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远： 一片混血的土地

一片混血的土地

一

阿提拉在欧洲攻城掠地之时，中国北方，鲜卑人拓跋焘正在进行着汉胡融合伟业，击败大夏国后，再灭北燕、北凉，屡败东晋，迅速统一了北方。此时，失败的匈奴人失去了自己民族的名字，再没有人把他们称作匈奴，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此神秘消失了。与欧洲的匈奴人不一样的是，在农耕文化的同化中，他们消失的不仅仅是名字，连同匈奴人那种彪悍凶猛的血性也一并消失。更可怕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先辈那种抱成一团抗击外族的精神，只剩下了徒有其名的肉体，他们还能再度崛起，恢复匈奴人的雄风吗？

战场上的失败，让匈奴人不得不从马背上滚落下来，隐入人烟稀少的秦晋北部山区，将**弯刀收起，荷锄而耕，绩麻而衣，与汉人和其他民族杂居在一起，结亲通婚，繁衍着下一代，形成了一种混杂了多种血统的新人群。《太平寰宇记》说这些匈奴人“胡头汉舌，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因而，他们不再被视为匈奴，在汉人歧视性的称呼中，他们被叫作稽胡、步落稽、步落坚或者山胡，也有人称他们为匈奴的别种。然而，在他们一脉相承的信念里，自己始终是南匈奴人刘渊的后代，冒顿、刘渊永远是伟大的祖先。

《周书·稽胡传》中说：“自离石（今山西吕梁市）以西，安定（今甘肃定西市）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这就是北魏时期稽胡的居住范围，实际包括如今的晋陕两地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区。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稽胡过着与农耕民族一样的定居生活，在汉人的歧视中，尽管生存艰难，仍能平静生活。一旦不能忍受统治者的残暴，他们血管里流淌的匈奴人血液会被再次激荡起来。

从北魏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近200年的时间内，稽胡的暴动、起义从来没有中断过。

公元434年，还沉浸在剿灭大夏喜悦中的拓跋焘就差一点死在稽胡手里。没有了刘渊、赫连勃勃那样的强势人物，稽胡虽是匈奴后人，却是一盘散沙，与山里的毛贼无异。大夏灭亡后，有个叫白龙的稽胡部落酋长在西河作乱。拓跋焘御驾亲征，先抵达美稷（西汉置县，东汉中平年间徙汾阳），又前往隰城（今山西柳林县），下令让皇子阳平王拓跋它督率各路兵马进攻山胡部落。这位后来统一了中国北方的雄才霸主，根本没把稽胡放在眼里，经常带着几十名骑兵，登上山头察看地形。没想到白龙在山间十多个地方伏下精兵，出其不意冲杀过来，拓跋焘大惊，从马上跌落，差点被生擒活捉，多亏大将代州人陈建奋不顾身，受伤十余处，拼死相搏，杀山胡多人，才保护大魏皇帝平安脱险。九月，戊子（二十八日），北魏军大败山胡部落，斩杀了稽胡酋长白龙，屠杀全城居民。冬季，十月，甲午（初五），北魏军又攻克白龙余党据守的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诛杀数千人，将被杀稽胡部落士卒的妻子女儿赏赐给军中将士。

北魏末年，国中大乱，先爆发了北边六镇起义，各路豪强并起，契胡人尔朱荣、鲜卑人宇文泰乘势而起，掌握国政。汾州（今山西汾阳市）稽胡首领刘蠡升趁中原动荡之机，在云阳谷（在今山西右玉县东北云阳堡）聚众举兵反魏。《北史·齐本纪上》中说：“初，孝昌（525—527）中，山胡刘蠡升自称天子，年号神嘉，居云阳谷。西土岁被其寇，谓之胡荒。”当时北方各地叛乱四起，北魏朝廷剿不胜剿，一时腾不开手征剿威胁并不算太大的刘蠡升。与刘渊、赫连勃勃相比，刘蠡升致命的弱点是既胸无大志，又缺少匈奴人应有的彪悍骁勇，仅在山西中北部小打小闹，骚扰北魏，因而得以偏踞一隅，一晃就是近十年。十年工夫，沧海桑田，北魏政权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公元534年，称雄北方、立国149年的北魏帝国一分为二，高欢立清河王元亶之子元善见为帝，迁都于邺城，是为东魏；宇文泰毒杀魏孝武帝，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

东魏建立的第二年正月，东魏丞相高欢发兵袭击刘蠡升。

十年没有遭受战火袭扰的稽胡人早已失去了应有的警惕，首领刘蠡升也是高枕无忧，疏于戒备，结果被高欢突袭得手，刘蠡升只得率众退守云阳谷中。高欢见云阳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遂使用和亲诡计，遣使与刘蠡升约和，并许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其太子为妻。刘蠡升太过实在，相信了高欢的话，派太子到邺都迎亲。高欢对这个假女婿厚礼相待，却借故推缓婚期，暗中调兵遣将图谋奇袭。

刘蠡升见双方讲和，又结成姻亲，失去了戒心。高欢见刘蠡升中计，麻痹无备，出其不意举兵攻袭。失去警惕的刘蠡升大败，无力支撑，亲率轻骑外出征调兵马，被部将趁其不备斩下首级。

刘蠡升的余众仍坚持斗争，复立其三子南海王为帝，继续反抗朝廷。高欢不肯养虎遗患，进兵攻击，生擒了继任皇帝，并俘获了皇后、诸王、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得汉胡五万余户，建立十年之久的稽胡政权灭亡。

