实让大队干部伤了一番脑筋，前思后想，想到了北村退休在家的朱老师。后来听人说，请朱老师的理由很充分，朱老师在全县好多学校都教过书，学识肯定没问题，虽说没带过幼儿，但教过私塾，教幼儿园娃娃还不是绰绰有余？于是上门礼请。朱老师倒也痛快，欣然接受。就这样，一间临时借的教室、一个老教师、一群毛孩子硬是轰轰烈烈地开园啦！

班里40多个孩子，基本都是五六岁的“毛蛋蛋”。光有教室不行，课桌椅怎么办？朱老师自有办法，找大人帮忙从大队部砖堆处搬来新砖，也没有什么讲究，就是方方正正、稳稳当当垒成两个底座，高度适合孩子趴在上面写字即可，然后把教室里面放的新裁的木板抬到上面，长的一排一个，短的一排两个，课桌即成。坐椅嘛，自己解决。于是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好看的、丑陋的小板凳统统让我们从家里收集到教室，在朱老师的指导下摆放到位，倒也不难看。没有黑板，到小学要个小黑板，墙上钉个钉子，挂上正好；没有课本，朱老师自己编，于是课堂上，40余个小脑袋在朱老师“老”脑袋的带领下，整齐划一，错落有致，摇摇晃晃，“a、o、e、i、u、ü”“上、中、下、人、口、手……”，声音略显稚嫩，但很响亮。朱老师不笑，我们也有板有眼。

转眼间，幼稚班教学已过半年，在朱老师的严格管教下，我们也越来越有学生样了，同时，求学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为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开过年后的一天，朱老师从家里带来一摞《毛泽东选集》，叫我到前边，手一挥说“分书”。原来，朱老师把自家的几卷毛选分拆装订，每人一叠，权作课本。我们拿到手，密密麻麻全是字，不认识。朱老师说：“从上面找自己认识的字，读和写。”那时农村家庭多数困难，上幼稚班能买起本子的凤毛麟角，朱老师说：“在每页书的上、下、右边空白处写。”40多个孩子个个情绪高涨，教室里声音骤响：“这个我认识，上”“这个是山”“这个是人。”一叠《毛选》就这样成了我们至高无上的宝贝。堂弟随母到父亲当兵的北京随军，走到离村五六里远的尊村，想起“宝贝课本”未带，哭着让母亲折回从家里拿来，带到北京。

后来，我们幼儿园毕业，到村小上学，村里后来也有了真正的幼儿园，有了桌椅、老师，我们的幼儿园也回归本质，变成供销点。再后来，自己外出求学工作，但对朱老师的印记，永远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