二

一条黄河将中国北方分成了东魏、西魏，两个割据政权隔河对峙，同时，也将散居于大河两岸的稽胡人分开。黄河西岸的稽胡同样让西魏不得安宁。公元539年，黑水（今宜川）部稽胡先发生叛乱。两年后，稽胡统帅、夏州刺史刘平伏占据上郡，连年暴乱，西魏“遣开府于谨讨平之。”西魏大统初年（548年），延州稽胡狼皮叛乱，西魏文帝派大将韩果出征讨伐，“胡地险阻，人迹罕至，果进兵穷讨，散其种落。稽胡惮果劲勇骄捷，号为著翅人。周文闻之，笑曰：‘著翅之名，宁灭飞将’。”（《周书·韩果传》）

北齐年间，大部分稽胡由于“与华民错居”，已转入定居生活，“其俗土著”，“分统郡县，列于编户”。但毕竟仍“有异齐民”，故不得不“轻其徭赋”。一部分居于“山谷阻深者”，则犹“未尽役属”。土著列于编户的，“亦知种田”（《周书·稽胡传》）。也就是说，这些稽胡会种田，不过种田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至于“山谷阻深者”，仍以畜牧为生，不接受北齐王朝派下的徭役。

台湾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说：“假使世界上有疯子建立的国家，北齐帝国就是了。”北齐的第一位皇帝高洋就是柏杨所说的疯子，昏庸无道，杀人为乐，奸淫奢侈，历代帝王们所有的劣行，几乎都在高洋身上得到体现。

高洋的残暴在一次讨伐稽胡的大屠杀中得到充分体现。“（天保）五年（554年）正月癸巳，帝（高洋）讨山胡，从离石道。遣太师、咸阳王斛律金从显州道（今原平市），常山王演从晋州道（今临汾市），掎角夹攻，大破之，斩首数万，获杂畜十余万，遂平石楼（今山西石楼县）。石楼绝险，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

还是这次对山胡人的大屠杀，《北史·齐本纪中》的记载比较详细：“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讨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已上皆斩，女子及幼弱以赏军。遂平石楼。石楼绝险，自魏代所不能至。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是役也，有都督战伤，其什长路晖礼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秽恶皆尽。自是始行威虐。”把十二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杀掉，妇女儿童作为赏品送给有功军士，这简直是一次种族灭绝。石楼县至今人口也不过十万，一千四百多年前，人口当更少，一次就被屠杀数万，可想而知，当时的石楼可真是万户萧瑟了。与石楼相邻的临汾市永和县人口则更少，直到现在仅有六万余口，是整个山西省人口最少的县份之一。也就是说，从高洋屠杀到现在，这一带的人口一直没能恢复。

中国历史上这种“屠城灭种”行为本不鲜见，更令人发指的是后面的描述，因为那个叫路晖礼的十户长没能及时抢救受伤的北齐都督，高洋气急败坏之下，竟命人挖出他的五脏，逼着其余的九户人家，连人肉带秽物一起吃下去。这可能是高洋当上皇帝后，第一次暴露出残暴狂虐的本性。

其实封建专制时代，所有的帝王都一样，不过残忍方式不同而已，只要统治地位受到威胁，自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数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胡人已经汉化，史家根据汉化程度的不同，将接受农耕文化较少，生活习俗与汉民族相差较大的胡人称之为“生胡”。这部分胡人，也就是稽胡。《周书·稽胡传》曾提到：“离石生胡数寇汾北，勋州刺史韦孝宽于险要筑城，置兵粮，以遏其路。”这些生胡居住地多在山间，“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颈饰。与华人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言语类夷狄，因译乃通。蹲踞无礼，贪而忍害。俗好淫秽，女尤甚，将嫁之夕，方与淫者叙离，夫氏闻之，以多为贵。既嫁，颇亦防闲，有犯奸者，随事惩罚。又兄弟死者，皆纳其妻。虽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华人。山谷阻深者，又未尽役属，而凶悍恃险，数为寇。”生胡的汉化过程很漫长，直到唐朝，还没有完全与汉人融合。

汉化较深的胡人就不一样了，除了长相略有区别，几乎与汉人无异，不光从形式上列于编户，交纳赋税，充支徭役，而且都有汉族姓氏，北魏时期的屠各族（匈奴别支），大多姓刘、李、金、董、梁。这些人不光接受了汉文化，有的甚至已入朝为官。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说的“胡头汉舌，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就是当时汉化胡人的写照。这些汉化较深的胡人多居住在关中一带。公元558年，北周明帝宇文毓即位第二年，曾下诏书说：“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南徙，皆称河南人，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就是说，自北周以后，汉化的胡人就都是关中人了。

历史上把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的汉化，称为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经过这次融合，匈奴人不存在了，鲜卑人不存在了，羯人也不存在了，汉民族的血管里从此流着胡人的血液，成为一个成分复杂的民族。千百年来，彪悍、凶猛，如同狼一般的动物习性，时常在汉民族的行为中表现出来，这可能就是胡人血缘的反应吧。

了解了这段历史，再看晋陕这两片黄土地，就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我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个纯种的汉人，谁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匈奴人、鲜卑人、羯人的后裔，因为，当年这几个民族，尤其是匈奴人就消失在这两片土地上，成为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当我们听到陕北高原悠扬的信天游、晋西北高原上的山曲儿时，也许会想到匈奴人狼一般的冲天嚎叫，想到我们的祖先也曾在草原上如狼一般奔跑。陕北，多么粗犷豪放的土地，然而，又是最倔强最有个性的地方，谁能说以后杀人如麻的李自成、张献忠、王嘉胤与刘渊不是同脉同根。也许，从如今陕北、晋西北人的长相中，就能找到匈奴人的影子，惟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这里的人，从来就与中庸的儒家文化格格不入；才能解释为什么这里的人与生俱来个性叛逆。正是这种个性，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活力。正如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所言：“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在此以后，中国将会进入一个生机勃勃的伟大时代。

韩振远/文